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快”城的“慢”功夫：成都高新区的民生答卷
文 | 程言
成都高新区凯德天府负一楼，一排餐饮店中间，夹着一间四十来平方米的“铺子”。下午两点，一个骑手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靠墙的长条凳上，两个骑手坐着低声说话，捧着刚从直饮水机接的温水，手机在旁边的插座上充电。
这是骑手一天里最闲的时候，也是这间“铺子”里人最多的时候。门外就是取餐柜，餐从楼上送下来，柜门弹开，拿了就走。
几公里外，肖家河街道兴蓉社区的公交站台上，一位老人平视着站牌。这里的公交站牌矮了一截，字大了一圈。
另一头，芳草街街道蓓蕾社区的集市上，老人手把手教年轻游客篆刻自己的名字。刻完，盖在纸上，装进小布袋，再发一张“非遗考证站”的证书。
这是2026年秋天成都高新区三个普通的下午。
这座城区以“快”著称。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这里集聚着超过85万名青年人才，新就业群体超过10万人。但速度不是城市的全部。当产业把人聚到一起，生活怎么安放，考验的是另一套功夫。
时间往回拨几年，同样是这三群人。骑手等单间隙没处歇，喝水、充电都要自己解决；老人仰着头眯着眼看站牌，个子矮的、坐轮椅的，仰着头也看不清；篆刻的老人，印章锁在抽屉里，偶尔送人，大多数时候没有人知道。
变化不大。一间空出来的铺子，一块矮下去的站牌，一张集市上的小桌。但就是这些不大的变化，让一个骑手在等单间隙有了坐下来休息的地方，让一个老人少了一道出门的坎儿，让一个手艺人的印章从抽屉里走到了阳光下。
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看见细微的需求
作为桂溪街道南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廖峻艺还记得之前“看见”骑手处境的那个场景。“大冬天的，他们就躺在电动车上，或者坐在商场的过道里。”廖峻艺有些触动，“还是希望能让他们更舒服地休息。”
做新就业群体工作，廖峻艺并不陌生。此前在同街道的吉泰社区，他就和同事尝试过观察、问卷、访谈，甚至跟着骑手跑单。“你只有真正进入这个行业，才知道他们实际的需求是什么。”他说。
除了没地方休息，无法按时配送同样困扰着骑手。配送中，骑手真正能把握住的，只有取到餐后骑行到目的地的那一段。
前端是商家可能“卡单”。接到订单后，商家若无法按预定时间出餐，配送时间就跟着紧张起来。“因为卡餐导致超时每天都有，很正常。”跑美团专送、入行一年的王浩聪说。
末了送到楼宇门口，还有电梯要等。赶上饭点，电梯满载，一趟趟下来没有准头。
骑手的难，是一个“卡”字。而在老街巷里，高龄老人的难，是一个“怕”字。
在年轻人口密集的成都高新区，毗邻玉林的肖家河、芳草街一带，也坐落着一些建成年份久远的老旧院落。兴蓉社区便是其中之一。这里集聚了1.17万余人，其中超过24%的人口是60岁以上的老人，独居空巢老人达271人。
出门，对这些老人来说是一件大难事。工作人员定期轮访，走进一些老人家里，屋里“很冷清，整个色调都很暗”。“由于担忧出门的不便，他们会在心里预设很多障碍，导致很难迈出第一步。”兴蓉社区副书记薛石莲感慨，“成都发展得那么好，也想让他们到外面看看。”
要让老人走出来，先得看清他们为什么走不出去。楼梯间的扶手只有一侧，有人右手使不上力，只能扶着墙走；拐杖放地上容易滑落，弯腰捡又费劲；坡道前没有明显标识，稍不留神就容易摔跤……老人出门要跨的坎儿，琐碎而具体。
这些难题，是社区在一次次的接触里慢慢拼出来的。定时走访、日常巡查是一条线，“坝坝会”、小院凉亭里让老人摆龙门阵是另一条线。但有些“难”，老人说不出口，甚至都没意识到。于是社区又往前多走一步去“听”：线上征集请年轻人替家中老人转达，对那些最不善表达的老人，则先观察，再主动去问。
日积月累，兴蓉社区攒下了一份163条的老人“梦想清单”。不少后来落地的改造，起点都是清单上的一行字。
蓓蕾社区看见的，是老年人的另一种需求。
这个三四十年前建成的社区，老年社团组织得风生水起，书法、篆刻、剪纸、蜀绣样样都有。但很长时间里，老人们的手艺和作品多半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一些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退休后有了更多时间，想完成年轻时没做的事，做事韧劲和成功率甚至比年轻人还高。”在蓓蕾社区党委副书记陈仲秋看来，如何让这部分老人的价值得到发挥，是社区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政府之手与社会之手
需求看清了，怎么落地是另一道题。
廖峻艺决定先从骑手的休息空间着手。在他看来，建一个驿站不难，难的是真正契合骑手的需求，又能低成本自我运转。位置要离骑手的工作场景足够近，时间要贴得住骑手的作息。至于场地、水电、保洁、维护，若全凭政府投入，往往难以持续。
恰逢辖区内的商场凯德天府正在为游客、户外工作者打造“歇一脚”空间，双方一拍即合。这里日均外卖订单约5000单，正是骑手工作的高频地段。“商场运营时间也正好覆盖了骑手的工作时段。”廖峻艺补充道。
从今年3月开始洽谈，到5月落成，前后不到三个月。到了9月，社区又牵线，把“接力送”外卖柜放到了驿站旁。
