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行农

对此，最高法给出明确阐释：虽然束行农实际出资750万元，但主观系具有通过使用本行自有备付金提前兑付“聚富1号”，再以新设理财产品获取高额收益的目的，直指挪用公款牟利。

案发后，束行农曾辩称，其获利来源于个人出资的投资行为，属于正常市场收益。

2009年7月，经束行农决定，戴娟等人使用该行自有备付金4.8亿余元，按照稳健级年化9%、进取级33.89%的收益率提前兑付了该产品。

最终，该笔投资实现210%的收益率，束行农个人获利1575万元，而提供资金的南京银行仅获得数百万元收益。

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束行农为首的利益“小团体”打起了提前兑付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