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依依：城市管理者需把旅居者当作“暂时的市民”服务
9月12日，新京智库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的《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2026》指出，旅居康养正在成为一种跨越年龄层的生活方式选择。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估算，2025年中国康养市场规模约9.2万亿元，其中旅居康养消费近2万亿元，同比增速超过18%。而同程旅行的数据则显示，在旅居式度假这一新兴细分领域，18岁至35岁年轻客群占比已超过一半。
从过去的旅居以康养为主，以退休的老年人为主，到旅居式度假新兴领域中年轻客群订单占比超过一半，旅居康养的内涵、客群与城市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座城市如何才能让旅居者“愿意留下来、还想再回来”？新京报新京智库为此采访了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蒋依依。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蒋依依。受访者供图 正“回归本义”的旅居康养市场
新京智库：你怎么看旅居康养需求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是否会重新定义“旅居康养”？
蒋依依 ：我认为这不是“重新定义”，而是“回归本义”。“康养”二字，康是健康，养是养生，它的主语从来就不应该只有老年人。过去我们把旅居康养狭义地理解为“养老旅居”，是因为特定发展阶段下，只有老年人群体同时满足时间、积蓄和健康焦虑这三个条件。但现在，满足三个条件的群体正向更年轻的群体扩散。
从数据上看，这个变化已经非常显著。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康养度假消费新趋势洞察》显示，旅居式度假领域中，18岁至35岁客群占比达到53.4%。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数据也显示，全国旅居市场潜在需求约6亿人次，整体规模接近3万亿元。这说明旅居康养正在从一个细分的银发市场，变成一个全龄化的大众市场。
年轻人也加入旅居队伍，背后有三重驱动力。首先是“倦怠驱动”。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内卷的竞争环境、信息过载带来的精神内耗，让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逃离”和“回血”需求。他们要的不是一张养老床，而是一个生活的“暂停键”。其次是“技术驱动”。远程办公、数字游民签证、协同办公工具的成熟，让“换个城市住一阵”从幻想变成了可行的生活方案。最后是“观念驱动”。“未老先养”“轻养休闲”正在成为年轻人的生活哲学，他们不再把健康看作老年才需要经营的事，而是将养生日常化、生活化。
我把旅居康养的需求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身体养护”，包括气候疗愈、温泉疗养、膳食调理、运动康复；第二个层次是“心理疗愈”，包括自然沉浸、文化体验、精神减压；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关系重建”，包括在新的社区中建立连接、找到归属感、获得身份认同。过去的养老旅居主要满足第一层次，而年轻人的加入，让第二、第三层次的需求集中爆发。他们去大理不只是为了晒太阳，更是为了在一个松弛的社区里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感；去景德镇不只是为了学陶艺，更是为了在一个手工艺者的社群中获得创造的满足感。
所以，与其说年轻人“重新定义”了旅居康养，不如说他们把旅居康养从一个“年龄标签”解放成了一个“状态标签”——它不再关乎你多大年纪，而关乎你是否需要一段身心修复的时光。康养不是老年的专利，而是疲惫生活的刚需。这个市场的底层逻辑正在从“老有所养”扩展为“壮有所愈”，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扩容。
旅居目的地要多在“可居性”上做功课
新京智库：旅居城市出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一座城市“被很多人讨论”和“真正让人愿意住下来”并不是一回事，一些超大/特大城市的传播声量很高，但旅居偏好明显偏低；镇江、惠州等规模较小的城市则出现相反情况。那么，这两者有何区别？
蒋依依 ：这个现象恰恰说明，“旅游目的地”和“旅居目的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旅游是一种“凝视”行为，核心是“吸引力”——你有没有地标、有没有奇观、有没有值得拍照发朋友圈的场景；而旅居是一种“生活”行为，核心是“摩擦力”——你在这座城市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多少摩擦和阻碍，摩擦越小，人就越愿意留下来。
一些超大/特大城市的传播声量高，是因为他们媒体曝光度、话题密度、文化符号丰富度天然占优。但“被讨论”靠的是注意力，“愿意住”靠的是舒适度。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快节奏、通勤压力、人际疏离感，恰恰构成了旅居生活中最大的“摩擦力”。一个人去某个超大/特大城市旅游三天，他看到的是这座城市的知名景点；但如果他要住三个月，他每天面对的是房租、地铁、加班和冷漠的物业。旅居者不是游客，他要过的是日子，不是打卡。
反过来，镇江、惠州这类城市，它们可能没有顶级的旅游吸引物，但生活成本低、节奏慢、气候适宜、本地人情温度高。在镇江，你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租到临江的房子，早上吃一碗锅盖面，傍晚在古运河边散步；在惠州，你可以享受接近三亚的气候和海岸线，但房价和物价只有三亚的零头。这些城市的“可游性”也许不强，但“可居性”很高。
新京智库：那决定一个旅居康养目的地口碑的核心因素有哪些？
