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当院长，“明星效应”如何影响学科产出
■本报记者 冯丽妃
当一位海归学者出任高校院长，他会如何影响院系发展？会提升学科科研实力还是仅成就个人的“明星效应”？学术界对此讨论已久，却大多依赖经验判断，缺少实证依据。
不久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晓芳与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乔列成梳理了2001年—2019年间218个原“211工程”院校经济学院系的相关数据，将其中72位海归院长上任前后的院系产出逐一比对，发现海归院长会让院系的英文论文发表量平均提升40%。该过程没有挤占中文论文发表，也未增加科研经费倾斜。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研究政策》。
海归院长比例没那么高
《中国科学报》：研究中，如何定义“明星”海归院长？
董晓芳：我们对海归院长的定位是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或连续两年以上参与海外访学项目的学者。研究同时参考了国际评价标准——国际上主要使用引用加权论文数的方法识别“明星”学者，取所属学科内排名前1%或前5%分位的数据标准。
我们将论文发表量和单篇平均被引用因子作为关键核心指标，将原“211工程”院校的海归院长与普通学者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前者的论文发表量和引用因子平均是后者的7倍以上。因此，这些海归院长在产出水平上可以被定义为“明星”。但由于研究样本仅有72位海归院长，并未在学者排名上做进一步识别。
《中国科学报》：72位海归院长及其回归有什么特点？他们和本土院长任职比例有何差异？
董晓芳：海归院长中，86%拥有海外博士学位、42%曾在海外获终身教职、47%从海外或校外直接引进任职。超一半人的博士毕业院校或曾任职高校属于QS全球排名前50的海外名校。他们的回流集中出现2001年、2015年两个高峰时段，对应“十五”到“十三五”国内高校快速发展阶段。
乔列成：从学院层面看，在我们分析的218个原“211工程”高校经济学类院系中，72位海归院长分布在60个学院中，相当于有60个学院至少有过一位海归院长。27.5%的学院有过海归院长任职经历，剩余超过七成的院系由本土院长执掌。
从人数来看，2001年至2019年间，218个经济学类院系中发生超过500人次院长更替。其中，海归院长仅有72位，占比不足总人数的1/7，本土院长占绝大多数。
《中国科学报》：这个占比似乎与目前大众固有印象不大相符。
董晓芳：的确，大众普遍印象中,原“211工程”高校经济学学科已高度“海归化”，但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并非如此。
我们还有一份校长级别的数据可作对比。在统计的原“211工程”高校中，海归校长占比达到57%以上，近些年这一比例可能还在上升。但校长和院长的研究不能混为一谈。各高校间的办学定位、资源禀赋差异巨大，校长学术影响力距离一线院系较远。对照组可能只能做相关性分析，而不是因果分析。
论文产出提升未挤占中文论文产出
《中国科学报》：这项研究发现海归院长上任后，所在院系的英文论文产出平均提升约40%。这一增幅如何得出，排除了哪些干扰因素？
董晓芳：40%是平均效应，也是院系第一次聘任海归院长带来的冲击效应，而非每届海归院长持续叠加的效果。不同院系间分化很大，部分院系增幅只有百分之十几，也有院系增幅达到60%以上。
乔列成：我们做了大量的干扰因素排除与稳健性检验，如控制学校的研发经费投入、科研人员规模以及不同学校自身学科随时间发展的固有趋势，吸收各地人才政策、宏观经济带来的外部冲击，让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院系条件尽量可比，前后做了七大类稳健性检验，这个效应依旧显著存在。
《中国科学报》：英文论文增幅为什么没有挤占中文论文产出？
董晓芳：这是我们特别想验证的一个问题。国内长期存在一种声音：海归学者主导的学院一味追逐英文发表，会牺牲中文成果，弱化本土话语体系建设。
我们下载了中国知网的论文数据，把北大核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论文等全部纳入检验。从结果看，中文论文的系数是微弱正向，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换言之，海归学者带来的是国际合作、新学者流入等增量，而不是把中文产出“转换”为英文产出。因此，不存在英文发表挤压中文产出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海归院长提升科研产出主要依靠哪些渠道？
董晓芳：我们提出了三个实证机制——知识溢出、全球合作、海外人才引进。其中，知识溢出的影响系数最大，全球合作的效应最明显。知识溢出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同辈效应，即同事发表带来的正向影响。全球合作也是一个可以实证的部分。结果显示，在学院40%的产出提升中，海归院长带来了更多与国外的合作网络。海外人才引进增幅作用也同样显著。
当然，海归院长带来的管理制度、学术氛围在现实中的作用也很大。比如，公平、透明的学术制度和晋升规则会给同辈效应带来正向激励。当发现学科较弱、缺少年轻学者或国际学术联系时，他们会主动引入自己的国际人脉资源，但这类渠道很难用量化指标衡量。
