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赵志轩：贸易、融资与避险共振，人民币国际化加速
彭博赵志轩：贸易、融资与避险共振，人民币国际化加速
2026年07月16日 13:46
新华财经上海7月16日电（葛 佳明 ）随着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经贸联系持续深化，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融资和资产配置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过去3至5年，“ 一带一路 ”贸易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人民币使用增加是对美元体系的替代，还是全球多币种体系形成的一部分？下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彭博行业研究新兴市场首席外汇策略师赵志轩在接受新华财经专访时表示，过去3至5年最明显的变化是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并逐步转化为人民币结算占比的系统性抬升。预计未来5至10年，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结算中的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发展路径或呈现“渐进积累、局部跃迁”的特征。
贸易基本盘持续扩大，人民币结算迎来结构性抬升
近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联系持续增强。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达到23.6万亿元，同比增长6.3%，高于同期中国整体外贸增速2.5个百分点。在2024年相关贸易占比首次突破50%后，2025年进一步稳定在51.9%，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成为中国外贸最重要的基本盘之一。
其中，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规模达到7.55万亿元，占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的约三成。东盟也已连续三年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
赵志轩表示，从外汇视角看，贸易伙伴结构变化正在推动跨境结算货币结构发生调整。随着中国在相关经济体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上升，使用人民币或本币开展结算的意愿不断增强，部分市场主体也开始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
“贸易结构是货币使用结构的重要基础。当中国在一个经济体的进出口、投资和融资体系中占据更重要位置，人民币计价和结算需求自然会随之上升。”赵志轩说。
目前，中国正推动人民币与印尼盾开展更便利的直接交易，减少双边贸易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在中俄贸易中，人民币和卢布也已成为主要结算货币。
尽管目前缺少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拆分的完整人民币结算数据，但从中国跨境收付款结构看，人民币使用比例已呈现明显的系统性抬升。
赵志轩表示，2020年以来，人民币在跨境货物贸易结算中的占比已由略高于10%升至30%以上；在中国跨境收付款中的占比也已超过50%，高于美元，成为第一大使用币种。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人民币使用增加已不再是少数国家受短期事件影响形成的阶段性变化，而是与中国贸易重心调整、产业链联系深化相伴而生的结构性趋势。
这种趋势还可能形成网络效应。当产业链核心企业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上下游供应商、 物流 企业、金融机构以及贸易平台也会相应增加人民币使用，推动人民币从单笔贸易支付工具，逐步延伸至融资和资产配置环节。
贸易、融资与避险共振，人民币加快嵌入跨境循环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使用频率上升，既是贸易规模扩大的自然结果，也受到人民币融资体系完善和地缘风险变化的共同推动。
赵志轩将其概括为“贸易惯性、融资支持和地缘风险”三重驱动。其中，贸易是决定人民币长期使用空间的基础性“慢变量”，融资条件和风险管理需求则是近年来推动人民币使用加速的重要边际力量。
首先，随着双边贸易规模扩大，原有以美元为中介的结算惯性正在逐步改变。“货币使用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赵志轩表示，当越来越多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会增加人民币支付、融资和对冲需求，进而形成新的使用习惯。
其次，人民币融资渠道逐步完善，为跨境贸易和投资构建了人民币资金闭环。近年来，政策性 银行 、商业 银行 通过跨境人民币贷款、贸易融资等方式，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人民币资金支持；熊猫债、点心债等人民币债券市场也为境外主体融资和人民币资金再投资提供了更多渠道。
“人民币结算能否持续，关键不只在于企业是否愿意在一笔贸易中接受人民币，更在于收到人民币后能否便利地用于采购、偿还贷款、开展投资或配置资产。”赵志轩说。
