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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商都的“海丝”图景“文物里的清代广州”见证历史荣光


速读:《广州牌楼》是欧洲最早流通的广州图像。 曾玲玲介绍,该器约1745年由英国定制,盘沿左右两边及中心图案分别绘制了英国普利茅斯港、广州黄埔港和印度马德拉斯港的景观,这一设计出自英国皇家海军上将安森,他于1743年率领英国船队抵达广州完成了环球航行。 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是中西方商品和人员交往、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广州放到更长的时段、更广阔的空间去看待其发挥的作用,从全球史的角度去认识广州。

“珠江约有一海里宽,河面上布满了船舶。其樯林酷似在伦敦桥下游的泰晤士河一般。”18世纪法国贡斯当笔下的广州珠江,勾勒出“一口通商”时代这座南方都会的繁华图景。

有关清代广州的“风光”,在两三百年前中西方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有身影。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里就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是,该展日前正式入选国家文物局和中央网信办公布的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名单,是广东省入选的三个展览之一。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展览汇聚馆藏17~19世纪两百余件外销画外销瓷外销漆器及照片西方著作,反映广州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转变过程中的港口风光和城市景象,“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可与中西方文献记载互证。”

清代广州作为全球商贸枢纽的实物见证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广州十三行成为中西贸易唯一合法枢纽,无数商船跨越重洋汇聚珠江两岸。外销水彩、铜版画、玻璃画、广彩瓷器、描金漆器、外销折扇等数以万计的艺术品,以图像为载体,定格当时广州“风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实物见证。

这些留存至今的文物,串联起一幅跨越百年、连通东西方的广州全景画卷,让今人得以透过器物与丹青,读懂清代广州作为全球商贸枢纽的历史荣光。

作为贯穿黄埔港口至广州城内的主要航道,珠江水道是所有外销艺术品最核心的描绘主题。纸本水彩《黄埔锚地》以长洲岛高地为视角,完整铺展江面林立的远洋帆船,岸边炮台、林木、仓储清晰可辨,还原了西洋货船停泊数月等候交易的实景。阿罗姆绘制的《从长洲岛眺望黄埔》版画,将琶洲塔、连片村落、千帆竞渡融为一体,而在《广州与黄埔间的宝塔》里,孤立江岸的琶洲塔搭配中式红头帆船,用极简构图精准捕捉岭南水乡独有的地貌特征,满足欧洲人对东方异域景观的想象。值得一提的是,琶洲塔作为珠江标志性航标反复出现在各类画作中,成为西方人识别广州的视觉符号。

沿珠江上行,便是清代对外贸易的核心——十三行商馆区。19世纪纸本水彩《广州商馆区》细致刻画沿江一字排开的西式楼宇,1847年落成的圣公会教堂(现位于沙面)清晰可辨。19世纪玻璃画《广州十三行》采用典型三段式构图,天空、洋行、珠江江面分层排布,这一时期的画面里,江面平和静谧,而到19世纪30年代,画作增添风浪、舟楫往来的动态细节,一定程度反映了商贸活动越发繁荣。

西方艺术家创作的多幅设色版画,以西洋明暗透视技法描绘码头搬运、疍家小艇、外商登船的日常,将商贸交易的烟火气永久留存。例如英国画家阿罗姆创作于约1850年的版画《广州河景》,主要描绘的是广州内河河道的景观,珠江河道纵横,两岸村落、泊岸渔船、往来船夫,展现疍民舟居、水陆共生的岭南生态。

贡斯当在回忆录中形容珠江商船密布,堪比伦敦泰晤士河,各类外销图像与文字记载相互印证,共同构筑起清代广州水上贸易的完整图景。

曾玲玲介绍,“作为一个沿海港口及水上浮城,当时的广州市民出行和贸易主要依靠船舶,画中船只众多,人们在船上忙碌着,岸上有村庄和民居。细看会发现这幅画的人物和房屋与我们看到的清代外销画不太一样,因为阿罗姆从未来过中国,他的作品主要凭借想象与再创作,但并不妨碍他成为19世纪欧洲最著名的‘中国风景画家’。1843年,阿罗姆出版了铜版画集《中华帝国:古老的风光、建筑和习俗》,包含128幅插图,成为西方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历史插图书籍。他的画作具有一定的纪实性,代表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与想象。”