《中国科学报》：可否举几个相关案例？
董晓芳：对于国内经济学学科发展而言，早期开拓型海归院长的影响十分深远。比如，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洪永淼、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田国强等都属于这一代人。他们中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该班由当时的国家教委和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合作设立，被称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黄埔军校”。不少学员后来赴美深造，并在学成回国后成为各高校经济学类院系的带头人。这种范式冲击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国内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路径。
拿我所在的城市经济学领域举例，早年国内的区域经济学更偏向政策范式研究，能有效回答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但缺少量化结论。但接触国际学术范式后，我们才意识到该领域完全可以走向量化、空间化，用数理模型工具解读中国现实。
经费不是核心驱动力
《中国科学报》：研究认为额外科研经费对海归院长的产出影响不大，这似乎与“海归学者受高薪和经费吸引回国”的普遍印象有出入。研究是怎样统计分析经费因素的？
董晓芳：首先需要明确，我们研究的是全国教师公开竞争的纵向竞争性课题经费，不包含高层次人才的高薪待遇、人才引进专项科研启动经费等。
研究中，我们原本有一个预判——很多刚刚回国的海归学者缺少国内学术人脉，在申请国内纵向基金时或许会处于劣势。但实证结果显示，海归院长执掌的院系，其纵向课题经费既没有显著增多，也没有显著减少。也就是说，院系英文论文产出的提升，依靠的并不是拿更多竞争性纵向经费。这从侧面说明此类竞争性纵向课题的评审整体具备相当的公平性。
《中国科学报》：研究中，海归院长个人的学术产出与所在院系的产出提升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行政职务是否会对其个人研究产生影响？
董晓芳：两者并不一致。我们的统计显示，海归学者担任院长后，个人学术产出没有显著上升或下降，整体维持持平状态。该结果和另一项针对国内本土院长的研究形成反差，那项研究发现本土学者走上院长岗位后，个人论文发表量会显著增加，研究者将其解释为行政权力带来资源集聚效应。
之所以海归院长的个人产出能够与以往持平，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如果不承担院长的管理工作，他们本应处在个人科研产出的上升周期，而行政事务挤占了他们的科研时间，并在事实上对其个人科研创新形成了隐性消耗。
乔列成：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仅统计了论文产出数量和期刊层级，并没有进一步分析海归院长个人研究方向变迁、论文内在创新质量。我们观测到，院长个人产出平均保持不变，但院系层面整体科研成果实现增长，二者表现是分化的。
《中国科学报》：面对国内普通高校海归人才引进、学科治理与国际化建设，这项研究带来哪些启示与建议？
董晓芳：人才引进不能只盯着人本身，制度土壤尤为关键。比如，假设国家筛选引进一批人到偏远或发展较慢的高校，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带动效果，但前提是有好的制度土壤，允许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形成一套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晋升评价制度，让学者不用耗费精力应对科研之外的杂务，达到标准就可以获得晋升。同时形成好的学术氛围，师生、同事间能够平等地开展学术探讨，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乔列成：这项研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份来自中国的经验样本。我国科研从追赶到部分领域赶超，归国人才推动学科建设的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于非洲、东南亚等地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来说，在如何通过人才引进提升本国科研水平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同时要看到，本研究结论基于原“211工程”高校的经济学学科，不能简单复制到普通地方高校。引进海归人才需要匹配对应的改革空间与学术环境，仅仅引进人才，缺少配套制度，很难复刻同样的学科提升效果。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拓展相关研究，探索不同学科背景下人才治理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