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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边缘的原始森林,做独一无二的科研


速读:在纪念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智宏说:“鼎湖山是国内自然保护领域无可替代的标杆。 2006年,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站原站长周国逸领衔的“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固碳机制研究”发现,鼎湖山这片存在时间超过400年的成熟森林的土壤仍然具有较强的碳汇功能,能持续积累有机碳。 在城市边缘的原始森林,做独一无二的科研2026年11月18日06:25中国科学报30年前,莫江明(右)与其导师SandraBrown在鼎湖山研究样地。 32年前,30岁的莫江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孔国辉/摄 30年前,莫江明(右)与其导师Sandra Brown在鼎湖山研究样地。

鼎湖山站供图 历史实验记录本。

赵广立/摄 刘菊秀在鼎湖山站季风常绿阔叶林永久样地。

■本报记者 赵广立 朱汉斌

32年前,30岁的莫江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成家且育有子女。没有人想到他会回国。

然而,他带着“氮沉降”这个新名词,回到了当时偏远的广东肇庆鼎湖山。

中国科学院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以下简称鼎湖山站),就设在鼎湖山。彼时,鼎湖山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艰苦,从位于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以下简称华南植物园)出发去站里“两头黑”——天不亮就出发,途中换乘马车、渡船,到达时已是晚上。

“我为什么选择回到鼎湖山?因为做氮沉降,这里是最好的地方。”莫江明稍作停顿,对《中国科学报》说,“放眼全球,鼎湖山的原始森林无可替代。”

莫江明的整个科研生涯都没离开鼎湖山。对此,他没有遗憾,反而感到庆幸。他告诉记者:“在鼎湖山站做科研是独一无二的,别的地方做不了。”

无可替代的“活的实验室”

鼎湖山位于广东肇庆城区东北十几公里处。鼎湖山站的“独一无二”,首先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它有着“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的美誉——在地球同一纬度线上,别处多是荒漠与半干旱草原,只有在这里,东亚季风带来的充沛降水与山地抬升形成的云雾雨,孕育出了一片典型的季风常绿阔叶林,独成一片绿洲。

“这片森林已有400多年的保育史。”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站站长刘菊秀介绍,特别是自1956年建立自然保护区以来,70年的守护擦亮了这颗森林覆盖率高达98%的“绿色明珠”。

在有效的保护下,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拥有从先锋群落到顶极群落的完整演替序列,以及随海拔梯度变化的丰富植被带谱。从山脚到约1000米的主峰,河岸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山地常绿阔叶林、山地灌丛、山地草甸……共同构成了一部走进去就能“读”的森林教科书。

另一个“独一份”的存在,则是鼎湖山站的研究者们亲手缔造的、近半个世纪未曾中断的森林生态监测纪录。

华南植物园高级工程师、鼎湖山站站长助理俞梦笑介绍,自1978年建站起,这里就开始做水、土、气、生的长期观测,观测频次依科学规范分指标确定,自动观测与定期调查相结合。至今,站里仍保存着1955年以来的野外调查资料,连续观测数据的时间跨度超过25年。

她告诉记者,如今鼎湖山站构建了“天—空—塔—地—井”一体化立体观测平台,可实现对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多尺度、多要素的精准监测。

“大家来游玩,看的是龙潭飞瀑、庆云寺、蝴蝶谷,享受的是这里满满的负氧离子;可对鼎湖山站的科研人员来说,这整片山林就是一个天然、可以长期观测的活的实验室。”刘菊秀说,“别人是‘游山’,我们是‘读山’。”

“厮守”出来的“答案”

要“读”懂这片森林,没有捷径可循,只有“长相厮守”。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棵植物遭遇突然高温后,看似挺过去了,但下次呢?我们不能靠偶然观察来判断它的命运。森林更是如此,要摸清自然的规律,就需要做长期的生态学研究。”刘菊秀说。

鼎湖山站一个长期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作,就是修正了“成熟森林不能固碳”这一观点。

2006年,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站原站长周国逸领衔的“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固碳机制研究”发现,鼎湖山这片存在时间超过400年的成熟森林的土壤仍然具有较强的碳汇功能,能持续积累有机碳。这项研究发表于《科学》,入选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围绕这一发现,团队成员先后揭示了森林恢复与演替过程中结构与功能、地上与地下的不同步性,提出生态系统“非平衡理论框架”,获得200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当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碳排放权’,鼎湖山站紧密结合国家需求,把力量投入陆表生态系统固碳研究领域,用科学数据支撑话语权。”刘菊秀告诉《中国科学报》。

