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大：跑出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度”
樊文刚（右一）团队在沟通设计方案。
■本报记者 陈彬
这个暑假，北京交通大学（以下简称北京交大）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杨中平格外忙碌。
随着轨道交通规模的持续扩大，城市轨道线路的耗能以及相应的节能问题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几年前，围绕该问题，杨中平团队研发出全球首套城轨交通地面式超级电容-钛酸锂电池混合储能装置。
如今，这套储能装置将正式在北京地铁八通线投入运行，预计可使相关地铁系统的节能率超过13%，节假日期间的节能率可达17%以上。
杨中平团队的技术落地案例，也是北京交大以创新举措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缩影。近年来，该校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跑出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度”。
“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在机制”
就在杨中平团队全力推进项目落地的同时，北京交大科研院科技成果转化处也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科技成果转化，核心在人，关键在机制。”北京交大科研院科技成果转化处副处长杨恒在受访时表示，北京交大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举措，科技成果转化正在从单点突破迈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仅在“十四五”期间，北京交大便累计完成知识产权许可及转让项目170个，合同金额达1.62亿元；知识产权作价投资项目12个，作价总金额4.23亿元；全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总金额（包含知识产权实施转化项目及横向项目）合计超40亿元。
数字背后，是北京交大立足自身优势，主动对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也培育、孵化出一批具备行业标杆意义的产业化成果。
2024年6月，北京交大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教授樊文刚团队将其研发的钢轨智能打磨技术及装备科技成果，以作价入股形式注册成立了北京交大麒麟慧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半年后，该企业的市场估值便已超过1.2亿元，增长率达到266.94%，目前的企业估值达到4亿元至5亿元。
同样以作价入股方式，北京交大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方进团队在2024年将其研发的高温超导电气装备核心技术以3亿元知识产权作价落地天津，组建了专业化科创企业，助力我国超导电气装备商业化、产业化突破。
此外，北京交大的铁路建筑信息模型（BIM）智能审核、轨道交通毫米级轨道诊断、低空通信仿真等一批新兴技术陆续落地应用，覆盖交通节能、智能运维、数字基建等多个新兴赛道，持续为交通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实现全链条协调管理”
促成这一改变的是北京交大搭建的一套多层次、全覆盖的制度体系。
这套体系被概括为“1+9”。“简单来说，就是1套统领性核心制度和9项专项管理制度。”北京交大科研院副院长王欣告诉《中国科学报》，其中，“1”是指《北京交通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该办法最初制定于2017年，后经两次修订，目前执行的是2024年的修订版本。
“这套办法系统规范了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办理流程、转化模式、运行机制、收益分配、岗位职责与工作要求等核心内容，是学校成果转化工作落地实施的根本性制度依据。”王欣说。
其他9项专项管理制度，则涵盖了知识产权管理、成果培育、评价激励、赋权改革、校企合作、成果转化专业化队伍建设等关键环节，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矩阵。
在成果挖掘培育的机制建设方面，北京交大先后出台了《北京交通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披露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北京交通大学专利管理与高价值专利培育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从源头强化了成果的挖掘、培育、孵化能力。
王欣表示，高校科研成果之所以出现“重研发、轻转化”的痛点，重要原因在于相关制度的缺失与固化，导致科研人员顾虑重重。然而，要消除科研人员的顾虑，仅有政策是不够的。
“完善的政策体系离不开健全的组织机构作为支撑保障。”她说，在这方面，北京交大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北京交大成立了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组长，分管科技和资产的两位副校长担任副组长，成员单位则包括所有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部门，统筹推进全校成果转化重大工作、协调解决核心难题。
“这就在学校层面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统筹协调机制，如果遇到重大事项，首先由转化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会商，形成意见后便可直接报送校长办公会决策。”王欣说。
在执行层面，北京交大于2020年整合科技处所属与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相关的科室，成立了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中心，实现了相关工作的一体化归口管理。在此基础上，2025年，该校又成立了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处。
此外，北京交大还在2025年进行机构调整时，明确将大学科技园的管理职能划归科技成果转化处。“大学科技园天然承担着科研成果的孵化和服务功能，将这部分职能统筹纳入对应的科技成果转化部门，无疑更有利于相关事务的协调推进。”杨恒说，“从组织机构上看，我们已基本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协调管理。”
“双向赋能才能构建可持续生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进制度建设和组织机构调整的过程中，北京交大始终将广大一线教师作为核心服务对象。
王欣介绍，针对知识产权转让、许可等现金类成果转化方式，北京交大仅留存到校收益的10%，剩余90%收益全额奖励归属科研团队。
“这笔钱完全由教师自主支配，既可发放个人现金奖励，也可统筹用于后续科研工作。”她说。同时，针对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等股权类成果转化方式，北京交大将股权的80%分配至科研人员个人，学校仅留存20%。
除了收益分配外，在与教师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职称评价体系方面，北京交大也开展了探索。
郝瑞祥2005年入职北京交大后，一直从事一线教学及科研工作。凭借自己的勤奋，3年后他便评上了副教授。然而，此后的近20年，他的职称一直没有变过。
“这与我的研究领域有很大关系。”郝瑞祥的研究涉及航空航天、国家电网等高技术领域，很多成果并不适合以论文形式发表。“这些年，以我们团队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的科研项目金额早已超过亿元，但这些不能让我们跨过评审材料里的论文‘门槛’。”他说。
2025年，随着学校的政策调整，情况彻底得到了改变。“改革中，我们首创了科技成果转化单列职称赛道（教授系列），单独设立成果转化特色职称序列。”杨恒解释说，目前国内不乏将成果转化单独设立为职称赛道的高校，但它们设立的几乎都是研究员系列职称模式。“相比之下，我校的教授系列职称赛道更贴合教学科研人员发展需求。”
经过申报，郝瑞祥在2025年成为北京交大首位凭借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获评教授职称的教师。
“这两年，很多老师开始关注凭借成果转化获得职称的渠道。沟通中，我们也能明显感觉到，在这个‘指挥棒’的指引下，他们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积极性有了进一步提升。”王欣告诉记者。
不过在杨恒看来，成果转化的最好引路人并不是哪项单独的政策或措施，而是实现“教师”与“服务”之间的“双向奔赴”。
他解释说，高校成果转化的核心活力源于教师的创新热情，而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创新活力能否充分释放。“教师敢创新、愿转化，服务有保障、有温度，这种双向赋能才能构建可持续的成果转化生态，而我们希望通过努力，最终让这种生态遍布北京交大的整个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