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实验室不打卡、不限工时，却要求学生给论文设计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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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临床看看，了解帕金森病患者的真实状况。”
在中国 科学院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有机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研究员刘聪课题组，这是学生必须完成的一门“必修课”。
他们走进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看到患者因为“抖慢僵”，逐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也看到疾病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的漫长压力。相比氨基酸序列、电镜照片和实验数据，这些面对面的接触，让“帕金森病”从一个研究对象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
“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有可能帮助到他们”，真实的临床场景也成为师生的重要动力源。
2013年回国以来，刘聪围绕病理性α-突触核蛋白持续展开研究，最终希望把帕金森病诊断和治疗的时间尽可能往前推。
这是一条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的漫长道路。“我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未来十年内推进帕金森病诊断方法落地，并发展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让更多人能够健康地老去。”在近日举行的2026未来科学论坛上，刘聪如是说。
刘聪在2026未来科学论坛上分享。图源：未来科学大奖
一条逐渐清晰的路
1978年，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问世。陈景润由此成为大众心中科学家的典型形象，也让许多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科学产生了最初的向往。
但陈景润的故事，还有一个后来较少被提起的尾声。1984年，他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病，曾经一度口不能言、手不能握，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头脑依然清醒，身体却越来越不听使唤，这是帕金森病给患者带来的残酷处境。
1979年出生的刘聪，正是在“科学的春天”成长起来的。从小，他就对“科学家”这个职业心向往之。但那时的他，也许不会想到，数十年后，自己会把研究方向确定为以帕金森病为代表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刘聪 受访者供图，下同
回顾他的科研旅程，更像在向着科学家这个理想靠近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明晰。
1996年，克隆羊多利出生，关于“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的讨论也越发热烈。两年后，刘聪进入了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本科的四年，刘聪如海绵般学习各种生物相关的知识。随着学习的深入，刘聪对于生物的兴趣越发浓厚，也深刻意识到学科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无疑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多探秘的机会。
后来，刘聪如愿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读博，师从苏晓东教授开展蛋白质晶体学和结构基因组学研究；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David Eisenberg实验室里从事博士后研究时，他开始关注蛋白质异常聚集及淀粉样纤维的形成机制。
回国加入上海有机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后，他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以帕金森病为代表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以前我做的是基础研究，希望能发很好的文章，成果将来写在教科书上。”刘聪说，“现在则是希望实验室成果可以最终上临床，造福患者。”
在“小众”领域深耕
帕金森病是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第二大常见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国帕金森病报告2025》显示，我国现存患者已超过500万，且仍以每年近10万的速度持续增加，并呈现年轻化发展趋势。
然而，在十几年前，帕金森病是一个相当“小众”的领域，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入局”的课题组，都十分少。即便是在美国，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投入到2016年才开始增加。
刘聪关注到，神经退行性疾病长期缺乏有效的诊疗方案，而患者数量在不断增加。无论从解答基础科学问题还是推进临床治疗的角度，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都非常重要。
“这也是我加入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的原因。”刘聪表示。
刘聪
早在2010年，上海有机所研究员袁钧瑛（2023年当选中国 科学院 外籍 院士 ）就开始筹建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将发展目标定位为发展和运用最前沿的生物与化学技术手段，对人类神经系统病变特别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中共 性和关键性的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并开发基于原创的临床诊疗方法。
2012年中心建立后，袁钧瑛开始招兵买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人才。刘聪正是最早加入中心的科研人员之一。
在临床上，帕金森病患者往往会出现动作迟缓、静止性震颤、肌强直等运动症状。然而，当这些症状显现时，患者脑内的病理变化往往已经持续多年。病理性α-突触核蛋白是帕金森病公认的“罪魁祸首”。
在正常状态下，α-突触核蛋白以可溶的单体形式存在。发生错误折叠后，它却会逐渐聚集成具有病理性的纤维，并像“种子”一样诱导更多蛋白错误折叠，在神经细胞之间传播。等到患者出现典型临床症状时，大量多巴胺能神经元已经受损，干预窗口也因此被大幅压缩。
“要把结构生物学看作一种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研究目的。”袁钧瑛的这句话，给了刘聪很大启发和指引。
于是，刘聪从擅长的结构生物学出发，结合交叉研究手段，从致病蛋白结构开始了研究。一方面，刘聪团队建立一套整合性的多学科研究体系，覆盖了高分辨率结构生物学、分子生物物理、生化与细胞功能分析及疾病动物模型。另一方面，刘聪与药物化学专家、临床医生开展合作，从临床中寻找更多科学问题，并进而用于临床。
“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相辅相成的。”刘聪表示，“要实现早期诊断，必须深入研究α-突触核蛋白病理聚集体的形成与致病机制。在此基础上，还要找到能够特异性靶向它的治疗性分子。最终，能够在患者体内的α-突触核蛋白出现病变时就及时干预，把诊断和治疗的时间往前推进。”
最兴奋的事
2024年春天，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PET中心，一群人紧盯着屏幕。当预期脑区出现清晰的影像信号时，室内响起了掌声。
“那天我在外地开会，没有在现场，但一直远程关注着。”两年后再说起这件事，刘聪仍难掩兴奋。
这次人体成像，第一次将团队多年的结构与探针研究推到了患者身上。
在系统阐明病理性α-突触核蛋白聚集机制的基础上，刘聪团队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丹及本单位研究员谭立合作，开发出能够识别α-突触核蛋白聚集体的PET示踪剂“氟-18标记FD4”。
刘聪介绍，氟-18是氟的放射性同位素，被它标记的FD4小分子进入人体后，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识别病理性α-突触核蛋白聚集体，并通过PET扫描呈现相应信号。如果这一方法得到进一步验证，医生就有可能在活体状态下观察病理蛋白在脑内的分布与变化。
此前的动物研究虽然取得了积极结果，但候选示踪剂能否在人体内保持预期的靶点识别能力和成像性能，仍需通过规范的人体研究验证。为此，刘聪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坚、PET中心副主任左传涛合作，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