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世界前列后，朱雨玲仍在追问：为什么打球？
“以前那个环境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完整。可是离开后会发现，自己原来缺了很多块东西。”
这是朱雨玲对退役之后状态的剖白。2021年，因疾病被迫离开国家队时，这位敏感、习惯向内自省的世界冠军，不得不直面灵魂拷问：放下球拍，我还剩下什么？
从5岁开始打球，到15岁进入国家二队，再到登顶世界第一——朱雨玲的前半程，是一条标准的“金字塔尖”之路。塔尖之上，目标明确，价值清晰。但当疾病将她推出那堵围墙，她才发现，墙外的世界没有倒计时器，没有排名，也没有人告诉她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她读书、任教、重新拿起球拍，在运动员、博士生、大学老师三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重回国际赛场后，奥运金牌、大满贯早已不再是她的执念。
这不是一个“王者归来”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人拆去外界与内心之间的重重高墙，挣脱单一胜负评价，在更辽阔的人生坐标系中重新认识自我和定义自我的故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发自：天津
责任编辑：陈雅峰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再打一次 “怎么又来了？”站在乒乓球台前准备正手对攻时，朱雨玲感到厌倦。
过去在国家队训练时，她脑子里也会闪过类似的念头。“但现在，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训练时间和节奏，还有必要练吗？”她问自己，然后停了下来，“这次我就试一试，到底可以坐得住多少天不打球。”
满打满算，二十多天。
2026年3月和6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两次在天津见到朱雨玲。3月下旬第一次见面时，WTT重庆冠军赛结束不久，代表中国澳门队参赛的她以1比3不敌韩国选手申裕斌。回到天津后，她没再碰球拍。
天津大学综合体育馆一层的一侧是雨玲工作室，里面摆放着七八张乒乓球台，朱雨玲平时就在这里上课、训练。在停下来的日子里，她大部分时间和学生们待在一起，一起做饭、聊天，慢慢“充电”。她没有预设休息多久，只有一个标准：“下次走进球馆，不能是厌烦的。”
她确实很久没有喘息过。2025年11月全运会结束后，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她接连参加了五场比赛：2025年香港WTT总决赛、2026年WTT 多哈冠军赛、WTT多哈球星挑战赛、WTT新加坡大满贯、WTT重庆冠军赛。甚至更早一些，自2024年9月复出后，她始终在不同身份之间切换：大学老师、乒乓球手、在读博士生。有时在天津，有时在国外，“哪里有事就去哪儿，没有‘锚点’了。”
在现役乒乓球运动员中，朱雨玲是个有些特殊的存在。她曾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主力，获得过世界杯女单冠军，也登上过世界第一。后来，疾病迫使她离开赛场。此后几年，她休养、读博、成为大学老师，逐渐建立起乒乓球之外的生活。
重新拿起球拍，并不在她原来的计划中。2024年7月底，澳门乒协临时多出一个参赛机会，问她要不要打。此前，她已经通过人才引进加入中国澳门队。她考虑了许久，也问过身边的朋友和教练，大家都有些消极。
孟岩是天津大学乒乓球校队队长。小时候，他曾在山东鲁能和广西专业训练过三年半，后来没有继续走职业运动员的道路。朱雨玲到天津大学任教后担任校队教练，两人常常一起练球。那时，她还没有决定是否复出。
“她也担心输球。”朱雨玲跟孟岩吐露自己的犹豫时说：“我很不自信，不知道复出会不会让我的伤疤更大了。”孟岩说：“如果你想的都是结果，没有过程，那还是别打了。不参与这场输赢的游戏，你永远是赢的。”这些话被朱雨玲记到现在，称之为自己“复出的初心”。2024年9月，她代表中国澳门队重返国际赛场。
重返赛场时，她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同时已不在国家队体系之内——过去，训练、陪练、医疗和参赛安排都由专业队伍安排；现在，她要自己组建团队、寻找训练场地，一站一站参加比赛，从零开始累计积分。