关于陆表固碳生物与非生物过程及其环境响应机制的研究,鼎湖山站一直没有停歇。俞梦笑告诉记者,2024年,相关研究通过揭示季风气候下的特殊固碳规律,给出了“我国陆表固碳能力可能被低估50%”的推断和数据支撑,再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如果没有长期的蹲守,就无从得出这样的结论。”刘菊秀说,而如果只看短期变化,得到的答案可能相反。

2012年,刘菊秀在导师周国逸的支持下,建起垂直移位增温实验平台,专门研究气候变暖对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经过十几年的观测,他们发现,短期增温下,这片森林是“碳源”;但随着时间线拉长,在植物生长加快、土壤微生物产生热适应等因素叠加下,它又变回了“碳汇”。

这项研究的成果相继在《全球变化生物学》(2024年)、《科学进展》(2025年)和《一个地球》(2026年)发表。

“未来在2℃的增温幅度下,南亚热带森林仍能维持较高的碳汇功能。”刘菊秀说,这是鼎湖山告诉她的“碳答案”。

潜心研究“氮沉降”几十年的莫江明,“守”出的则是这片林的“氮答案”。

回国后,莫江明打了8年的“地基”,直到2002年才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他用这笔17万元的“巨款”,搭建模拟氮沉降控制实验平台,并在阔叶林、混交林、马尾松林三种林型里各划出一片样地,开展长期观测研究。

通过十几年的连续观测,莫江明团队发现土壤的氮输入竟与碳排放负相关:氮沉降总体上减少了土壤二氧化碳的排放,增加了其碳储量。他们还进一步量化了每公斤氮输入对应的碳吸存量,表明可通过氮循环间接评估碳汇功能。

“这为估算我国南方森林碳汇潜力提供了新路径。”莫江明说,“氮比碳更容易监测,这一耦合关系具有推广价值。”2022年,这项成果发表于《自然-地球科学》。

莫江明告诉《中国科学报》,氮沉降平台的长期研究还证明了一件事:植物“比我们想的更聪明,也更脆弱”。聪明之处在于,在高氮环境下,植物会通过提高蒸腾能力的方式来抵消土壤溶液中养分浓度的下降,从而维持“体征”;但长此以往,会改变区域水循环,进一步影响森林生境,导致生态系统变得脆弱。

“我们发现,长期高氮背景下,鼎湖山的树木总生产力没有‘减少’,但种类却有所下降。”他解释说,氮本是养分,但过量就不是了——氮沉降会酸化土壤、改变林下光照、改变微生物群落,最终改变物种组成。“比如,原本有十种植物的区域可能只剩七八种。”

莫江明告诉记者,氮沉降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对鼎湖山的长期研究,揭示了氮沉降影响环境、生物多样性的规律,“至少能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提供一些科学证据或警示”。

对此,刘菊秀不无感慨地说:“鼎湖山站的研究本身是独一无二的,不过我们这么多年长期监测总结出来的结果、摸索出来的办法都可以共享,供别的亚热带区域参考。”

“这也给鼎湖山原始森林的保护增添了一层意义。”她说。

原地保护,以科学之名

鼎湖山原始森林的保护,要追溯到近400年前始建的庆云寺。得益于寺僧的护林传统,这片森林躲过了历史的斧凿,保存下了超过400年的季风常绿阔叶林。

20世纪20年代,植物学家陈焕镛注意到了这块宝地。1928年,他在鼎湖山科考时发现了一株与已知物种截然不同的樟科植物,后经鉴定确认为新物种——鼎湖钓樟。此后,他多次组织人员深入这片山林,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他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将这片森林“原地保护”起来。

1956年6月30日,秉志、陈焕镛、钱崇澍、杨惟义、秦仁昌5位生物学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联名提交的“第92号”提案获得通过。提案建议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林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之用。是年,国务院批准在广东肇庆建立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即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鼎湖山建立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是为鼎湖山站。

然而没过多久,各地掀起旅游开发浪潮。为“搞活经济”,旅游部门盯上了鼎湖山,准备修路、开景点、引游客。

按照当时的规划,路一修,鼎湖山的核心区就要被切开。“这对保护区造成的损失很大!”鼎湖山站首任站长何绍颐觉察形势不对,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写了一封信。在中央领导批示下,鼎湖山的核心区才保住了。

此后几十年里,围绕鼎湖山的开发与保护,各方频繁“拉锯”。刘菊秀告诉《中国科学报》,其间,鼎湖山站和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中国自然保护地中首次划定“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功能边界,明确“核心区必须严格封闭”,以确保关键区域不受干扰。

这种由科学主导的保护模式,不仅保障了科学研究的“基本盘”,更保全了鼎湖山宝贵的自然遗产。

2026年恰逢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在纪念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智宏说:“鼎湖山是国内自然保护领域无可替代的标杆。”

主题:鼎湖山|鼎湖山站|莫江明|季风常绿阔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