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指责中国“搭便车”，因为中国坐上了驾驶座
观察者网
2026-07-25 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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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搭便车”的争议，到“权力真空”的迷思，再到美国战略收缩与全球南方崛起，当今世界正站在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节点。
世界真的正在走向“无序”吗？霸权撤退之后，是否存在一个“权力真空”？旧有霸权秩序的松动，是否意味着更多国家开始成为世界秩序的共同建构者？
近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与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李汉松，围绕全球南方的能动性、美国霸权后撤、国际组织功能以及非霸权世界秩序等议题，尝试跳出“霸权更替”的传统叙事，重新思考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来自何处，以及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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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右）、李汉松做客观察者网。
世界秩序为何走到了今天？
殷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观察者网和汉松有这样一场对话。
汉松目前在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做助理教授，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柏林自由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专业领域涉及到国际政治理论、比较伦理哲学与全球思想史。这次汉松回国为我主持的“共同体治理与全球南方的去依附发展”研究生国际暑期学校授课，也非常高兴和期待今天能与汉松碰撞出更多思想火花。
我们看到你的研究跨度非常广，从相对比较传统的国际关系、国际治理的话题，一直到思想史的议题。我个人非常好奇，因为国际关系、全球治理是相对秩序化与结构化，那么它们和思想史的研究有什么共同点吗？
李汉松： 我认为，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和思想史研究，其实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的愿景。
自近代早期、大航海时代以来，殖民扩张打破了过去相对封闭、孤立的世界格局，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与此同时，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秩序逐渐形成。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成为主导性的国际叙事，但全球南方始终处于代表性不足、话语权有限的状态，一直在追求一个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的世界秩序。
因此，我希望回到西方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内部，看看是否存在能够处理邦际关系、而不仅仅是处理社会内部人际关系和社会契约问题的思想资源。
同时，从比较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来自全球南方的不同文明、不同政治思想传统，又能为人类共同的政治智慧贡献什么呢？我认为，未来世界秩序的重构，一定需要建立在更加包容的基础之上。新的国际规则，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制定，而不是继续由少数国家制定规则、让多数国家去遵循。
归根结底，这涉及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实现互动互鉴，因此也是一个具有鲜明规范性取向的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现实仍然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既包括社会内部的发展失衡，也包括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关系。因此，今年乃至往届暑期学校一直关注的，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自主性与能动性的问题：在既有国际秩序下，各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获得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又如何真正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主体？
令人欣慰的是，当下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全球力量格局不断调整，能动性正逐渐向世界各地扩散，无论是全球南方还是北方、东方还是西方，都拥有越来越多参与全球治理和塑造规则的机会。
殷之光： 我个人的研究路径其实跟你有一定相似性的。我也是思想史出身，之前是在文学系，后来逐步扩展到对全球秩序、国际关系的研究，还有发展问题的研究。
今年暑期学校的主题是“区域发展共同体”。在英文标题中，我们其实埋了一个“小心思”，用的是“Towards a Non-Hegemonic World Order”（迈向一个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同时，在“共同体”的翻译上，我没有采用通常的表达，而是选择了Communitas这个概念。因为我希望强调，共同体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更是在人与人、不同社会和不同文明持续交往的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种共同生活形态。
如果我们能够共享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愿景，依靠人的能动性，就能够共同建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而不是被动接受既有秩序。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认同你刚才提到的观点。
无论我们是从16世纪以来的大航海时代谈起，借助世界体系理论来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还是沿着马克思关于19世纪世界市场正式形成的论述来分析，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过程——一个霸权性世界秩序（hegemonic world order）的形成。
这种秩序模式发源于某一个地区，并伴随着特定的政治经济进程不断向全球扩展，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国际秩序。
所以，我也非常认同你刚才关于全球南方的观点。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全球南方，不只是把它理解为既有秩序中的“被治理者”或“边缘地区”，而是把它看作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塑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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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以北，称为“北方国家”，界线以南，称为“南方国家”。 资料图：央视新闻
