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钧院士：90多岁仍上高海拔隧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孙钧院士：90多岁仍上高海拔隧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今天，是孙钧先生诞辰100周年。

文｜《中国科学报》本报见习记者 郑浩威

2005年10月，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厦门翔安隧道正式开工不久，年近八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孙钧又一次来到工地。他戴好安全帽，走进隧道查看围岩情况，询问工程进度，还把学生和老师们召集起来在现场开会。那时候学生还不知道，此时这位老人已经患有冠心病，在工地这样高强度工作冒着很大的风险。

3年后的2008年，汶川地震，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孙钧想立刻前往灾区现场，最终还是被主刀医生葛均波院士劝住了。但他也没有闲着，与学生合作写下关于地震灾害处置的相关文章。

2005年，孙钧（左三）及团队考察厦门翔安隧道施工现场。

“做工程一定要到现场去，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孙钧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长江三峡、南水北调工程、港珠澳大桥……孙钧98年的人生中主持和参加过我国众多重大工程建设研究项目。作为中国地下结构工程力学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毕生信奉的始终是那句朴素的话——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2024年3月，孙钧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今年10月3日是孙钧诞辰100周年。

孙钧。受访者供图

一生与国家重大工程紧密相连

1949年6月从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毕业的孙钧曾说，桥梁专业是他的“初恋”。

1953年，因为俄语基础较好，已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孙钧担任来华苏联钢桥结构专家斯尼特柯的口译。此后他继续学习深造，在职读完了苏联副博士全部课程。由此，钢结构桥成为孙钧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主攻方向。

到了1960年，为了国防工程建设以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铁工程建设的需要，孙钧在同济大学负责创办国内外首个“隧道与地下建筑工程”专业。从桥梁到隧道，从地上到地下，他此后的每一步都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紧紧相连。孙钧一共在同济大学度过了72个春秋。

20世纪60年代，孙钧率同济大学师生，主持并负责我国第一座特大型地下飞机洞库及配套地下储油洞库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施工，在外地工程现场驻守3年多。正当国家的“三线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孙钧积极投身贵州和四川两处“大三线”地下洞库的工程建设工作时，他却迎来了职业生涯最大的打击。

特殊时期，孙钧下放皖南山村。他白天劳作，晚上伴着一盏昏暗油灯，坚持系统收集和整理专业资料。他还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逐字“啃”下法国岩石力学家塔罗勃的《岩石力学引论》英译本。孙钧深信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的春天总会到来的。他用西方的一句谚语勉励自己：“Never say too late and too old to learn and to do（只要肯学、肯干，永不言晚、言老）。”

1976年，孙钧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为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立刻投入紧张的学习和工作。这段时间里，他每年都要撰写近10篇高质量学术论文。与此同时，他还活跃在全国各地重大工程建设现场，解决技术难题。

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孙钧逐步建立并开拓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地下结构工程力学，成为国内外业界公认的该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已过天命之年的孙钧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受国家委派前往美国留学，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任访问教授。其间，他了解到几何大变形广义非线性流变的有限元数值分析求解和虚拟现实相关研究。孙钧一向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类技术同样可以在土木结构工程学领域模拟压剪、弯曲、扭转、抗疲劳和抗震等静、动力学实验，从而求解在不同条件下任意部位结构的变形、应力和应变分布、内部势能变化以及极限破坏等情况。

后来，在孙钧的带领下，国内首次出版《地下结构有限元法解析》一书，并开设了该领域首个专业培训班且亲自授课。

“学术不是书斋殿堂内的摆饰”

孙钧认为，学术研究不是高校书斋殿堂内的摆饰，不能只醉心于理论上求高求深，而对工程实际没有任何帮助。他的学生许建聪告诉《中国科学报》：“孙先生发表的高影响因子论文可能并不多，但他承担众多国家重大工程的技术攻关任务，解决地下工程施工难题，提供创新思路，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益。”

孙钧一生解决的工程疑难杂症不计其数。在许建聪看来，解决流变问题为孙钧带来了许多高光时刻。流变，即研究岩土随时间的变形。20世纪80年代，他在淮南煤矿提出“让压支护”——让围岩先把变形释放出来，支护再稳稳兜住。这一理念后来成为西部大变形隧道的“药方”。

20世纪90年代，在成渝一级公路4座长大隧道建设时，孙钧力排众议，推荐当时国内还不多见的纵向诱导式射流通风取代传统的横向通风，仅一座隧道就为国家节约3000多万元。

三峡工程建设期间，为研究三峡永久船闸高边坡稳定性，孙钧先后十多次前往坛子岭项目工地考察。孙钧告诉许建聪，三峡工程论证时，永久船闸的花岗岩闸墩原本要炸掉，改用钢筋混凝土浇筑，主持工作的潘家铮院士请他帮忙。孙钧用流变理论算清了三峡项目运行期高边坡岩体长期的变形，证明闸墩不必大拆大改，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省成本6亿元以上，最终可能节省数十亿元。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孙钧，早已成为所在领域的权威专家，但他一生从未停止对新技术的探索。他常说，围岩条件在变，设计就要跟着变，做动态设计、信息化施工，不能靠一套图纸打天下。很多隧道出问题，不是规范不够，而是条件变了、思维没跟上。

工程医生现场“问诊”

孙钧总是先看现场，再看图纸。“岩土工程的不确定性太多，光坐在办公室里看资料是看不懂的。”许建聪说。孙钧给自己定的身份是“工程医生”：“我的病人患了工程病害，一个工程医生不到现场把脉问诊，又怎能开药、配方？”他常提起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的话：年轻人走出校门，5年内不动手，基本上就废了。

工程“问诊”不比其他，“行医地点”往往是远离人烟的野外，风吹日晒、顶风冒雪是家常便饭。可无论是高山还是深谷，只要是自己负责的工程，孙钧都要走一遭。

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70多岁的孙钧到湖北恩施查看四渡河大桥的隧道式锚碇。为亲眼看清洞底的岩体构造，他从约35度的陡坡一步步下到70余米深处。察看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在别人的搀扶下爬上地面，喘了几分钟都说不出话，脸上却带着笑：“这次是真的考验我的体力极限了！”

2002年元宵节，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北岸，零下18摄氏度，他握着冰冷彻骨的铁扶梯，下到近50米深的竖井底部。有一年中秋，他从乌鲁木齐赶往吐鲁番盆地，顶着44摄氏度高温踏勘边防工事。90多岁时，他去西部某些高海拔隧道，由于高原缺氧，经常要带着氧气罐上山。

几十年间，孙钧每年奔赴施工工地30余次。仅港珠澳大桥，他10多年里就先后近40次深入现场，提出20多项合理化建议。他曾说：“岩土工程没有‘标准答案’，地质条件不一样，具体施工方案也要相应调整。不亲眼看看，放心不下。”

2019年，孙钧93岁，有人统计他这一年完成了30多次出差任务。崇山峻岭、沙漠荒原、江河湖海，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后来由于身体原因，孙钧很少全国各地跑了，但只要活动地点在上海，他都尽量出席。

“我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可能永远也做不完，我又怎能就此打住呢？”2022年，孙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袒露心声。2024年1月，他戴着助听器参加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活动，并且作了发言，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活动上露面。

2024年3月1日，孙钧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他其实从未走远——在他参与建设的桥梁上和隧道里，车流不息；在他开拓的学科里，一代代学子孜孜以求，为一个又一个国家重大工程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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