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乱背后的欧洲治理困局
骚乱背后的欧洲治理困局
2026年10月25日 22:41
在社会动荡加剧之际，欧洲政治版图也正在发生变化：奉行中间路线的传统政党正陷入困境，整体向右的趋势更加明显。对欧盟而言，更大的风险在于，成员国可能越来越难以就经济和安全挑战形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方案。
“欧洲在燃烧！”
连日来，全球媒体高度关注欧洲多国街头的示威和骚乱。
10月上旬，法国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超过50万人参与，部分抗议演变为抢劫、纵火和警民冲突。随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阿尔巴尼亚也相继出现抗议活动。
住房负担沉重、 教育 资源不足、工资增长乏力等问题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高企的燃油和能源价格则进一步加剧了部分国家的经济民生压力。而在此背后，是不少欧洲国家面临的深层治理困局。
欧洲多地爆发抗议
过去几个星期，法国高中生持续通过封锁学校、举行示威等方式，要求增加 教育 投入，改善师资不足、校舍老旧等问题，低收入社区的情况尤为突出。随后，法国总工会（CGT）等组织加入，抗议诉求进一步扩展至生活成本上涨和公共服务问题。
与此同时，法国多地发生骚乱，巴黎、马赛、里昂和波尔多等城市出现抢劫事件，利摩日一座建于19世纪的市政厅遭到纵火，几乎被完全焚毁，部分学校也遭到纵火。抗议者投掷燃烧弹，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应对，数百人在冲突中受伤。
10月24日，法国多地又爆发新一轮示威游行。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国约41万人参与。而法国工会组织称，参与者约80万人。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媒体表示，据不完全统计，当天已有约1000人被捕。各地游行队伍平稳行进，但一些团体制造冲撞治安部队等暴力行为。由于维稳力量部署严密，本轮游行伴生的暴力行为破坏力相对有限。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国内发生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指责极左翼活动人士试图通过袭击建筑物和警察制造混乱。他在一次罕见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参与抢劫者必须赔偿损失，企图推翻共和国的人也将被追究责任。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班牙。马德里中小学教师10月中旬开始无限期罢工，要求提高薪酬、改善工作条件。今年，西班牙其他地区也发生过教师罢工。
此外，住房负担也是引发西班牙民众抗议的重要因素。马德里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连续数周出现帐篷营地，抗议高昂的住房成本。此前，87岁老妇马里卡门遭到驱逐，随后在住院期间去世，引发公众关注。此后，其他西班牙城市也陆续出现类似抗议，例如巴塞罗那，该地区长期面临过度旅游与住房供给紧张的双重压力。
据西班牙商业报纸《扩张报》（Expansión）报道，该国最低月工资为1221欧元，而一套80平方米公寓的平均月租金约为1130欧元。20岁的马德里服务员戴安娜·曼萨纳雷斯在抗议营地中表示：“我的大部分工资都花在房租上了。我的室友和我一样，也在为维持生计而苦苦挣扎。这就是我的现实，也是我们大多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所面临的现实。”
面对持续的社会压力，西班牙执政的社会党政府批准了一系列保障可负担住房的措施，但未能获得议会支持。该国首相佩德罗·桑切斯随后宣布11月举行提前选举。同月，西班牙还将举行总罢工，这将是该国14年来首次。
在意大利，名为“意大利在广场”（Italia in Piazza）的抗议活动吸引了数千人参与。示威者要求改善就业、医疗和 教育 条件，扩大住房保障，并提高工资。意大利政府数据显示，该国9月通胀率已升至4.2%，高于欧元区3.8%的整体水平。
和平游行之后，都灵和博洛尼亚相继发生暴力骚乱。米兰也出现戴面罩的骚乱参与者与警方冲突、抢劫商店和纵火等事件。米兰警方称，两天骚乱共导致271人被捕，其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另有14名安保人员受伤。
一个新成立的组织“10月17日运动”随后宣布，将在意大利各城市每周六下午3时举行示威，并将这一行动称为“持续动员”。
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反政府抗议已持续一周多。随着高中生和大学生加入名为“火烈鸟运动”的反政府行动，冲突进一步升级。该运动要求社会党籍总理埃迪·拉马辞职。
拉马指责抗议者受到相关势力影响，变得意识形态化和激进。
反腐败是“火烈鸟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该运动的名称源于当地火烈鸟的自然栖息地，而拉马政府此前同意在相关地区开发一项大型高端旅游项目，该项目与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有关。根据该运动网站的信息，参与者还要求加强对医疗、教育和公共 养老金 的保障。
在塞尔维亚，由大学生发起的抗议已持续近两年。如今，学生群体正试图阻止前领导人 亚历山大 ·武契奇重新掌权。武契奇希望在当地时间10月25日的选举后重新出任总理。由年轻人支持的“学生名单”政党被认为与武契奇领导的政党竞争激烈，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外界对潜在暴力冲突的担忧。
社保体系难以支撑
“点燃欧洲”的导火索是经济增长乏力、民众生活成本上升、公共服务承压与政治不满长期积累的结果。
巴黎美国研究生院教授道格拉斯·耶茨认为，法国骚乱升级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走上街头的是对学校条件不满的学生，他们要求修缮破败的校园设施、改善学习环境。随后，通胀和生活成本问题激起的社会不满也汇入抗议，加上反对党试图借助民众对马克龙的不满扩大政治影响力，多股力量交织，最终使局势失控。
政治因素之外，法国的经济压力也在加大。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提出的2027年预算方案，试图将财政赤字降至更可控的水平。法国今年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4%，政府拟采取的措施包括冻结公务员薪酬指数、收紧病假期间的薪酬报销政策等。与此同时，就业和物价形势进一步加重家庭负担。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法国失业率升至8.3%，失业人数达到270万；15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达21.6%。9月，法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3.1%，高于8月的2.4%，能源价格同比大涨21.3%。
