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蝇院士”郭爱克：千钧之重轻轻为之
“果蝇院士”郭爱克：千钧之重 轻轻为之
接受采访那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郭爱克在约定时间前就早早地等在北京的办公室。
郭爱克在办公室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朱献东/摄
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西装、领带并非簇新的，却干净挺括。他讲话慢条斯理，带一点海派“老克勒”的从容。很难想象，镜头前这位面色红润、思维敏捷的长者，当时已经84岁了。
2024年11月，由于果蝇实验首次进入中国空间站，《中国科学报》记者因此获得了一次面访郭爱克的机会。他谈果蝇、谈科学、谈年轻时留学的岁月，也谈一路走来的选择。
采访结束时，他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等课题组的学生、学生的学生都挤进小小的办公室，簇拥着拍一张大合影。临别时，众人约好，等他下次回北京，再把未尽的故事聊完。
然而，那竟是很多人与他的最后一面。2025年4月10日，郭爱克在出差途中突发疾病，骤然离世，享年85岁。他离开时，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还未合上，床头放着尚未审完的论文。而《中国科学报》的这次采访，也成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深度专访。
郭爱克研究了一辈子的果蝇，身长不过两毫米，轻若无物。而他自己，也总是轻轻地说话，轻轻地走路；他将一生名利看得很轻，将个人得失放得很轻。
唯独放在心上、始终有千钧之重的，是科学、国家，以及那些值得追问一生的真理。
39岁，他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首位获得西方博士学位的学者；53岁，他从零建立中国第一个果蝇学习与记忆实验室；80多岁，他首次把果蝇送上中国空间站，让它们在太空中实现“三代同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程，他仍在追问关于大脑、生命与宇宙的重大科学问题。
1 戴老花镜的年纪找到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郭爱克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的办公室，总萦绕着玉米粉、啤酒酵母和麦芽糖混合的酸甜味——那是果蝇培养基的味道。几十年来，郭爱克早已习惯了这种气息。
许多人不知道，这位被称为“果蝇院士”的科学家，直到53岁才真正与果蝇结缘。1992年，北京召开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在一个分组讨论会上，郭爱克首次听到一位德国学者作关于果蝇视觉学习与记忆的报告。“这么小的两毫米昆虫，竟然具备学习和记忆的能力？”他一下子被吸引了。
会后，他立刻找到那位德国学者，希望去对方实验室交流合作。实验室负责人马丁·海森堡很快回应，表示欢迎。
赴德前夕，郭爱克因为担心做实验时看不清小小的果蝇，专门去北京王府井配了一副老花镜。有人不解：已经到了戴老花镜的年纪，为什么还要换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郭爱克的回答很简单：科学兴趣更重要，年过半百转换研究方向，无需纠结得失，也没有那么多思想负担。
1993年，归国的郭爱克在生物物理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以果蝇为模式生物的学习与记忆实验室。学生刘力记得，老师常常一天到晚“猫”在实验室里，中午啃个面包，烧一壶水，连去食堂都嫌耽误时间。
尽管果蝇早已是经典的模式生物，但在当时的国内神经科学界，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冷门的方向。媒体在报道相关研究时，甚至把“果蝇”误写为“果绳”。
一次，郭爱克实验室从国外进口一台显微镜。按照当时规定，纯科研设备可以免税。为了说明设备用途，同事杨爱敏将海关工作人员请到实验室参观。
看到一排排果蝇培养瓶，海关人员脱口而出：“真恶心，这不就是苍蝇吗？”
郭爱克闻言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指着培养瓶里的果蝇说：“不恶心。这小果蝇是我们的小伙伴，也是为科学作贡献的。”说着，他又指着果蝇尾部的红色斑纹问道：“你看，像不像红衣少女翩翩起舞？”
那位海关人员愣了一下，也笑了。
在郭爱克眼里，果蝇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实验材料，而是探索未知世界的伙伴。他常告诉学生，要想让果蝇回答那些关于学习、记忆和大脑的深刻问题，首先要善待它们，其次要学会提问。实验室里的学生都知道，郭老师不仅关心实验进展，还关心果蝇“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happy不happy（快乐不快乐）”。