奥运会被众多运动员视为职业目标，但在现行规则下，朱雨玲也无缘参赛。于是，从她复出后，外界最好奇的问题便成了：为什么而打？
起初，她的目标很具体：世界排名恢复到前五十，证明自己仍然具备相应的运动能力。2025年，她一整年都在备战全运会。到了2026年3月，这些目标已经完成。她却迟迟没想清楚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当奥运会不再是可以抵达的终点，一个已经退役转型的运动员，为什么还要重新拿起球拍？在多重身份之间，她如何校准乒乓球在自己生活中的位置？
6月再见面时，朱雨玲刚结束国外的特训，回到天津。学期临近结束，她搬了宿舍，给学生做了期末摸底测验。一周后，她将前往萨格勒布参加WTT 常规挑战赛。重新开始密集参赛，她说，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朱雨玲在课前点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只能往前走 朱雨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停下来，是被迫的。
在此之前，她几乎一直在向前。5岁开始打球，接着进入四川省队；2010年，15岁的她入选国家二队。此后生活逐渐被比赛和训练填满。
陈振江是朱雨玲进入国家队后的第一任教练。他记得，朱雨玲最初的成绩几乎垫底。练20米蛙跳时，别人八九下就能完成，她跳了十三四下也过不去。陈振江给了她一周时间，随后带队外出比赛。等他回来，朱雨玲九下就跳过去了。陈振江由此判断，“她潜力很大。”
她理解得快，也肯下功夫。节假日上午补完课，别人下午3点开始训练，陈振江和她下午1点就走进球馆，一直练到晚上9点，“没休息过一个整天。”
2010年，朱雨玲获得世青赛女子单打冠军；第二年，她从国家二队进入一队。
“刻苦、忍耐、不争不抢。”这是陈振江对早期朱雨玲的印象。但竞技体育需要人“去抢、去夺”。朱雨玲天性敏感，想法多，脑中的“好想法与坏想法”常常彼此交战，于是更加内耗。
进入国家一队后，她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原来乒乓球不是用来玩的”，自己“必须要赢”。她在接受新世相采访时回忆，按照当时的规则，一队每年的大循环比赛决定着运动员的去留，排名后四位的运动员会被退回二队。
一场比赛结束，下一场很快开始。赢了，不能松懈；输了，必须及时调整，避免一场失利变成连续失败。她清楚地知道，再往下掉意味着什么。她曾连续两次排在倒数第五，最终惊险“上岸”，也是在那段时间，她第一次因为精神紧张而失眠。
2013年的大循环比赛，朱雨玲打到第三名，随后通过选拔参加巴黎世乒赛，获得女单铜牌。“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后面没有路了。”她说，“你只能往前走。”
2017年，朱雨玲闯入世乒赛女单决赛，获得亚军；10月，她夺得女乒世界杯冠军。一个月后，她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一。
母亲钟红记得，女儿刚进国家队时很不适应，常常打电话向她倾诉，“依赖感很强”。后来，朱雨玲逐渐成长起来，肩上的使命感越来越重，跟母亲交流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
站在这个位置的运动员往往被期许：获得奥运冠军，实现大满贯——拿齐奥运会、世乒赛、世界杯三大赛单打冠军。朱雨玲也不例外。
每天，朱雨玲在固定的时间吃饭、集合、训练和休息。“悲观点说，脑子里仿佛装了一个倒计时器。”她说，“做任何事都会倒数自己还剩30分钟还是40分钟，不停地校准自己。”
2018年瑞典公开赛，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先后战胜刘诗雯、丁宁，闯入决赛。在决赛中，朱雨玲以0比4失利。赛后，大量网络攻击涌向她，她的打法也陷入持续的争议。后来，中国队其他选手陆续战胜伊藤美诚，那场0比4的失利因而被反复提起。
外界的评价不断侵扰朱雨玲对自己的判断。2019年落选布达佩斯世乒赛女子单打，成了她心头的一道伤疤。她不甘心，想用“亮眼的成绩”证明自己，于是练得更狠。2020年1月，她在“直通釜山”的选拔赛中夺冠，重新获得世界大赛资格。但受新冠疫情影响，釜山世乒赛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