我们今天讨论全球南方，本质上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霸权性世界秩序（hegemonic world order）。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用一种霸权去取代另一种霸权，而是探索一种非霸权世界秩序（non-hegemonic world order）。
那么，这样一种秩序应该如何发现、如何建构？
这就需要通过你刚才提到的比较研究，我把它称为寻找共鸣共振。我们自然而然地在不同社群共同体里探索和发展出一些具体的实践，这种实践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值得去讨论的。
李汉松： 是的。在我看来，我们在处理比较研究的时候，比较的基础就是在具体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不同语境之中，都在处理一些有共鸣共振的问题。由于我们有这样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感受，所以我们有基础去交流，分享各自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就会形成共识。这个共识建立的过程，也是我们形成一种共同体的过程。
殷之光： 你刚才提到了一点很重要——共同经验。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从全球南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经验来看，这本身就是一种共同经验。但如果把视角转向全球北方，其实也存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共同经验。因为讨论世界秩序，不能只关注某一个层面。它既包含自上而下的霸权结构，也包含自下而上的自主建设和社会实践。这两种力量始终在共同塑造着国际秩序。
而今天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大变局”时代，恰恰意味着这两种力量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正如你刚才所说，自下而上的自主性、能动性正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自16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霸权性世界秩序，似乎也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权力真空”只是霸权的想象
殷之光： 今天，无论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还是欧洲，都在经历这种秩序变迁带来的冲击和重组。你如何理解全球北方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作为目前在北方（相对于全球南方而言）工作的学者，你有哪些观察？
李汉松：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特朗普现象更多是一种病症，但是病根在结构性的问题上。也可以说特朗普是一个加速器，是一个显像仪。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西方左翼思想家也会觉得特朗普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因为他把之前那些结构性的问题，一些仍然处于潜流的变化让它浮出水面，让我们赤裸裸地看到了。之前我们说特朗普像海盗，现在特朗普说自己就是海盗（注：2026年5月1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演讲）。他直接就不演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加速我们对于现在世界变局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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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图源：新华社
殷之光： 那你觉得特朗普时代，不管是1.0还是2.0，与19世纪以来的国际秩序格局相比，最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哪里呢？
李汉松： 我觉得，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有两点。
第一，当今世界正处于一种持续缠斗的状态。与19世纪以来相对界限分明、阵营清晰的地缘政治格局相比，今天的大国竞争更加复杂，也更加长期化。
从特朗普政府重新强调“西半球”：夜袭委内瑞拉、围困古巴、将“墨西哥湾”重新命名为“美利坚湾”、将拉丁美洲称为“我们的南方”，到霍尔木兹海峡、格陵兰岛、加沙、乌克兰等一系列热点问题，我们看到世界各地不断爆发新的摩擦。
但这些摩擦本身，并不是世界大变局的源头，而只是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不断显现出来的现象。真正的变化来自更深层的结构。
地球上本来就存在着如此众多的民族、国家、文化和语言，它们理应拥有更加广泛、更加均衡的能动性。然而，在过去数百年的国际秩序中，规范制定权长期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尽管国际规范始终处于流动和演变之中，但现实仍然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平等：少数国家负责制定和解释规则，而更多国家则只是规则的接受者。
因此，旧有秩序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包容性和代表性不足，也限制了更多国家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动性。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变化，其实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随着世界秩序进入重组阶段，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开始要求获得更大的主体性和话语权。
当然，秩序重组不会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既有霸权力量一定会出现反扑。
美国今天看似战略收缩、重新聚焦西半球，但缩回拳头，并不意味着不会再次挥出去。未来很可能仍会在“收缩—反击—再收缩—再反击”之间不断循环，其根本目标依然是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
第二个区别就是它其实背后更多的是一个自然的、能动性扩散的故事，而不再纯粹是一种竞争论、游戏论意义上的博弈。
