劳动者

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留出一段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间，已经是劳动者面临的现实需求。

他们花了四年时间，追踪了美国和丹麦近三十年的企业数据，试图破解一个困扰无数普通劳动者的谜案：为什么经济增长了，我的工资却没怎么涨？

我们刚才已经听过关于年长劳动者的讨论。

唯有把劳动者的权益、分配的公平嵌入技术发展的全过程，才能真正跨越“恩格斯停顿”，让新一轮技术革命普惠全民。

治理应兼顾技术源头引导与配套制度完善，尊重企业发展阶段差异，发挥规则规制的作用，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保障劳动者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建议，健全劳动者收益共享机制，把技能培训纳入公共服务与企业责任，完善算法治理和劳动保障，加大对中小民企普惠支持，探索多元渠道，让劳动者共享AI增值收益。

历史条件在变，制度设计也须落到劳动者收益与保障上。

“提升劳动者技能需要政府、企业和教育三方协同发力。

”郭怡笛认为，“面向未来，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可能有三方面变化。

未来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有哪些变化？

保留人工校对、将员工转到训练和维护岗位，或者取消原有岗位，对劳动者意味着不同的结果。

然而大龄劳动者恰恰是近年来就业增长贡献最大的人群（至少欧美国家是这样），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我们将再次面临如何妥善安置这些劳动者的难题。

当其转化为具身智能，当人形机器人真正获得智能，其对劳动者的影响很可能是最大的。

这些理念从商学院流向企业，从教科书流向董事会，最终改变了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工资单。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充分坚持引导、激励和规制，真正守住一条底线：从就业的角度来看，要让人工智能成为劳动者能力的增强器，而非劳动者岗位的破坏者。

与后者对岗位数量和就业总量的重视不同，“友好”将就业质量、劳动条件和劳动者谈判地位共同纳入框架，要求技术应用的方向应当是增强劳动者能力，而非替代劳动者。

与此同时，AI催生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趋于分散孤立，难以形成集体议价力量，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被放大，工会、集体谈判等传统保护制度面临挑战。

在这个非常、非常原子化的劳动力市场，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信息完全不对等。

大规模岗位置换和劳动力流转可能意味着，在岗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可能会扩大，因为高生产率的岗位薪资或会暴涨，而那些不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岗位薪资或将维持不变。

当前，有关部门正积极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开展集体协商、加大“新职伤”试点扩围、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切实增加劳动者的获得感。

相关解除还须遵守法律对特定劳动者的保护规定。

“从本质上讲，最低工资是针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法律保护性制度安排。

但如果保护劳动者的办法，是让提高效率的企业失去订单，让使用先进工具的企业承担额外成本，那么，善意就可能沿着相反的方向传递，最终伤害那些本来希望保护的人。

保护劳动者不能靠惩罚创新原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劳动者增收，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

唯有把劳动者的权益、分配的公平嵌入技术发展的全过程，才能真正跨越“恩格斯停顿”，让新一轮技术革命普惠全民。

当企业开始计算AI能够节省多少工时，劳动者能否获得准备下一份工作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