《广州牌楼》是欧洲最早流通的广州图像

留存至今的清代广州港口艺术图像主要有两部分:西方来华艺术家原创版画与广州本土画师绘制的外销画,二者视角不同,共同塑造了欧洲世界对“Canton”的认知。

最早描绘广州的视觉作品源自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画师尼霍夫,1746年金属刻版画《从珠江眺望广州》《广州牌楼》是欧洲最早流通的广州图像。尼霍夫随使团到访广州,以写实手法记录城墙、商船、牌楼,虽部分景物融入主观艺术加工,却成为18世纪欧洲“中国风”艺术的核心灵感来源。18至19世纪,鲁尔格兄弟、博尔热等西方画家相继到访,他们的版画注重纪实细节,侧重捕捉普通人劳作、商船航行的真实场景,风格随时代转变:早期承袭荷兰风景画工整严谨的特质,1840年后受浪漫主义风潮影响,画面光影柔和、氛围感浓郁,《广州》版画便以暖调天光、江面飞鸟营造出诗意港口氛围。

与西方版画对应,广州本土外销画师群体创作了水彩、玻璃画等定制艺术品,专为外商采购带回欧美。本土画师吸纳西方透视、色彩技法,同时保留中式平面装饰审美,构图饱满、色彩浓烈。玻璃画采用反向绘画工艺,是十三行时期外销爆款,画师批量绘制十三行、黄埔风光,方便商人作为旅途纪念品;通草水彩、纸本水彩则细化市井、园林、行商生活,形成规模化外销产业。两类图像互为补充:西方版画在欧洲大范围刊印传播,构建大众对广州的基础印象。

“整齐排列着西方商船的《黄埔锚地》,飘扬着各国国旗、贸易季节供外商居住和贸易的‘十三行商馆区’,18世纪畅销欧美的‘丝绸茶叶瓷器生产过程图’,西方画家绘制的‘广州港口风光’地标建筑,早期来华西方人留下的游记、使团报告等。这些文物是同时期人留下的广州印记,让我们看见一个立体的清代广州。”曾玲玲说。

让广州海丝图景走入海外寻常家庭

港口风光不只留存于纸本画作,更被烧制、髹漆、绘制在瓷器、漆器、折扇等日用工艺品之上,让广州海丝图景走入海外寻常家庭,实现文化传播的常态化。

广彩瓷器是外销器物里的大宗,“清乾隆广彩描金开窗纹章港口纹盘”就是其中典型代表。曾玲玲介绍,该器约1745年由英国定制,盘沿左右两边及中心图案分别绘制了英国普利茅斯港、广州黄埔港和印度马德拉斯港的景观,这一设计出自英国皇家海军上将安森,他于1743年率领英国船队抵达广州完成了环球航行。这个瓷盘是18世纪广州作为中英贸易重要港口的实物见证。

同期,专供欧洲贵族使用的“广彩广州景观图奶壶”采用通景绘画,完整复刻珠江眺望广州城全景。漆器、外销折扇同样大量使用广州城市题材。“19世纪黑漆描金茶叶盒”以整面盒盖绘制镇海楼与城墙,细节写实,将广州地标转化为西方储存茶叶的容器;此外,还有“清代彩绘风景人物折扇”“1855年象牙骨开光折扇”也绘有同类城市风光题材。

在曾玲玲看来,18、19世纪经广州销往海外的各种外销艺术品,推动了中国文化、艺术、科技、物产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与交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是中西方商品和人员交往、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广州放到更长的时段、更广阔的空间去看待其发挥的作用,从全球史的角度去认识广州。“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极其重要的港口,通过不同时期的航线连接着世界各地重要港口,用现代语言来形容就是‘枢纽’。这源自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国大陆南端、面朝南海,广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是先民们从陆地走向海洋的黄金通道;也源自历代给予的海外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两千多年永不关闭的门户。‘海丝门户’展讲述的就是清代近三百年间,特别是1757~1842年间‘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如何发挥其作用,成为中国连接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门户。”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李恺烨 王钊祈

■统筹:李世云 ■采编:梁志钦 管瑜

主题:清代广州|《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