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国“偷师”中国，用中国的方式与中国竞争
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出现值得警惕的新动向。美方在持续施压的同时，开始有选择地吸收中国模式中的产业政策协调、战略规划与资源集中等工具性要素，形成“市场机制主导、国家力量嵌入”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这标志着中美竞争已进入“能力重构与相互借鉴”的新阶段。
对此，我方需保持战略清醒，既不自缚手脚，也不轻视对手，主动谋势、精准发力。具体建议如下：一是在战略层面，正视“双向竞合”新态势；二是在改革层面，以更高质量的开放应对对手的“闭锁模仿”；三是在传播层面，主动塑造叙事，借美方的“模仿”为中国背书；四是在规则层面，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掌握道义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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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美国旗。
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今天的被模仿，美国用实际政策转向回答了新时代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制度的竞争力不在于意识形态标签，而在于谁能更有效地整合资源、执行战略并持续自我革新。
美国“偷师中国”的思想溯源
（一）美国思想界对治理效能的深刻反思与制度焦虑
近年来，美国主流舆论与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治理赤字”的反思，其核心指向是对中国高效执行力的复杂心态。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精英阶层，通过对比中美在政策推进上的效率差异，10多年前就在书中提出了“美国需要做一天中国”的论断。弗里德曼在多篇评论中反复表达对美国制度执行效率的担忧，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在重大政策推进上存在“决策缓慢、协调困难”的问题，本质上是希望美国能摆脱两党掣肘，恢复集中决策能力。
这种焦虑在政治高层同样有迹可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多次公开表态中，同样以中国为参照批评美国制度效率。例如，2026年3月27日，特朗普在迈阿密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峰会上直言：“你看看中国做得有多好，制造业多么发达。”
2025年12月，特朗普在签署人工智能行政命令时，更是以“中国就很团结”为例，呼吁美国内部像中国一样团结一致、专心干大事。需要指出的是，弗里德曼和特朗普的言论并非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体认同，而是对“治理效率”这一工具性能力的认可。这种“羡慕”本质上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对自身制度短板的现实焦虑。2024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南森·辛明顿在《美国事务》上发表题为《中国正在赢，接下来怎么办？》的文章表示：“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到自身的体系性缺陷，而正是这些缺陷使我们自己的机构热衷于破坏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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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正在为受到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影响的联邦雇员提供食物。 纽约时报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战》及后续评论中多次强调，中国在执行力、长期规划及资源调配上展现了显著优势。艾利森主张，美国需要强化自身的长期战略能力与政策一致性，而非继续依赖短期政策工具应对系统性竞争。
（二）战略智库推动美国构建整体性国家动员框架
美国主流智库在应对大国竞争的过程中，正在系统性地向中国“政经耦合”的治理逻辑靠拢。例如，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在多份报告中反复强调，美国必须构建能够应对长期大国竞争的“整体性国家动员框架”，其核心主张是通过整合“所有国家力量要素”，在经济、科技、军事与外交之间形成更高程度的协同效应。在具体路径上，相关研究并未主张对市场主体实施直接控制，而是强调通过财政激励、监管规则与产业政策，将私人资本、科研体系与国家战略目标进行系统性耦合。
这一思路反映出美国战略界的重要转向：国家不再仅作为规则制定者，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主动塑造资源配置方向。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在针对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在生物技术、关键资源与人工智能等领域展现出较强的政策连续性与长期投入能力。这种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持续性布局，使其在部分关键技术赛道中具备累积优势。
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国家能力上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能够在“较低制度摩擦下实现跨部门协同与战略资源整合”。相比之下，美国长期受制于官僚体系分割与政治周期约束。因此，强化跨部门协调、打破政策壁垒，成为当前美国改革的重要目标。这种跨部门统筹与任务导向执行相结合的机制，在功能层面上与中国“集中协调、分工推进”的治理逻辑存在高度相似性，旨在通过制度重组来弥补其政策碎片化的天然缺陷。
（三）科技与产业界对国家主导投入模式的紧迫共鸣
在关键技术赛道上，美国产业界正以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呼吁效仿中国的国家投入模式。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在2025年4月的“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峰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所面对的是正在为此投入万亿美元的中国，而我们却在胡搞，不给那些本该发明我们未来的人提供经费。”美国丹佛大学学者赵穗生指出，美国在产业政策上正越来越多地学习中国模式。《外交事务》杂志也直言：“要像中国那样竞争，就应该如中国那般建设。”彭博社同样建议特朗普政府，想重振制造业，应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策略。
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在2025年6月发布的报告中虽然坚守美国“去中心化的创新生态系统”的优越性，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和国家支持的制造业”，已在生物技术、药品生产等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人工智能领域构成潜在挑战。这种现实压力正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完全放任的市场思维，转而采取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与国家支持手段，试图在维持系统活力的同时，通过复刻中国的规模化投入路径，夺回在全球核心技术领域的绝对主导权。
美国“偷师”中国的三大表现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并非零散政策的凑合，而是沿着“工具借鉴—机制重构—体系升级”的路径，对国家能力进行系统性重塑。其本质是美国正企图通过掌握“中国式能力”，反过来构建对华竞争的绝对优势，实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战略遏制。
（一）产业工具跨越：从单纯政策补贴转向国家直接下场持股
美国最初对中国模式的吸收，主要体现在对产业政策工具的选择性借鉴，但目前正经历从政策引导向直接参与的实质性转变。在投资层面，联邦政府放弃不干预教条，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数千亿美元财政补贴，强力向半导体、新能源等赛道“输血”。在规则层面，通过严苛的“护栏条款”，强制要求受援企业不得在华扩建先进制程，对内实现国家供养，对外实现排他封锁。
更具实质性的变化在于，美国正从“市场守夜人”转变为产业的直接参与者与风险的共同承担者。目前，美国政府已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直接获取英特尔约10%的股权（约89亿美元），国防部也成为矿业巨头MP Materials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15%。香港大学研究员黄裕舜评价称：“美国政府正试图借鉴中国的经验。”这一变化标志着美国在资源配置层面已逐步复制中国“政府深度嵌入”这一运作方式，学习如何运用国家资源直接决定产业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