蒋依依 ：我把旅居康养目的地的核心竞争力概括为“可居性五维”：第一是生活成本的可负担性，包括房租、餐饮、交通等日常开支；第二是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包括三甲医院距离、异地医保结算、急救响应速度；第三是交通通达性，包括高铁、机场与主要客源地的连接效率；第四是社会包容度，本地居民对外来者是否友善、城市管理是否人性化、有没有“宰客”文化；第五是文化沉浸感，有没有可供深度参与的文化生活、社群活动和学习机会。这五个维度共同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旅居摩擦力系数”。
这其中，社会包容度往往是最被低估的因素。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创始主任吴必虎教授说过，好客友善和包容是城市“长红”的根本，我非常认同。一座城市的市民心态、政府治理的温度、街头巷尾的烟火气，这些看似软性的东西，恰恰是旅居者每天都在感知的“硬体验”。你在一个城市问路，对方是热情指引还是冷眼相对；你去菜市场买菜，摊主会不会因为你是外地人就抬价；你晚上想在街边喝点东西，城管是粗暴驱赶还是柔性管理——这些细节累积起来，就是口碑。
所以我常说，网红让人来一次，口碑让人住一阵。传播声量解决的是“为什么要来”的问题，而旅居口碑解决的是“为什么愿意留”的问题。前者靠营销，后者靠治理。一座城市如果只在“被讨论”上下功夫，而不在“可居住”上做功课，流量来得快，走得更快。
把旅居者当作“暂时的市民”来服务
新京智库：前面谈到了，旅居康养还要回答“为什么愿意留下来、甚至再次回来”的问题。那一座城市要形成真正稳定的旅居口碑，哪些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蒋依依 ：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我把这些因素分成三类：医疗是“否决项”，住房成本是“筛选项”，公共服务和社区生活是“隐形项”。它们对旅居口碑的影响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可能成为致命短板。
先说医疗。医疗是典型的“一票否决”因素。它平时不显性，但一旦出问题就是致命的。旅居者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对医疗的需求不是“好不好”，而是“有没有”和“快不快”。一座城市可以没有顶级三甲医院，但必须有能够处理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急救能力，必须有能够管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基础医疗网络，必须实现异地医保的顺畅结算。
比如，海南一些旅居热门区域，三甲医院尚未完全落地，急重症仍需转诊三亚或海口，这让很多老年旅居者望而却步。贵阳之所以能在避暑养老城市中稳居第一方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作为贵州省医疗中心，拥有多家省级三甲医院和完善的基层诊疗网络。医疗配套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底线保障。
再说住房成本。住房是旅居者最大的一笔开支，它直接决定了一座城市“欢迎谁”。三亚的旅居口碑两极分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房价和房租将大量中等收入群体筛选了出去，而万宁、陵水等周边城市因为房价仅为三亚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水平，因而承接了三亚的大量外溢市场需求。
住房成本的问题不只是“贵”，还包括短租市场的不规范——旺季坐地起价、押金退还困难、虚假房源、长租短租混同，这些都会严重损害旅居体验。一座成熟的旅居城市，需要形成分层的住宿供给体系：高端度假酒店、服务式公寓、月租型民宿、保障性长租房，各归其位。
新京智库：除了决定性因素，还有哪些容易成为隐形的影响因素？
蒋依依 ：这也是我想特别强调的，公共服务和社区生活，这是最容易被城市管理者忽视、却最深刻影响旅居口碑的因素。为什么？因为旅游和旅居对城市设施的需求完全不同。游客不需要菜市场，但旅居者需要；游客不需要公交月票，但旅居者需要；游客不需要图书馆和社区活动中心，但旅居者需要。一座城市可以把景区建得美轮美奂，但如果旅居者发现附近没有一家靠谱的社区医院、没有一个可以买菜的便民市场、没有一条适合夜跑的绿道，他的日常生活就会处处碰壁。
社区生活和社会融入则是更深层的“隐形短板”。很多旅居城市存在一个现象：旅居者和本地居民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旅居者住在海景公寓或民宿集群里，去的是面向游客的餐厅和咖啡馆，与本地人几乎没有交集。这种“飞地式旅居”看似舒适，实则缺乏归属感，住上一两个月就会觉得空虚。真正让人愿意“再次回来”的，往往不是风景，而是人——是楼下那家开了十年的面馆老板记得你不吃香菜，是社区广场舞队邀请你加入，是本地钓友带你去了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水库。这些“弱连接”看似微不足道，却是旅居者从“过客”变成“归人”的关键。
文化体验同样容易沦为短板。很多城市所谓的“文化体验”还停留在“看一场演出、逛一次博物馆”的层面，但旅居者要的不是“观看”，而是“参与”——能不能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一门手艺，能不能加入本地的徒步或骑行社群，能不能在图书馆听一场公益讲座。被动的观光带来的是短暂的兴奋，主动的参与才能建立深层的依恋。
所以，决定一个人留下来的，往往不是风景，而是楼下那家开了十年的面馆；决定一个人回来的，往往不是气候，而是在这里交到的朋友。城市管理者需要从“游客思维”转向“居民思维”，把旅居者当作“暂时的市民”来服务，而不是“流动的消费者”来收割。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王心
吴必虎：好客友善和包容，才是城市“长红”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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