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上海两大产业的功臣，却在遗憾中默默离世
2026年08月05日 11:49:54
政府里需要有一批人，眼睛盯着变革和前沿。
文｜华商韬略
“5年建两条芯片生产线，实在太大胆了。”
当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研讨会的话筒，交到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面前时，他告诉现场的专家：
“不是两条，上海，五年要搞十条。”
【01 他打下了中国芯片最硬一桩】
1997年，50岁的江上舟拿到了一个新职务，上海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这是一个标准的红二代，他的父亲江一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担任过农业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和河北省委书记。
他也是那个时代少见的留学生官员，被国家公派到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那里最著名的校友，叫作爱因斯坦。
这一次，他拿到了一局难下的棋。
彼时，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上海，正经历转型的阵痛。
纺织、钢铁、石化……这些上海的昔日荣耀，正逐渐成为上海的“包袱”。在中央的开发规划中，上海的未来要靠高科技和新兴产业。
作为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最核心的任务，是筛选出引领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他的答案之一：集成电路。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集成电路工程始终走走停停。在西方的技术封锁下，中国只能购买已被发达国家淘汰的“二手产线”。加上拖延和落地消化的时间，产线一拿手，就落后了三代，无论如何走不出“引进—建厂—投产—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自主的908/909工程陆续失败，整个集成电路产业一片压抑气息。再加上当时全球芯片产业不景气，行业利润已大打折扣。在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上，主流的调子是：芯片要搞，五年时间，搞两条8英寸生产线。
但当话筒交到江上舟手里时，他面对全场专家，说出了上海的计划：
“十五”期间，8英寸芯片生产线，上海要建十条。
作为有专业背景的技术型官员，江上舟的话，自有来由。
在他看来，芯片是我国卡脖子最严重的产业之一，再难也得拿下。
到2000年前后，芯片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产品，超过五大战略物资（矿产、粮食）进口量，比全部能源进口还多。中国的电视和手机芯片百分之百都是进口。
带着这个计划，江上舟回到了上海。
通过复盘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的历史，并比较上海的优劣势后，他向上海决策层建言：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3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
在江上舟看来：
在半导体产业内，华人是一个奇妙的群体，它有着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人才积累和关系网。而上海既是最受国际资本青睐的内地城市，又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只要筑巢引凤，未来一定能超越中国台湾。
江上舟因此不遗余力地奔赴中国台湾，专门招揽人才。他找到了芯片业鼎鼎大名的张汝京。
在上海，张汝京得到了最有力的承诺：张江的地，你想要哪块都可以。
但按照当时的生产工艺，要想建10条生产线，至少还需上百亿的投入，钱从何而来？江上舟想到了引进外资。
按照外资企业打造的中芯国际，非常分散地引入了大量中外资本，甚至包括美国高盛与华登。这个精妙筹算，不仅使中芯获得了资本，也绕开了西方封锁的限定，获得了大量半导体设备，从而快速加入赛道。
2000年8月24日，他带领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仅过了13个月就实现投片试产，3年内就建立起了4条8寸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这个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
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已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厂的位置，崛起速度令人咋舌。
2004年，江上舟还遇到另一个重要人物，先后在英特尔、泛林、应用材料等半导体巨头工作，当时已是应用材料副总裁、全球芯片刻蚀领域顶级专家的尹志尧，并且邀请当时已经60岁的尹志尧，到上海张江创办了创立中微公司，开始了中国刻蚀设备的“拓荒时代”。
在江上舟的努力下，一批芯片人才进驻上海开办企业，不到5年，上海已建和在建的8英寸IC生产线达到18条，超额完成预期目标。
江上舟坚信，照此速度，自己1998年预言的“大陆芯片产业2015年-2020年超过台湾”，一定能实现。
【02 力排众议落地大飞机】
和集成电路相比，江上舟的另一个大手笔，是商用大飞机。
江上舟与大飞机结缘，是在2003年，那时，他出任了国务院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编制。
但没人知道的是，这是他确诊肺癌的第三年。
在论证组组长任上，“大型民用飞机”成为他选中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论证最为艰难的“硬骨头”。
长达半世纪以来，在造民用大飞机的路程中，我们走得异常艰难，从运-10到C919，几经波折。
彼时“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议论甚嚣尘上，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垄断，当时我国商用飞机研发面临成本高企、回报周期长的问题。况且大飞机项目还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博弈。
然而江上舟明白，大型商用飞机是现代工业科技皇冠上的明珠，“大飞机非发展不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