在美元利率较高的阶段，人民币融资成本的相对优势也会增强部分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的意愿。企业获得人民币融资后，可以直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和工程款项，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
第三，地缘政治与制裁风险正在成为重要推动因素。部分经济体开始重新审视过度依赖单一国际货币和支付体系可能带来的风险。中东局势变化以及部分国家面临的美元流动性约束，也增强了使用人民币、本币或其他货币结算的动力。
不过，赵志轩也表示，美元仍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优势。国际原油、 天然气 和多数大宗商品仍主要以美元计价；美元金融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充足，利率、汇率衍生品和风险对冲工具也更加成熟。同时，美元依托全球 银行 、清算和信用中介网络，形成了覆盖贸易融资、跨境投资、资产定价和储备管理的完整生态。
“美元的优势不只体现在结算份额，更在于其背后金融市场的深度、流动性和风险管理便利度。”赵志轩说。
因此，人民币的上升更适合被理解为全球货币体系再平衡的一部分。未来可能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及部分区域货币共同参与的多币种格局。
与此同时，人民币使用增加也在推动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方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企业通过人民币结算进出口业务，提高人民币收入与支出的匹配程度，以自然对冲降低汇率波动对利润的影响。部分企业对人民币敞口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提高，不再将收到的人民币立即全部兑换为美元，而是用于偿还人民币贷款、支付采购款或配置人民币资产。
“目前企业汇率管理仍处于从”被动应对“向”主动管理“过渡的阶段。离岸人民币远期、掉期和期权市场虽然持续发展，但在交易规模、期限结构和流动性方面，与美元市场相比仍有差距。”赵志轩表示。
从局部替代走向多币种共存，离岸市场仍待突破
谈及人民币国际化下一阶段面临的约束，赵志轩认为，相较于支付清算体系，当前更突出的瓶颈在于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不足，以及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深度和产品供给仍需提升。
近年来，以人民币 跨境支付 系统（CIPS）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CIPS累计处理交易规模约180万亿元，较五年前增长接近四倍，人民币 跨境支付 和清算体系已具备较强支撑能力。
相比之下，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仍较有限。目前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约为1万亿元，不到在岸存款规模的1%，制约了离岸市场的融资能力、交易深度和资产配置空间。
“支付清算解决的是人民币能否顺利流转的问题，离岸流动性和金融市场深度解决的则是人民币能否被持续持有和反复使用的问题。”赵志轩说。
在他看来，下一阶段最具边际突破空间的领域，主要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增加高质量人民币资产供给、完善境外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以及发展更加丰富的汇率和利率风险管理工具。
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同样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并不需要以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为前提。更可行的路径，是在风险可控基础上，提高跨境资金使用的便利度和政策可预期性，扩大贸易投资项下人民币使用场景。
展望未来5至10年，赵志轩预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结算中的占比有望逐步升至40%至50%，但不同地区的推进速度将存在差异。中国贸易依存度较高、人民币融资基础较好，以及具有降低美元依赖需求的国家和地区，人民币结算比例可能上升更快。
整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仍将以渐进推进为主，但在部分地区和关键商品领域，不排除出现阶段性跃升。
赵志轩认为，人民币使用出现“非线性加速”，可能取决于三个条件：人民币在原油、 天然气 、 黄金 和 有色金属 等大宗商品定价中取得实质突破；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和人民币资产规模明显扩张；全球地缘政治和金融制裁风险进一步上升，推动更多国家构建多元化支付、融资和储备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是一条匀速上升的直线。”赵志轩表示，未来更可能呈现“渐进积累、局部跃迁”的发展特征，在大宗商品定价、离岸市场扩容或地缘格局变化等特定触发点下，实现阶段性加速。
他同时强调，人民币使用规模扩大只是国际化的一方面。真正决定人民币国际化质量的，是境外主体能否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使用人民币融资，并通过完善的金融工具管理人民币资产和负债风险。
“从贸易结算货币走向投融资货币和储备货币，需要的不只是贸易规模，更需要具有深度、流动性和可预期性的金融市场。”赵志轩说。
（文章来源：新华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