殷之光： 这一点我部分同意，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刚才提到，当前世界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霸权正在收缩，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但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霸权收缩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比如20世纪初，就曾出现过所谓的Little Britain（“小英格兰”）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已经难以继续维系其全球霸权，因此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回到英伦三岛积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愿意轻易放弃自己建立起来的全球霸权体系，包括制度安排和经济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英国国内出现了Little Britain的讨论，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倡导Commonwealth of Nations（英联邦），希望将过去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霸权，逐步转化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将其嵌入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即将霸权嵌入国际经济生产体系和全球分工格局之中。
殷之光：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这种能动性究竟从何而来？它是天然存在的，只是长期以来被我们的理论叙事所忽略；还是说，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结构中逐渐生长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西方舆论中，经常会出现一种说法，认为特朗普不断“掀桌子”“退群”，意味着美国霸权正在退场，世界将出现所谓的“权力真空”。按照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逻辑，这种真空最终会被另一个新霸权所填补，而中国势必会成为填补这一真空的力量。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汉松：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能动性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结构性的维度，一个是规范性的维度，而规范性的维度，本质上就是想象力的维度。
所谓结构性，指的是当一个国家或社会长期处于一种支配关系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积累，也缺乏足够的战略盈余去进行自主选择，因此始终被困在一种结构性的的支配关系和依附关系之中。
如果始终处于这样的状态，那么规范性的想象力就很难真正生长出来。比如，一个国家即使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拥有许多能够启发思考的思想资源，也难以真正去想象世界未来可以成为什么样子。人人皆可为舜尧，人人可以成为哲学家。但如果长期处于一种结构性被支配状态，这种想象力便难以充分释放。
因此，必须以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共同形成战略，打开一定的发展空间，使自身逐步从支配和依附关系中走出来，主动调整自己的战略，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舞台。
与此同时，还必须发展规范性的想象力，也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既有秩序的世界构想，为世界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
我认为，这样的方案今天已经呼之欲出。当然，许多国家仍然受困于既有的结构性约束，因此，它们对于未来秩序的构想尚未完全展现出来。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空间和资源，开始提出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同时，全球南方许多国家也正在陆续加入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的共同书写过程中。这就是我对于能动性的理解。
关于真空这个叙事，我觉得它建立在一种传统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上，但是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数字虚拟时代，在这样一个政治议程科技化、地球议程火星化的时代背景下，很难再明确界定哪里是真空，哪里不是真空。
例如，近年来美国许多新保守主义，包括像鲁比奥，都在不断向“MAGA”靠拢，重新给自己贴上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标签，并重新思考不同战略方向之间的资源配置。
包括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近期发布的报告，也提出是否应该从欧亚方向适度收缩，把更多资源投入太平洋方向。甚至连过去强调的“印太战略”，如今也越来越多地被表述为“太平洋战略”，首先强调的是巩固美国自己的“后院”。
但我认为，这种思路所依赖的底层逻辑已经越来越难以成立。因为今天已经很难划定所谓的“剧场/战场”（theatre）究竟在哪里。你在一个方向有所收缩，并不意味着其他行为体不会进入这个空间；甚至可以说，这些所谓的“剧场”本身已经越来越难以被清晰划定。
我们今天处于一种彼此高度纠缠的世界之中。因此，“真空”“填补真空”等概念，在某些特定语境下或许仍然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支撑这些概念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殷之光： 这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一旦承认行为体具有能动性，就不会认为世界上存在什么永远不会被填补的“权力真空”。正因为人具有能动性，所谓“真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概念。
为什么会有“权力真空”这样的观念？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恰恰是一种从霸权中心视角出发观察世界的产物。这是一种高度工具主义的理性，它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可以被规划、被安排的整体，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应该听命于霸权，每一个行为体都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角色。某个位置应该由谁占据、如何运作，都需要由霸权来安排；一旦霸权退出，这个地方就被称为“真空”。
但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度霸权中心主义的概念。相反，我认为，能动性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它始终是世界秩序建构过程中最核心、却长期被忽视的力量。
你刚才关于结构性的讨论，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因为我们谈论能动性的时候，往往容易把它理解为一种突如其来、不受控制、充满激情，甚至带有某种冲动色彩的力量。这种状态在某一个历史时刻当然可能存在，但当最初的激情逐渐沉淀下来之后，所有行为体最终都会希望建立一种更加稳定、更具可预期性的秩序。
这一点其实也与电视剧《太平年》所展现的逻辑是一致的：历史的一端是冲突，另一端是秩序，而二者始终处于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秩序并不是冲突的终结，而是在新的力量对比和新的能动性作用下，不断被重新建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