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

在具有穿透力的微观视角下，《逻辑》利用契约理论、激励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等核心工具，结合实地调研，从国家治理、基层治理到个人抉择层层分解，揭示了国家的能动性在下沉至基层“毛细血管”时，如何与既有的权力结构和激励机制进行互动。

“因此，要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的基层治理，除了从理论上理解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还要从历史中汲取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因此，基层治理的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正式制度”对正式结构摩擦的润滑。

在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国的基层治理架构、行政区划大多沿袭了自秦汉以来的传统，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

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作为委托人，往往无法在事先的约定中穷尽基层治理的所有可能场景，也不可能提前约定所有涉及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越到基层，契约越是不完全，非正式制度越是重要，熟人社会越是占主导”，因此，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就像是毛细血管，“延伸到每一个遥远的村庄，每一个偏僻的角落，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聂辉华正是聚焦于那占比90%以上的大多数，为读者逐一展示了基层权力的特点、架构和运作过程，并对县委书记、各类“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街道办和乡镇基层岗位的分工逻辑、工作关系以及各个职务的“含权量”进行了简要分析。

事实上，从荣敬本的“压力型政府”、周黎安的“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孙立平和郭于华的“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到欧阳静的“压力型体制”下的“策略主义”、渠敬东与应星等人提出的“技术治理”取向，再到周雪光和练宏的“上下级博弈”、周雪光的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与“逆向软预算约束”，过去数十年间学者们构建的种种模型，反映的都是从“命令—服从”型关系向“委托—代理”型关系的转变，概莫能外。

基层政府在面对上级指令和承担无限责任时，往往经由通达权变来维持运作。

也正因为基层政府和上层政府之间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即契约只规定最基本的考核目标，而对实现手段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契约越是不完全，权力就越重要”。

而这两类成本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央和地方间、上层和基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后者相对于前者具有信息优势。

”在新著《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以下简称《逻辑》）的序言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指出，“理解基层，才能理解中国。

《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

从政治学和管理学角度来看，基层中国首先表现为一个复杂的科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