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红楼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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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8-8 17:53
| 个人分类: 考察随笔 | 系统分类: 人物纪事
红楼星火
明年 6 月 1 日是杨钟健先生诞辰 130 周年，在准备他的材料时发现，他一生中与北京沙滩这一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早年从陕西华县来到北京，考入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在沙滩附近的北大不同宿舍居住，刻苦学习并从事革命活动。当他从德国留学回来，安家的第一站就在沙滩的吉安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最早设于沙滩北面的北河沿二道桥，而他从此就安家在附近的地安门安乐堂胡同。上周刚寻访到二道桥古脊椎所旧址，今天利用周末，来追寻杨钟健的北大岁月。
1916 年， 19 岁的杨钟健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毕业。他捧着崭新的毕业文凭，站在学堂的老槐树下，看着纸页上墨迹淋漓的“甲等”二字，心里却没有多少雀跃。关中平原的风吹了 20 年，此刻却像是要把他吹向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三叔杨鹤庆在日本千叶医专的樱花树下苦读医学，四叔杨鹤瑞则在北平北京大学的工科课堂上钻研矿业，两个方向，两种人生，像两条岔路，横在他的面前。
杨钟健心里对医院的手术药方，对矿业的深山大泽，都没有半分兴趣。他在中学时虽然对经学不感兴趣，但对《论语》《孟子》中展现的哲学思辨颇为入迷。他也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那些关于人生、关于世界的追问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发了芽。他想学哲学，想弄明白“我是谁”“世界为何”，而北平有北大，有全国最多的藏书，有最渊博的学者，那里才是他心中的求学之地。只是这话他不敢对父亲说，更不敢对一心想让他学实用之学的三叔四叔说。
1917 年的夏天异常炎热，父亲让杨钟健跟着同乡薛辑五先生去北平见见世面。坐火车到达北平，四叔带着钟健与薛先生道别后，坐上一辆黄包车，来到宣武门外南柳巷的华州会馆。“先在这里住下，慢慢适应北平的生活。”四叔说，“以后考学校，还要多努力。”不久后，北京大学预备班招生的消息传来，钟健听到消息后心里既兴奋又紧张。他立刻报了名，日夜苦读，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复习上。考试那天他早早地来到西河沿译学馆的考场，那里是北大预备班的上课地点。几天后，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华州会馆。钟健颤抖着双手打开通知书，看到上面写着“录取杨钟健入预备班，仰即到校报到”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匾额
转眼间三个多月过去了，暑假即将来临，预备班的考试也如期举行。就在这时，北平的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勋率领辫子军进入北平，企图恢复清朝的统治，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北平炸开了锅。钟健原本不打算暑假回家，但是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他不得不改变主意。 7 月 3 日，钟健和几个同学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赶到火车站时已是人山人海，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了火车。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暑假很快就结束了。这时钟健听到消息，张勋的复辟闹剧已经结束了，他再次踏上了去北平的路。
1918 年的春天，杨钟健正式成为了北京大学理预科的学生。景山东街马神庙的校舍里课桌挨挨挤挤，先生的讲课声与学子的诵读声交织成新旧更替的时代混响。然而，初到北平的钟健首先要面对的并非学业的挑战，而是落脚的艰难。这一年北大学生人数陡增，宿舍成了最紧缺的资源。钟健幸而有四叔鹤瑞在侧，因为鹤瑞是北大老学生，熟门熟路。他终于在三斋觅得一席之地，与另一学子合住。那房间狭小逼仄，室内仅有一张小方桌，两人各占一角，一盏煤油灯在桌上摇曳，映着两张年轻而略带青涩的脸庞。
马神庙的北大二院旧址
不久后钟健搬到了北池子的另一处宿舍，这里的条件稍好，房间宽敞了些，也有了正式的窗户，更令他欣喜的是此处离马神庙较近。那时的北大已因新思潮的涌动而声名远播，每日清晨，钟健沿着北池子大街步行去上课，沿途可见穿着长衫的老学究、留着短发的女学生、西装革履的教授，各色人等穿梭其间，尽显北平的包容与多元。再后来他又转入西斋宿舍，与另外两位同学同住一间。只是他的铺位在正对房门的位置，门一开穿堂风便呼啸而过，冬日里尤其寒冷。他本就身体孱弱，自此更是常患伤风，咳嗽声在寂静的宿舍里此起彼伏，成了他预科生活的一道别样注脚。
北大西斋大门前的纪念标识
那时的北大，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研究新思潮的，有探讨学术的，有从事文艺创作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钟健加入了许多社团，甚至连静坐会、数学会这样的社团他也去凑过热闹。他尤其热心于书法研究会，因为父亲对他写的字很不满意，所以他更加刻苦地练习书法。《新青年》等刊物在当时的北大校园里风行一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旧中国的黑暗。钟健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每当新一期的《新青年》出版，他总是第一时间跑到书店去买。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文章，那些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礼教的言论让他热血沸腾。他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有时他会鼓起勇气给《新青年》编辑部写信，讨论一些自己对于新思潮的看法。
