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就业友好”跑赢“就业替代”？

（来源：人民邮电报）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助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积极增强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赋能传统岗位、提升就业质量、激发创业活力的正面效应，有效减缓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

文件一经公布，“国办发文减缓人工智能就业替代影响”“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减缓岗位替代”等词条迅速冲上热搜。评论区里，“很有必要”“早该如此”“有就业才能有市场”的认同，与“AI的发展会受到限制吗”“这很难做到”的疑虑交织。

记者调查采访多个不同职业群体，大家看法各异。公共部门职员小赵表示：“具体怎么减缓？”新闻工作者小钱表示：“失业缓冲期怎么前置告知和后续安置？”人工智能专业人员小孙直言：“就业风险评估机制有多大实际效用？”互联网大厂职员小李提出：“未来如何让自己不被替代？”银行职员小周表示：“哪些是可以优先推广的行业？”

面对人工智能替代带来的现实焦虑，国家给出了政策回应。那么这份文件如何有效落实？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地赋能于人、激发就业正面效应？AI时代，不同行业群体又该如何主动适应、提前改变？

“就业友好”具体有哪些含义？

“就业友好”不是对替代的中性默许，而是对替代的方向和节奏作出有倾斜的引导。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工程师郭怡笛在接受《人民邮电》报记者采访时解释，“就业友好”在劳动经济学上容易与“就业优先”混同。与后者对岗位数量和就业总量的重视不同，“友好”将就业质量、劳动条件和劳动者谈判地位共同纳入框架，要求技术应用的方向应当是增强劳动者能力，而非替代劳动者。在她看来，“技术应当增强人的能力，而不是让就业创造跑在就业替代前面”。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吕本富在参加网易科技态度人物系列节目对话时表达了相近的判断，就业友好型人工智能，不是简单替代人，而是让人与机器互相赋能，可能会产生人机协同、岗位转换、创造新职业等三种形式。

在操作层面，《意见》已经划出边界：优先在劳动力紧缺、环境高危的岗位推广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则要求“稳慎把握应用的范围、力度、节奏”。

“减缓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该如何做？

“扭转的关键不是限制技术发展，而在于让制度比替代‘早到一步’。”郭怡笛告诉记者。

针对目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郭怡笛分析：“从技能层级来看，自动化早已侵蚀了基础体力劳动，生成式AI则进一步对中技能、可编码的岗位任务产生替代冲击，同时增加了对高技能岗位的需求，各技能层级之间的薪资差距在扩大。”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如果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保护不到位，这些被AI替代的中等技能劳动力可能陷入经济学上的“逆库兹涅茨化”陷阱，将进入一些更低生产率、更低保障的岗位，形成劳动力配置的逆向流动，造成效率损失。

对此，《意见》提出了应对策略，一方面从源头进行控制，“把就业影响算进AI应用的‘账本’”，如对市场准入领域可能造成较大就业冲击的AI应用场景项目，在评审时同步开展就业风险评估；另一方面，整合失业保险、就业补助、创业支持等财政资源，设立专项资金，针对受AI冲击严重行业和地区的失业人员，在参加转岗培训期间给予“兜底”，或对企业开展AI技能培训和转型就业给予一定税收抵免，促进被AI“挤出”的劳动者主动转型。

如何“完善人工智能应用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体系”？

“这份文件不是给AI踩刹车，而是给劳动者系上安全带。”郭怡笛表示，它既不会约束AI前沿技术迭代，也不会减缓AI的发展。

经济学家蔡昉曾表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冲击是“自动的、即时的”，而就业创造效应“既是延后的也非自然而然的”。如果这种不对称长期积累却缺乏制度干预，被替代群体的抵触、社会保护成本的不堪重负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会拉低原本由技术进步提升起来的生产率，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制度需平衡技术演进与民生安稳。具体而言，郭怡笛提出三方面监测预警措施：一是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评估机制，把评估嵌入应用场景的准入环节，让就业影响转化为审批和资源配置时必须计量的变量，切实降低因技术冲击产生的失业风险。二是构建多源数据联动的动态监测网络，将监测的颗粒度从宏观失业率下沉到岗位、技能、劳动者，提升响应速度。三是健全风险应对的政策工具，监测预警的价值取决于响应能力，预警触发后，与之匹配的转岗培训、失业保险扩围、公共就业服务精准推送等工具要能即时调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杰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表示：“立足我国发展实际，我国具备化解转型风险的底气，能够通过政策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发展节奏，统筹技术创新与民生就业。”

未来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有哪些变化？

“AI能替你做‘标准动作’，但替不了你的判断、协作与创造。”郭怡笛认为，“面向未来，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可能有三方面变化。”

其一，全民数字素养将大幅提升，人机交互成为高质量就业的必备技能。其二，人力资本从单一技能向复合技能转变，传统操作工人向AI训练师、数字化运营师等新职业升级，这些岗位的从业者既要懂行，又要会用AI工具。其三，非程式化工作能力的价值上升，情感交互、人际协作、复杂情境中的专业判断、创造性解决问题，这些能力在AI面前具有相对韧性。

“提升劳动者技能需要政府、企业和教育三方协同发力。”郭怡笛认为，《意见》部署了“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计划”和“协同培养人工智能创新型人才”两项任务。更具体的路径可参照已出台的全民数字素养政策框架，重点提升数字素养的普惠性；鼓励企业在智能化改造中承担就业保障责任，把“转岗培训”纳入企业AI应用的合规成本，承担为劳动者提供过渡性技能供给的义务；推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把真实场景的实操训练和人机协同实践嵌入培养过程，提升劳动者应对技术冲击的能力。

11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首场“奋进‘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明确：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确保以人为本、向上向善，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替代风险，强化监测预警，加强社保体系同就业结构、工作方式变革的衔接，做好兜底性、普惠性社会保障。技术进步的脚步不停歇，制度保障也在提前铺路。“就业友好”的发展方式，正一步步从文件走向职业目录、监测网络和社会保障。

（感谢不同职业受访人员对本文的支持，受访人员所出现名字部分为化名。封面图片由AI辅助生成。）

编校：何宁

监制：邵素宏

主题：“就业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