此外，Insee数据显示，法国人均消费单位购买力预计在2026年下降0.7%。据测算，自2024年以来，购买力下降给法国双子女家庭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每年减少1200欧元的可支配购买力；单身成年人的年损失约为600欧元。
虽然欧洲其他国家骚乱的起因、诉求和政治环境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
曾任欧盟贸易委员、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帕斯卡尔·拉米认为，欧洲层面动荡的共同根源在于，欧洲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却缺乏足够强劲的经济增长作为支撑。
在他看来，欧洲潜在经济增长率仅为美国的一半、中国的三分之一、印度的四分之一。增长不足不仅制约公共财政，也让欧洲面临维持社会保障、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延续社会共识的多重挑战。与此同时，能源供应风险、低收入家庭承受的压力以及欧洲对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有限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凯投宏观首席欧洲经济学家安德鲁·肯宁厄姆也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界人士无法让许多欧洲人看到生活会变得更好的希望。经济增长缓慢，各国政府又积累了巨额债务，因而几乎没有多少空间增加公共支出或减税，以改善民众处境。
外交政策分析师埃姆雷·迪纳指出，欧洲正面临三重相互关联的压力：中东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家庭购买力持续下降，以及民众对政府保障经济安全能力的信心减弱，其叠加效应正日益显现。
政治极端化
在社会动荡加剧之际，欧洲政治版图也正在发生变化。欧洲几个最大、最重要的国家中，奉行中间路线的传统政党正陷入困境。经济增长乏力、通胀压力持续、政府债务高企，以及年轻人就业和发展前景黯淡，不断累积的社会不满正推动极右翼、极左翼抗议运动和民粹主义政党崛起。
在许多欧洲人看来，传统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已经难以提供实质性的政策选择。这些政党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主导，却日益远离低收入群体、工人和年轻人的现实处境。与此同时，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增加和利率上升，也压缩了各国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政策空间。经济压力与政治失望相互叠加，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党的公信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民开始转向传统政治之外的力量。在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总统选举民调中领先，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则位居第二。在德国，德国选择党（AfD）和左翼党（Die Linke）正吸引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
未来一年，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波兰这四个欧洲人口大国都将迎来重要选举，极端政治力量的壮大将给传统政党带来严峻挑战。即使在右翼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执政的意大利，街头抗议依然持续，梅洛尼还面临来自更右翼阵营的竞争，前将军罗伯托·万纳奇便是其中的代表。
欧洲法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教授阿尔贝托·阿莱曼诺指出，强硬右翼势力已经进入捷克、芬兰、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等国政府；斯洛文尼亚政府也依赖右翼政党的外部支持。与此同时，为应对来自更极端右翼力量的竞争，一些传统右翼政党正在进一步收紧立场，欧洲政治整体向右的趋势由此更加明显。
保加利亚自由战略中心主席、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伊万·克拉斯特夫认为，随着四场重要选举的临近，加之极右翼在欧洲各国均拥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欧洲政治可能迎来一次重大转型。未来，各国议会的政治力量或将更加分散，组建稳定政府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克拉斯特夫预计，右翼执政联盟可能不得不吸纳规模较小的极右翼政党。这也意味着，后者可能借助联盟地位牵制主流右翼力量，使其难以摆脱强硬立场、重新向政治中间地带靠拢。
他还指出，如果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表现出色，欧洲主流政治力量很可能迅速尝试将其纳入正常政治秩序。毕竟，如果这些力量持续壮大，欧盟的决策与运作也将面临更大困难。但政治上的接纳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得到解决，更不意味着民众会因此获得更强的安全感。
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选举将成为检验欧洲政治走向的关键节点。如果勒庞胜选，其影响将远超法国国内政治，可能波及欧盟的运作、欧元稳定、北约合作以及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
危机的三种走向
而这场在欧洲迅速蔓延的骚乱将以何种方式收场，是否会演变为更大范围的危机？
对此，埃姆雷·迪纳认为，这关键取决于各国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如何应对。局势可能沿着三种路径发展，其影响程度也将有所不同。
第一种情景：政府有限让步，抗议逐步降温。
这是相对温和，也更容易应对的一种情形。面对持续的街头抗议，各国政府可能通过有限的政治妥协和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缓和局势，包括与工会谈判、提供定向财政援助，以及改善公共服务等。
在法国，政府可能采取一些措施，回应民众对教育投入和家庭生活开支的担忧，同时探索临时性安排，减轻高能源价格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可能优先与工会组织展开谈判，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可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改善住房可负担性上。
