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可以作为鲁迅生命的另一个起点，它不仅是鲁迅写下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从某种程度上说，更轰毁了他过去对政治的经验。

尽管鲁迅的演讲可以算得上香港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但两场演讲已弄得他“头昏”，加之早前游广州越秀山扭伤了脚，兼及来港两日皆是雨天，“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

为了复仇而自愿砍下头颅的青年眉间尺，手捧自己的头颅依然僵立不倒，他的头颅在沸水中烹煮三天三夜却不腐烂，甚至跃出水面，对高踞权力宝座上的楚王瞠目怒视，那久久不散的仇恨，一如鲁迅想象的血痕一样经久不散而那诡奇的报仇方式，以自己的头颅为诱饵来砍下仇敌的头颅，仇敌与复仇者的头颅在烈火沸水的灼烈激荡中相杀相啮，同归腐朽，难分彼此——如此纯粹而完满，跨越生死的仇恨，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鲁迅的共鸣呢？

当鲁迅写下上面那段话时，已是1926年的十月深秋，自从9月他离开北京，前赴厦门大学任教，距离那“许多血和许多泪”的发生地北京，便已隔万里之遥。

当鲁迅写下上面那段话时，已是1926年的十月深秋，自从9月他离开北京，前赴厦门大学任教，距离那“许多血和许多泪”的发生地北京

1927年1月中旬，鲁迅由厦赴穗，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首次路过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