这间驿站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把多方的手握到了一起。商场出场地，承担水电、保洁和日常维护；社区搭台、做氛围营造，配套交通宣传等服务；外卖平台安排场内配送员，把不同楼层商家的餐食集中到驿站的外卖柜，并为骑手提供物资保障；周边的商家则错峰，在午后的时段给骑手留出折扣和座位。“社会治理不是说完全靠政府的力量去解决一个问题，它一定是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廖峻艺说。
凯德天府驿站不是孤例。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已推动543个小区设置骑手专属停车区域，建成192个暖新驿站，联动专业社工、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运营，让户外劳动者推门可进、随时可歇。
在兴蓉社区，社会之手是一支在社区沉淀了多年的团队。约十年前起，社区以“空间换服务”的方式陆续孵化了一批青年创业团队，“自然先森”便是其中之一，常年参与社区的适老化改造。
老人的活动半径是一圈圈扩大的，兴蓉社区的改造也跟着这个半径走。第一圈，是在楼道里布置小坐凳，让老人从家门走到院落；第二圈，依靠院落议事厅、凉亭和15分钟幸福生活圈，把老人从院落引向社区；第三圈，借助沿街座椅、坡道标识、拐杖卡扣等改造，让老人走向社区之外。
这些改造，不少出自“自然先森”之手。在薛石莲看来，这支团队做的都是“有温度的微改造”，这样的温度，源于换位思考的观察与巧思。
更深远的是，社区的一个“细功夫”，被更大的公共系统接住了。兴蓉社区设计的滑轨式放大镜引发广泛报道后，公交集团主动找上门，把整条线路的站牌都降低、放大了。“有个长期闭门不出的老人后来去了春熙路，我们听说了都很高兴。”薛石莲分享道。
在蓓蕾社区，社会之手又是另一番模样。近几年，“大城小村”等社会组织在此扎根，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也在社区设了教学实验点——Cschool。他们打造的菜市书屋、工作坊让年轻人有了停留、做事的去处，老人也多了一扇可走进的门。两代人的日常渐渐有了交集。
两年前，社区开始牵线，把老人的技艺和青年创意团队的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做成定制文创、“非遗体验”，落在社区附近的集市上。“今年‘五一’，仅三个半天，我们这个非遗集市的销售额就达到近万元。”陈仲秋颇为自豪。
“社区的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陈仲秋说，老年兴趣社团、青年创业团体在不少社区都可能存在，“最关键的是如何因地制宜把他们结合起来，需要细致的观察，耐心等待时机。”
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种氛围下，社区里的一些老人，也开始在各自的位置上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蓓蕾社区的盖碗茶摊是个缩影。社区与养老院共建的“奶奶的盖碗茶”茶馆，下午由健康老人轮值，年度筹集资金可达4万余元。除维持运营外，剩余收益还用于帮扶困难老人。
蓓蕾社区还有一位证券行业的退休低龄老人，退休后学习古琴，考到八级，今年又拿到社会工作师中级证书。她跟社区说，想带着古琴上门，给不愿意出门的老人弹琴，陪他们聊天。
兴蓉社区的许萍阿姨七十多岁，带着一帮爱好摄影的老同志，入户给更年长的老人拍照。有位老人突发疾病离世，子女从外地赶回来后，这支摄影队送去了很多他生前的照片。“有些事情它很微小，但需要有人长期坚持做。”薛石莲回忆起这件事时仍有些动容。
除了服务别人，老人也在参与社区的建设。兴蓉社区楼道扶手分左右装，就是一位老人在议事会上一句“右手打不了力，左手方便”换来的。意见被采纳，他们也有了成就感。
在南新社区，关怀落到骑手身上，也一点点落回商圈。廖峻艺观察到，“骑手感受到被关心，心理上肯定有变化，他们开始注重商圈的停车秩序，商家和骑手间因为等单产生的冲突也少了”。
而在他此前工作的吉泰社区，还有不少骑手通过微信群成了“移动探头”，发现交通事故、安全隐患、食品安全问题，随手发到群里，相关方也会尽快跟进。随着这个做法在全区铺开，这个群体也有了更正式的名字——“督督侠”食品安全监督队。队员通过小程序把隐患直接上报，由有关部门联动处置，上报所得的积分还能兑换奖励。王浩聪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对成都高新区而言，民生治理的落点不止于“服务”二字。它一边把关怀送进骑手的日常、老人的生活，一边也把他们接回治理的现场，服务与共治互为表里。
近期，成都高新区就《新就业群体友好城区建设规范指引》公开征求意见，要把“治理合伙人”的角色用制度固定为日常。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有了“暖新码”这样看得见的身份，也能作为“体验官”打分评价，让对流动者与多元人群的接纳，从个案走向常态。
无论是对待“标准居民”还是极易被忽略的群体，成都高新区用的是同一套治理逻辑：看见需求、快速响应、细节友好、请入治理。产业新城把做产业的方法用在民生上，像洞察用户一样洞察需求，像迭代产品一样迭代服务，像建立标准一样建立制度。
下午四点，凯德天府驿站里的骑手陆续起身，取餐柜的柜门又一声声弹开。当一座以“快”著称的产业新城，让奔跑的人有处歇脚、让安居的人被看见，“此心安处是吾乡”便不再只是一句古语，还是一座产业新城交出的民生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