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RusselWallace，1823–1913）婆罗洲蕨类标本：2011年馆方在约翰·林德利（JohnLindley，1799–1865）馆藏中重新发现华莱士41份婆罗洲树蕨（Cyatheawallacei）标本，是目前已知华莱士现存最完整的一批蕨类采集记录，填补马来群岛生物地理研究空白。

剑桥第二任植物学教授约翰·马丁（JohnMartyn，1699–1768）将毕生打造的私人干标本馆藏（HortusSiccus）及全套珍稀植物学图书馆捐赠给剑桥大学，成为CGE标本馆的正式奠基核心，现存3000余份完好标本是馆藏最原始的核心资源。

战后沃尔特斯（StuartMaxWalters，1920–2005）、塞尔（PeterDerekSell，1929–2013）等学者深耕本土植物标本整理，完成经典植物志著作，但海量海外馆藏、古标本长期封存、无人编目研究。

19世纪末，标本馆依托剑桥植物学教研室专属场地独立运营，正式成为英国核心植物标本研究机构之一。

20世纪初，剑桥植物学科研究方向全面迭代，从传统经典分类学，转向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生态学、分子植物学等新兴领域，传统标本研究不再是学科核心方向，标本馆发展逐步边缘化。

建立全国标本保育协作平台，共享虫害防治、老旧标本修复、低温仓储技术标准，统一行业规范。

（1）历史模式标本是全球分类学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存量远高于现有数字化公开数据：多数老牌标本馆仅完成极小一部分模式标本数字化，研究者极易形成“馆藏已全部上线”的误判，大量未编目、未扫描的原始模式标本藏有物种定名关键证据，甚至可弥补二战海外标本馆损毁造成的资料永久缺失（如CGE林德利收藏保存柏林标本馆损毁物种复份）。

我国标本资源分散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各大高校、地方植物园、保护区，馆藏信息互不连通，重复采集、空白区域并存。

盘活千万份标本宝库，是国家植物园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植物科学研究、全民自然教育使命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