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草的人：鲍奎和他的七万亩“绿色账本”
种草的人：鲍奎和他的七万亩“绿色账本”
2026年10月28日 05:23
金秋十月，我们一行站在德令哈一片绿绿的地头。成片的燕麦草已经抽穗，柴达木盆地的风掠过，绿浪一层层推开。很难想象，眼前这七万多亩草地，几年前还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滩。
站在地边的鲍奎皮肤黝黑，说话声音不大——他习惯了让地里的庄稼替自己说话。他是青海奔盛草业的当家人，也是这片土地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把没人要的盐碱滩，种成了比粮食还金贵的优质牧草基地。
在青海采访“高原追梦人”的日子里，我们见过冷湖戈壁仰望星空的人，见过德令哈光热电站追逐太阳的人，也见过祁连雪山守护千年古柏的人。而鲍奎守着的，是一片茂密的草场。他说：“种草，就是在建粮仓；种草，就是种肉蛋奶。”
“不想种地”的人种了最多的地
鲍奎是湟中多巴人，家在农村。小时候母亲在地里劳作的身影，给他留下的全部印象就是辛苦。家里两三亩地，太阳一晒他就干不动，可看着父母受累，心里又过不去。这个年少时“不想种地”的本能念头，后来变成了他为之努力一生的方向：地不能光靠人来种，得让人从地里解放出来。
上初中时，他自学无线电，能修电视机、录音机；毕业后当电工，一个月工资一百五十元，“一天挣的钱连自己的饭钱都贴不回来”。他索性开了一间 摩托车 修理店，一天就能挣一百五。那几年，他攒下了第一桶金，也攒下了对机械的痴迷。
1992年，他用一辆 摩托车 换来一台二手日本四轮拖拉机。机器大约三千元，拉回来时打不着火。鲍奎上手把自热装置修好了，一打就着、在地里轰隆作响。他转头对父亲说： “这东西比你儿子能干多了。”
此后，他养成了去国外看农业机械的爱好。他看到的那些农机，驾驶室明亮干净，带冷暖 空调 ，还能放音乐，关键是一台能顶一千个人干活。他动了心思：要把这些先进的东西都引进来、用起来。
2010年底，国家开始扶持种植大户和合作社，鲍奎在湟中牵头成立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包下一千二百亩地；两年后又成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一口气投了两三百万买设备，服务范围铺到全省，一年服务两三万亩。
“种草是个投入周期长的事”
2019年，鲍奎盯上了饲草。他的判断很简单：马铃薯受地块限制，只能半机械化；饲草不一样，机械化程度高，技术成熟，市场缺口还大。
做饲草，前提是有大块地。他开着车四处找地，最后在德令哈找到一片占补平衡整理出来的大块地，一头扎了进去。
我问他，你怎么想到要包一块盐碱地？他无奈地笑了笑：“我是进去以后才知道，那是盐碱地。”
第一年，他种下一万六千亩，出苗的不到三百亩，一年亏了六百万元。
那年春节回家，他把两片地的土各装了几袋，背回了湟中。他用这些盐碱土做了一堆盆栽，在棚里一盆一盆地试各种盐碱改良剂，看哪些药剂管用，哪些不管用，用什么办法能让 种子 出苗。
开春，他回到德令哈对症下药：先上灌溉设施，一层一层用水渗透、冲刷土壤，让盐分逐年沉淀到土壤的深层，表层10-15公分的土地就成为能种草的土壤；生长的牧草又能把土壤里的盐分进一步吸收、带出来，种几年牧草，这块土地就能被改造成为能种粮食的良田。
于是到第三年，九成以上的盐碱地都能出苗了。如今，他手里的地一共七万一千亩，拿得最早的三万亩改得最好，已经实现盈利；剩下四万一千亩处在亏损和盈利的临界点上。他说：“快了，马上就能盈利。”
在盐碱地上种草是个投入周期长的事，奔盛草业从2019年开种，到2022年才止住亏损。但企业负责人傅云洁记得，最愁的不是卖不掉，而是客户运草的车停在地头等，地里却没有那么多草可卖。前年天峻县一场雪灾，牧民连夜赶来拉草，送草的一路上，看到有牧民跪在路边磕头要草，“那一刻我们知道，这件事做对了，其实也做晚了。”
“种草就是建粮仓、种肉蛋奶”
如今在奔盛草业的地头，能看到一个传统农民想象不到的场景：进口精准播种机通过电脑程序设定，一亩地只用八两 种子 ，一个机组一天播种一千亩；幅宽三十米的打药设备，设定五百亩，一箱药正好用完；一台大型灌机二十四小时能覆盖两千亩地。地里还布设了十一套土壤动态监测设备，积累数据，朝着整个区域数字化、智能化可控的目标走，企业在 机械设备 上的投入，累计已经超过一个亿。
硬投入的背后，是鲍奎算得极清的一本账。
“国外发达国家的耕地里，七八成不是种粮食，而是种草，草最后又变回人吃的肉蛋奶。”他说，“种草就是在种肉蛋奶。”
这本账的背后，是居民饮食结构的巨大优化，是国家优质饲草五千万吨的缺口，是青海作为牧区的缺草现实——青海高寒牧区冬春饲草供需偏紧，需通过人工种草、省外调运和应急储备补足缺口。德令哈昼夜温差大、日晒时间长，这里产出的燕麦草经澳大利亚检测，蛋白含量等指标达到同类中的“钻石级”。2024年全国燕麦草价格下行，每吨不足1000元，奔盛的草依然卖到1500元，还供不应求。
还有一笔更大的账，藏在地下。
盐碱地先种草，草根扎下去，盐分吐出来，土壤逐年改良，三到五年就能达到种粮标准。青海的盐碱地有四千多万亩，七成在柴达木。“要是能把四分之一利用起来，就远远多于全省八百多万亩耕地。”鲍奎说，这叫“藏粮于草”。
粮仓，就这样一寸一寸从盐碱滩里长了出来。
让科技企业改造更多盐碱地
虽然鲍奎坚信，在盐碱地上种牧草这件事是利国利民、前途光明的大好事，但眼下的困难也让他寝食难安。
头一个是水。企业每年可用的水是609万方，这是红线，每个取水口都有智能水表盯着。“如果要更大面积地改造盐碱地，水的制约还是挺明显的。”他希望能针对盐碱地改良给一笔专门的用水配额——“真给到水，产量还能往上走。”
第二个是钱。农业投资周期长，一年的贷款周期对不上一季的种植节奏，地里的草、设备都不能算作抵押物，都换不成钱。“目前办公室的四个人，有半年时间都在准备贷款材料，但每年还是有3000万的资金缺口。”
第三个是土地期限。蓄集乡有两万四千亩地，流转合同签了十三年，前六年一直在赔钱改良，眼看土壤刚好转，合同只剩七年。他说，谁的地、怎么改、改完谁来种，这些问题得有长期的答案。
但跳出自己的企业，鲍奎想得更远。他认为，国家可以投一部分钱，让有成熟技术的企业去改更多的盐碱地。“这样一来，粮食安全有保障，当地的产业能带起来，还能给子孙后代多留些好地。”
采访结束，夕阳西下，草浪在深秋的寒意中微微颤动，又跃跃欲试。鲍奎一遍遍地打量着自己的牧草，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像将军巡视着自己的战场。
这位从 摩托车 修理铺走出来的新农民，用七万亩青绿，在柴达木的盐碱滩上写下了一个朴素的答案——种草的人，种的是草，长出来的是肉蛋奶，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底气，也是子孙后代的好地。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