果蝇生性怕光、怕震动，也怕噪声。郭爱克每次进果蝇行为实验室，总会轻轻敲门，再缓缓推门进去。进门后，他就在实验台边找把小椅子坐下，不让学生起身，也不打断他们手里的工作，一边观察果蝇，一边探讨实验细节。
后来，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以下简称神经所）成立。时任所长蒲慕明点名邀请郭爱克出任副所长，把研究所“做起来”。
于是，郭爱克和学生李岩打包了实验室100多个品系的果蝇和它们的“锅碗瓢盆”，从北京搬到上海。果蝇不能坐飞机，因为货舱温度太低，会冻死。一行人便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一路守护着这些小生命。
果蝇就这样陪伴着郭爱克，从北京到上海，最终又从地面飞向浩瀚太空。
21世纪初，郭爱克将研究重心拓展至果蝇的空间生物学。果蝇与人类拥有高度相似的基因，他想知道，在失去地球磁场保护的极端环境中，生命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或许关系着人类未来如何适应太空。
为了模拟亚磁环境，郭爱克在生物物理所的课题组搭建了一整套复杂的实验系统，仅亚磁线圈设备就占了两间实验室，加上配套的实验仪器和场地，每年仅房屋和水电费用就一度高达五六十万元。几年过去，一届届学生毕业，却因为磁场效应飘忽不定，始终没有发表重量级论文。
出于课题组发展的考量，李岩曾委婉地问郭爱克，是不是该放弃这个方向了。
郭爱克摇摇头。“将来人类终要登上月球，那里不仅重力小，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威胁——极低的磁场。这两种环境变化对航天员，尤其是对他们的大脑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顿了顿，他又补充道，“这个方向绝不能丢。如果我们也丢了，这项研究就真的后继无人了。”
此后多年，课题组在亚磁环境中连续培育了200多代果蝇。那些曾经冷门到无人问津的研究，终于有了回响。他们证实，在极弱磁场环境中，果蝇的学习、记忆能力会逐代衰退，而一旦回到地球磁场，其能力又能逐代恢复。2024年11月，果蝇搭乘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入驻中国空间站，并成功繁育后代，成为第一种在中国空间站“三代同堂”的动物。这是国际首次在微重力和亚磁场复合环境的研究。
李岩后来常常想起老师当年的话。有些研究注定见效很慢，有些问题几十年也未必能求得正解，但科学的道路上，总要有人一直追问下去。
2 “沉重的责任感”
一个科学问题，何以值得追问几十年？
郭爱克的妻子、免疫学家丰美福认为，答案其实很简单，这背后是郭爱克对科学“沉重的责任感”。
1940年，郭爱克出生于东北。那一年，那片土地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童年时期，大人们虽鲜少提及生活的苦难，但家国破碎的痛楚，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深处。
许多年后，郭爱克重返丹东，驻足鸭绿江大铁桥北岸。江风猎猎，那座被美军拦腰炸断的大铁桥，半截残躯依旧横陈江面，钢梁上锈迹斑斑，宛如一道至今未曾愈合的民族伤口。
郭爱克久久伫立，陷入沉默。
1959年，年仅19岁的郭爱克被国家选派前往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专业是国家分配的，人生的路是时代铺就的。他说，那是他头一回真切地感到科学带来的震撼——实验室、仪器、学术氛围，差距那么大，高不可攀，给予他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他后来与妻子谈起留学苏联时的心境：“我们是花着国家的外汇、带着人民的期望出去的，一定要让国家在科技上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欺凌。”
5年后，郭爱克本科毕业归国，被分配到生物物理所，还没来得及真正开展科研工作，就迎来一段特殊的岁月。但即使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他也在挑粪、施肥的间隙里读书、学习。一个25岁的青年，一晃眼变成35岁。人生因时代被迫中断，又沉默地续上。
37岁的郭爱克再次得到出国机会，被选派去德国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生物控制论实验室进修。他的导师乌尔里希·斯莫拉只比他大两岁。出发前，国家没有要求他攻读博士学位，仅规定两年内归国。但导师劝他：“中国未来的发展急需高学历人才。作为一名科学家，若无博士学位，在西方学术界是难以立足且不受认可的。”
郭爱克暗下了决心，一定“抢”回丢掉的10年，要做出博士水平的工作。他用马克思的话鞭策自己——“一天等于二十年”。两年留学期间，他以“特优”成绩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获得德国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并如期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