陈独秀与《新青年》杂志
1919 年 3 月，北平的街头还飘着料峭的寒意，一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的筹备会就在这间狭小的宿舍里悄然拉开了序幕。此时国内尚没有什么学生会的组织，钟健被推举为负责人。随后，他开始主编名为《秦劫痛话》的油印刊物。他将陕西军阀陈树藩、刘镇华等强征赋税、滥杀无辜的罪行一一罗列，文字像一把把淬了火的匕首，直刺黑暗的腹地。
更大的风云即将到来， 5 月的北平空气里弥漫着躁动的气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像一颗炸雷，在京城的校园里轰然炸开。 5 月 4 日那天，天刚蒙蒙亮，钟健便被宿舍外的呐喊声惊醒。他披衣下床，推开窗，只见北大的校园里，学生们举着“还我青岛”“杀卖国贼”的旗帜，正朝着天安门的方向汇聚。他来不及细想，抓起一件外衣就冲了出去，汇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
五四运动的标语
当听到有人高喊“去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时，钟健毫不犹豫地跟着人群向前冲。赵家楼的大门紧闭，学生们用石头砸、用肩膀撞，终于撞开了一道缝隙。钟健跟着人群冲进去，只见曹汝霖的府邸里，精致的家具与奢华的摆设与百姓的疾苦形成鲜明的对比。愤怒的学生们在曹汝霖翻墙逃走后点燃了屋内的帐幔，火光冲天而起，映红了半边天空。钟健又和学生们冲入章宗祥家中，将其痛打一顿。
九月的北平秋高气爽，北大的校园迎来了新的学期，也迎来了地质系恢复招生后的第三批新生，并且是 1919 年采用选科制后的第一批地质系学生。那时候北大的理学院只有四个系：数学、物理、化学和地质。在选专业时，因为家里人总要钟健学些实用科学，特别是四叔鹤瑞一直希望他能学矿业，地质虽不是实用科学，但毕竟与矿业等专业接近。钟健又不愿学医，所以最终选择了地质系，也算是接近四叔极力推荐的目的了。因此，当钟健从新搬入的东斋宿舍出发，背着书包走进地质系的教室时，心中满是期待与憧憬。他自幼便对山川大地充满好奇，在北大接触到地质学后，更是被这门探索地球奥秘的学科深深吸引。
杨钟健在东斋读书学习
1920 年 1 月，刚刚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北京大学正成为中国革命的思想策源地。钟健在喧闹的学生宿舍里铺开稿纸，笔下流淌的文字带着黄土高原的厚重与救亡图存的焦灼，此刻正接过《秦劫痛话》的呐喊，出任陕西省旅学生联合会月刊《秦钟》的主编。经同窗举荐，杨钟健还与邓中夏一同当选为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总务干事。这个由北大进步学生发起的团体正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为己任，将新思想的种子播撒到民众之中。又经邓中夏介绍，杨钟健加入了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合影（左上为杨钟健？）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址复原
1921 年 6 月，杨钟健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成立于 1919 年 7 月的社团是五四时期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之一，其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与钟健的理想不谋而合。很快，凭借在革命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和会员们的信任，钟健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此后连任两届，还一度担任评议员主持会务工作。执行部的办公地点设在北大红楼的一间小屋内，钟健上任后首先整顿会务，建立会员联络制度，编印《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使学会的活动更加规范化。
红楼博物馆内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名单（右上为杨钟健）
当北国的秋风渐起，杨钟健与陕籍同学商议创办一份新的刊物。当时，陕西局势日益恶化，“土匪遍地，民贼肆虐，天灾流行，民不聊生”，而《秦钟》的宣传力度已难以满足革命的需要。他们决定创办《共进》半月刊，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更直接、更猛烈地抨击军阀统治。编辑部设在北平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六号，这里是陕籍学生的聚居地，八九个人挤在一间大屋里，白天上课，晚上编辑刊物，条件十分艰苦。在四年的时间里，杨钟健先后撰写了 100 多篇文章，内容涵盖时政评论、社会调查、文化批判等多个方面。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感情充沛，既有着学者的理性思考，又有着革命者的激情澎湃。
杨钟健在吉安所左巷六号庭院中
吉安所左巷六号现状
当又一年的桃花绽放时，杨钟健的思想进一步成熟，他加入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入团仪式上，面对团旗他庄严宣誓：“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为创造少年中国贡献一切。”入团后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活动，参与组织了多次学生运动和工人集会。他常常利用地质实习的机会深入北平郊区的农村和工厂，了解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在一次赴西山地质实习途中，他看到农民们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便在田间地头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反抗压迫。
