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只是现代社会精心布置的KPI吗？
从“极限体验”的越界到“自我关怀”的节制，从社会批判到个人修身、自我管理——思想史学者詹姆斯·米勒认为，这不是福柯的思想断裂或政治退却，而是福柯试图建构一套“自我关怀”的伦理学。
“这套伦理不依附于传统道德，而是主动选择自己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时，这套伦理不再纵容流血、牺牲和‘迷幻式狂喜’——福柯后来意识到，这类迷狂状态，无论对右翼还是左翼政治运动，都蕴藏着巨大的危险。”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林六一
责任编辑：周建平
法国巴黎，米歇尔·福柯手持扩音器，与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等人在雷诺工厂入口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工厂保安杀害青年工人皮埃尔·奥维奈 图/视觉中国
2026年10月15日是福柯诞辰100周年。作为20世纪被引用最多的人文思想家之一，福柯的权力-知识、规训、生命政治等概念，早已成为日常话语中通用的工具，也被大量运用于各类社会研究之中。然而，教科书往往过滤出一个纯粹的理论家形象，那个投身现实抗争、不断进行个体生存实验的福柯，常常被学科范式裁剪和遮蔽。
在詹姆斯·米勒看来，福柯首先是一个天才、艺术家，一个游走在思想与生命边界的实践者，而不是一名方法论专家。米勒是美国新社会研究学院的思想史学者，也是极具争议的传记《福柯的生死爱欲》的作者。他同时深耕19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研究，著有《民主在街上：从休伦港到围困中的芝加哥》等作品。
米勒的福柯评传最鲜明的特质，便是拒绝割裂思想家的生命经历与哲学文本，坚持从私人生活、身体体验和政治实践出发，去理解福柯思想的生成。这种把生命实验纳入哲学阐释的路径，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论战，米勒的《福柯的生死爱欲》自1993年问世起，就遭到朱迪斯・巴特勒、迪迪埃・埃里蓬等名家的尖锐批评。
适逢福柯诞辰百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詹姆斯·米勒，米勒梳理了福柯跌宕的思想转向历程，也对当年的争议作出回应。在福柯看来，现代世界并不会“解放人的本真存在”，相反，它提出了“塑造自我”这项任务。无论塑造的结果是好是坏，它都逼迫我们去开展一场没有既定答案的自由实践。米勒认为，始终抱持一种走到固有观念、社会规范的边界之上进行拷问的极限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生发出的“对我们自身的永恒批判”，就是福柯给当代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
在对话中，我们试图把福柯放回20世纪激进思想的历史现场，叩问那个由尼采传承而来的古老命题：哲学是否不只是书本中的学说，更应当是一种活出来的生存范例？
伪装成学者的“受诅咒的诗人” 南方人物周刊： 《福柯的生死爱欲》耗费了大约六年完成。在你开始写作前，福柯已经有海量学术著作，学界也有大量关于他的二手研究。福柯身上的哪一种特质，或者你的哪一种困惑，最终吸引你投入这么长的时间去完成这样一部特殊的传记？
詹姆斯·米勒： 1987年，也就是福柯逝世三年后，我第一次考虑撰写一部阐释福柯思想的传记。我当时致电美国传奇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他当时任万神殿出版社出版总监，这家美国出版社几乎出版了福柯全部作品的英译本。万神殿刚刚推出安妮・科恩-索拉尔写的萨特传记英译本，我便想问问希夫林，他们是否打算推出一本类似的福柯传记。
彼时我构想的，更偏向一部思想阐释作品，而非平铺直叙的生平传记。我的范本是让・斯塔罗宾斯基的经典著作《透明与障碍》，这本出版于1958年的著作，把卢梭的生命经验与思想文本放在一起解读。它堪称典范：通过探究一位写作者反复浮现的幻想、想象层面的执念，去揭示这个人稳定的情感底色，以及他的思想气质。这种思想气质既体现在他正式写成的文本之中，也藏在他日常生活留下的痕迹中。
不管怎样，当我终于接通希夫林的电话，他激烈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他告诫我：“这件事你想都别想。福柯的档案无法查阅；他的友人也不愿接受采访；你做这项研究，只会让自己受尽煎熬。”
当然，希夫林的警告适得其反。从那一刻起，我反而下定决心，要尽可能挖掘关于米歇尔・福柯的一切。他吸引我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毕生都在认真思索并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人如何真诚地活出一种“超越善恶”的生命？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比研究福柯的一生更好的方式了，他是战后最具革命性、也最严肃的尼采主义哲学家。
南方人物周刊： “成为你之所是 （to become what one is） ”，这句尼采的箴言也是贯穿《福柯的生死爱欲》全书的核心线索。尼采的哲学怎样塑造福柯的思想和实践？尤其是福柯对极限体验和死亡的理解，多大程度上受到尼采的影响？福柯如何重释尼采，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思想道路？
詹姆斯·米勒： 与战后法国哲学圈内的那一代学者几乎一样，福柯最先研读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之后才接触尼采。早在接触尼采之前，他已经聚焦这样一个问题：西方的各类制度和思想家，如何在理论和现实实践中，划定理性与非理性、正常与反常的边界。那时他已经受到加斯东·巴什拉等人开创的法国科学史的独特研究范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