这些举措难以消除民众不满的深层根源，但有助于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避免其对经济运行和政治机构造成持续冲击。
这一情景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能源市场的走势。如果油价趋于稳定、霍尔木兹海峡 航运 安全得到改善，同时政府与工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谈判取得进展，各方就有望获得更大的妥协空间。
如果就业、收入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迟迟得不到改善，潜在的不满仍可能再次积聚。
第二种情景：能源冲击加剧，经济压力演变为更广泛的劳资冲突。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推动能源价格再次大幅上涨，欧洲局势就可能进一步恶化。柴油和航空燃油供应趋紧或价格攀升，将给 交通运输 、制造业和 物流 企业带来额外压力。
面对成本上升，企业可能推迟投资、减少招聘，或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与此同时，实际购买力进一步下降的劳动者可能加大加薪诉求，工会也可能通过在关键行业组织罢工，向政府和雇主施压。
法国的 交通运输 、能源和公共服务领域可能尤其容易受到罢工影响；比利时的铁路和公共部门停工可能扰乱经济活动；意大利的 港口 、运输网络和工业企业一旦发生停工，也可能冲击区域供应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围绕住房负担的社会运动，则可能与工资、生活成本等更广泛的诉求交织在一起。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各国必然同时爆发总罢工。各国工会的组织能力、政治环境和集体谈判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更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多个国家在同一时期发生大规模示威，并在部分关键行业出现罢工。
一旦劳资冲突扩大，其影响就不再局限于公共秩序。生产成本上升与消费需求走弱相互叠加，将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拖累经济增长，并加剧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
各国政府届时将陷入两难：既要维持财政纪律，又要向承受生活成本压力的家庭提供援助。
欧洲央行同样面临艰难抉择。一方面，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可能推 高通 胀，限制降息空间；另一方面，经济活动走弱又会增加市场对货币宽松的需求。通胀压力与增长疲软并存，将使欧洲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难以平衡。
因此，能源价格、 航运 成本、燃料库存变化，以及工会是否宣布协调一致的劳工行动，都将成为判断这一情景是否正在形成的重要信号。
第三种情景：社会动荡与政治僵局相互叠加，演变为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
在这一情景下，需要关注的问题不再只是街头抗议的规模，而是各国政府能否继续有效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如果持续的社会动荡继续削弱政府的执政能力，就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政治危机。
在这方面，法国的风险系数更高。政治格局高度分裂，已经增加了预算谈判和推动改革的难度。如果议会争端持续升级，街头抗议又迟迟无法平息，政府制定可信财政方案、争取议会支持的能力就可能进一步受限。届时，政府将同时承受来自金融市场和社会公众的压力：既要回应民众对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的诉求，又要设法控制财政风险。
欧洲其他国家也可能面临类似困境。各派政治力量会试图将公众的不满转化为选举优势，但经济动荡并不意味着某个特定政治阵营必然获益。选举结果仍将取决于各国的政治制度、政党结构，以及选民最关心的议题。
对于欧盟而言，更大的风险在于，成员国可能越来越难以就经济和安全挑战形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方案。当前，各国在能源补贴、公共支出、财政规则和国防承诺等问题上，已经面临彼此竞争的政策优先状况。如果国内政治压力继续上升，各国政府可能更不愿意承担成本高昂的集体行动。
一些国家可能优先向家庭提供即时援助，另一些国家则可能把控制赤字或实现国防开支目标放在首位。各国政策取向的分化，将使欧盟内部的协调更加困难。
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财政压力，已经推动欧盟成员国讨论如何分担经济冲击。今年4月，五个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的暴利征税，反映出各方日益关注高油价带来的经济负担应由谁承担的问题。围绕此类问题的分歧，可能进一步增加欧盟机构内部的谈判难度，拖延那些需要广泛政治共识才能推进的决策。
这些困难未必会威胁欧盟本身的存续，却可能削弱其快速、协调一致地应对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
如果长期社会动荡与金融市场信心下降同时发生，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对于法国等债务负担较重的国家而言，借贷成本上涨会压缩财政政策空间。政府不仅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偿还债务，还必须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支出需求，能够用于刺激经济和缓解民生压力的资源因而更加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不满与政治不确定性可能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公众和市场信心持续减弱，融资成本与财政压力随之上升，政府可采取的政策选项进一步减少，而政策应对乏力又可能加剧社会不满。
不过，不能因此断言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必然走向崩溃。欧洲各国政府、中央 银行 和欧盟机构仍拥有相当规模的政策工具，能够通过财政支持、货币政策、社会对话和跨国协调应对冲击。真正的考验在于，这些工具能否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在稳定经济与维护社会信任之间找到平衡。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