1922 年 8 月炎热的夏天里，杨钟健与邓中夏、黄日葵、朱务善、范鸿劼、高君宇等北大学生一起，参与了民权运动大同盟的活动。这个由多个进步团体联合组成的组织旨在反对军阀独裁，争取民主权利。杨钟健负责宣传工作，他撰写了大量的传单和标语，如“打倒军阀独裁，争取人民权利”“民主自由不可让，民权运动不可停”等，在北平的街头巷尾张贴散发。他还参与组织了民权运动讲演大会，呼吁各界民众联合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尽管遭到军警的阻挠和镇压，但钟健和其他革命者毫不畏惧，他们变换地点继续开展活动，将民权运动的火种播撒到更多人的心中。当 1923 年新年刚过，钟健出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刊《北大学生新闻》的主编，这份刊物成为了北大进步学生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
在北大求学的岁月里，杨钟健始终以双重热忱追求理想，一边是为家国觉醒奔走的革命激情，一边是对地质科学的执着钻研。在振臂呐喊的同时，地质系的课堂与野外考察地始终是他坚守的学术阵地，用扎实的专业成果践行“科学救国”的心愿，让革命理想与学术追求在青春岁月中相得益彰。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和蔡元培设计的北大校旗
踏入北大地质系的课堂时钟健或许还未曾料想，自己未来的人生会与那些沉睡亿万年的化石、地层紧密相连。当时的地质学在中国尚属一门新兴学科，课堂之上既有从西方舶来的先进理论，也有前辈学者们在华夏大地上摸索出的零星经验。最初的两年杨钟健如同一块干燥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课堂上的每一个知识点，从岩石的分类到地层的划分，从矿物的特性到地质构造的演变，那些看似枯燥的名词与原理在他的眼中渐渐变得鲜活起来。到了三年级，地质系开始细分专业方向，成为杨钟健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史古生物组。
左：北大理预科时的杨钟健；右：北大地质系实习中的杨钟健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杨钟健成为了北大地质系里一名格外活跃的分子。他积极参与系里的各项学术活动，与同学们探讨地质问题，分享自己的见解。课堂上他是认真听讲的学生，课后他是奔走在校园里为推动地质学发展而忙碌的组织者。在一次次的交流与实践中，一个念头在他的心中逐渐清晰：他要创办一个学术团体，一个属于中国地质学子自己的研究会，让更多的人关注地质学，让中国的地质研究不再依赖于外国学者的调查与言说。
在 1920 年 10 月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杨钟健找到了采矿冶金系的同窗赵国宾，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发起成立一个地质学术团体。他们知道仅凭两人之力远远不够，于是又分头行动，邀请了田奇隽、罗运磷、李芳洲、曾钦英、吴国贤等 5 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北大地质研究会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领域的学术团体，它的诞生如同一声清脆的号角，划破了中国地质研究界的沉寂。在成立大会上，钟健凭借着出色的组织能力与深厚的学术素养被推选为会务委员会委员长。站在众人面前，钟健的心中既激动又忐忑，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肩上扛起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北京大学地质馆旧址
实际上，在钟健为少年中国学会设计的《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那张薄薄的纸上，他已经一笔一划，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凝聚着他对未来的憧憬与期许。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一栏，他写道：“地质学——偏重古生物学。哲学——偏重人生哲学。文学——偏重诗歌（旁及）。”这一选择看似多元，实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地质学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而古生物学则是他倾注了全部热情的研究方向。哲学与文学是他学术道路上的两翼：哲学让他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诗歌则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浪漫与激情。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他写下了三个词：“调查地质、著述、教育”，勾勒了他未来人生的清晰轨迹。调查地质是学术研究的根基，著述是学术成果的体现，教育则是传承学术薪火的责任。
北京 1923 年的夏天格外炎热，钟健坐在地质系的实验室里，埋头核实着自己在南口实习时采集的标本和记录的数据，最后审定自己以南口的地质调查为基础撰写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年初已在中国地质学会的年会上宣读， 7 月份正式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以《南口附近山脉的地形特征》为题用英文发表，成为钟健生平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他运用自己所学的地质学理论，结合野外考察的实践经验，对南口山脉的演化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文的逻辑清晰，论证严谨，数据详实，充分展现了钟健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出色的科研能力。
杨钟健顺利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在北大的培养下，他从一个对地质学一无所知的少年成长为一名怀揣着科学理想的青年学者。他不仅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更培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定的爱国情怀。毕业的钟声响起，钟健与同学们互相道别，他们有的选择留校任教，有的选择前往各地的地质调查所工作，有的则选择出国留学，继续深造。而杨钟健也在 1923 年的秋天，踏上了远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古脊椎动物学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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