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博雅教育”大有可为
■尤小立
自从这几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出现以来 ，国内大学纷纷响应，开展“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进课堂”活动。看起来，“人工智能+”中的“+”意味着可以覆盖任何课程，但实际覆盖的主要是理工类的主干及专业课程。换言之，以“博雅教育”为目标的课程，却处于被变相冷落的境地。
国内“博雅教育”始于2000年初，距今已有20年，但总体上仍未摆脱原有的基本现状，即开展“博雅教育”的“本科生院”基本集中在几所原“985工程”的头部大学，而数量众多的普通院校对“博雅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较低。
由于集中在头部大学，“博雅教育”异化成了“高雅教育”，一如以前中小学的“重点班”，有幸进班者往往产生俯视他人的“优越感”，而众多普通院校仿佛成了落选者的栖居地。这些在“普通班”里等待毕业入职的学生，大多缺少追求“博雅”的动力。因此，学校即便开设了相关课程，也往往流于形式，以至于“水课”泛滥，不仅伤害课程本身，也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事实上，“博雅”并非“高雅”，它的培养目标仅在于让大学本科生达到文理结合的知识水准，以及获得与其知识能力相匹配的基本道德素养，故只能算是为成为“高雅”的人做准备。
在欧美国家，“博雅教育”通常是与单纯的职业教育相对立的。简单地说，就是反对过早专业化，以“人”的综合素养培养为基本导向。在国内，“博雅教育”常被理解为“通识教育”。“通识”自然包括见识、眼光，但主要着眼于“文理渗透”， 其核心是文理综合知识的教育。
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最不缺的就是知识。与人类相比，生成式大模型对现有知识的综合掌握和运用有极其明显的优势。因此，以知识传授为特色的“博雅（通识）教育”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最大的。
不过，人工智能的普及化对大学的“博雅教育”而言也未尝不是一次机遇。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赋能，头部院校垄断“博雅教育”的局面被打破了，并让与“博雅”有关的知识普惠成为可能。普通院校不一定非要设置独立的“本科生院”，通过增设相关“通识”课程，同样可以在“文理渗透”方面取得“广博”的效果，由此达到知识或信息获取和接受上的权利平等。
当然，“博雅教育”不应该仅停留在知识的“广博”之上，它的目的是达到“雅”的境界。虽然说知识决定眼光，但“广博”毕竟处于技术和工具层面。“雅”固然可细分为批判性思维、道德判断力、审美能力、公民责任感等，但从整体看，它首先是一种气质，而气质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接受过“博雅教育”的学生，至少在行为上要与未接受过此类教育的学生有所不同，“博雅教育”才算取得了成效。
既然是“行为”，就需要在行动中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博雅”课堂不应再将标准化的知识作为传授目标。理论知识的传授自然需要，但这种理论是经过教师消化的理论，是供讨论之用的一家之言。真正的“雅”并非在记忆“知识点”的过程中习得，而是通过课堂上的讨论和辩论，或者说，是在学习怎样发言、怎样提问、怎样质疑、怎样赞美和怎样倾听过程中慢慢养成的。
大学课堂不是电视台的演播厅，仅仅在乎表演，也不是菜市场或麻将桌。课堂讨论的内容必须与学术问题有关，才能让学生学会“雅”的知识的同时，从学术视角审视问题，用学术方法分析并解决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产出日益丰富，涉及范围也越发广泛，这是众所周知的“知识爆炸”。而在知识传播方面，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知识拥塞”。当一个事件发生后，来自各方和各种媒介的信息一并涌现，让接收管道瞬间“拥塞”，从而给信息接收带来困难。知识也一样，会出现“拥塞”。
“知识爆炸”情况下，考验的是筛选能力；“知识拥塞”情况下，需要的是疏通能力。这两种能力正是“博雅”课堂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较之“知识爆炸”，“知识拥塞”或许更为复杂。它不仅堵塞管道，让人无法辨识其中的原委，体量巨大、内容纷杂的知识还会形成知识的“堰塞湖”， 从而挤压接收者的自我思维空间。如何疏通管道、消除拥塞也考验着“博雅”教师的专业素养。
在人工智能冲击下，除了认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博雅教育”或许更需要培养将知识内化为行为准则的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是通过机器学习完成知识积累的，它不是天然具备“雅”的素质。如果要让人工智能从“博”提升到“雅”，就需要“雅”的人去训练、操作和掌握。而这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工程师若未经过“博雅”课堂教育，必然难以胜任此项工作。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博雅教育”依然大有可为。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