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成为“友”缘人
当老师成为“友”缘人
编者按
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当下，大学校园里还有这样一群老师——课堂上，他们是传道授业的师者，但走下讲台，便化身为学生身边的书友、球友、骑友、驴友……以共同爱好为纽带，放下师生的身份隔阂，以平等的姿态与青年相伴同行。
没有刻板的说教，不拘泥于课堂，思想的启迪、人格的浸润就藏在共读的书页里、挥洒汗水的球场中、结伴远行的路途间。这份超越课业的“友”缘，成为第42个教师节来临前夕，师生关系最有温度的注脚。
跑友
从“师生”跑成“铁哥们儿”
“拿着，去给咱们买点‘补给’。”
几年前的一天，在江南大学的校园里，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大禹递给身旁学生100元钱，请他为马上开始的长跑训练准备一些水和食物。
学生应声而去。回来时，刘大禹发现学生手中除了“补给”外，还多了一面白色旗子，旗子上印着“曲水桥跑团”几个字。
曲水桥是江南大学校园里所有桥中跨度最大、登桥最费劲，但同时又是风景最美的一座桥。
见到这面学生临时印的旗子，刘大禹乐了：“这个名字好！以后我们就叫这个名字了。”
“我们的跑团就是这么来的。”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前夕，刘大禹笑着对《中国科学报》说。
所谓“跑团”，自然是组织学生跑步的，但在刘大禹入职江南大学之前，学校跑步的学生并不多。
“我是2019年到江南大学任教的。到校之初，我发现校内的体育设施很齐备，但体育氛围好像差了一些。”彼时的刘大禹已经有了几年“跑龄”，体会到跑步乐趣的他，自然不想放弃这个爱好。但同时，他也想让更多学生体会到这种乐趣。
于是，课上课下，刘大禹会有意无意地和学生聊起跑步。慢慢地，他发现了几个和他有同样爱好的学生。
此后，江南大学的学生们便经常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师带着几名学生在校园里跑了一圈又一圈。随着时间推移，刘大禹身边的学生从几个发展到十几个，再到几十个。其间，他们的跑团还有了自己的名字，到2024年，“曲水桥跑团”从一个“民间组织”升级为学校承认的正式学生社团，甚至成了学校的优秀社团。
此时，距离刘大禹入职江南大学刚好过去5年。
如今，“曲水桥跑团”的成员已超过200人。其中，有些学生此前就喜欢跑步，也有学生是“误打误撞”进来的。
张泽鹏便属于后者。
张泽鹏是在大一下学期和刘大禹认识的。一次，他偶然听说学校里有个老师要和学生组织一次20公里的长跑，便“突发奇想地报了个名”。
那天，从未跑过长跑的他硬生生地撑下了20公里，也由此“跑”进了刘大禹的视野中。
“他开始时水平挺一般，但这个孩子特别能吃苦，而且叽叽喳喳的，性格很活泼。”刘大禹回忆说。自那之后，张泽鹏成了刘大禹跑步时身边最常见的人。两个人从“师傅带徒弟”，慢慢成了“队友”。再后来，随着张泽鹏的跑步水平越来越高，“徒弟”慢慢“教训”起了“师傅”。
“他有时候对我挺凶的。”刘大禹笑着说，好几次跑步时，自己因为太过劳累想放弃，张泽鹏就成了督促他跑下去的主要力量。而当他精疲力竭地跑到终点后，“泽鹏就成了我的拐杖”。
交谈中，刘大禹告诉《中国科学报》，他特别享受与学生跑步时的那种自在与放松。正如他所说，“跑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关系就越铁”，这种“铁哥们儿”式的关系，在课堂上是很难体会到的。
今年，张泽鹏已经毕业，并成为重庆大学的一名直博生。能直博到一所原“985工程”高校，这在他的同学中并不多见。同时，经过四年奔跑，毕业前的张泽鹏已是跑团中“独一档”的存在。用刘大禹的话说，他的刻苦自律与长跑成绩“前无古人”。
“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刘大禹说，在跑团中，能力出众的学生往往学习成绩也很好，“运动能力和学习能力似乎是相辅相成的”。
不管是作为老师还是跑者，学生的学习从来都是刘大禹的关注重点，这种理念也被他传递给了跑团的每个学生。事实上，几年前那面被学生举着走上曲水桥的小旗子上除了印有跑团的名字外，还被印上了另一行小字——“学习运动两手抓”，这句话也成了跑团传承至今的口号。
不过，刘大禹最看重的还是在跑步过程中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以及运动本身对学生的锻炼作用。
曾经有一名叫丁国岐的跑团成员，身材胖胖的，性格也有些内向，这导致他平时较少与人交流。但在跑团中，周围小伙伴的一次次鼓励、到达终点后的成就感使他逐渐变得开朗，甚至还喜欢上了公益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刘大禹说。
对于老师的关心与帮助，跑团的学生们也看在眼里。临近毕业时，张泽鹏就和跑团里的几个大四学生琢磨着如何感谢一下他们的这位“铁哥们儿”。
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们找来了一些纸，在每张纸上写上对刘老师的祝福与感激，然后叠成千纸鹤，送给刘老师。”他说。
“你当时写了什么？”记者问。
电话那头的声音忽然泛起了一丝腼腆：“时间隔得有点久，记不太清了……”
不过，他们的“刘老师”记得，这就足够了。
跑步中的刘大禹。
书友
他的课从教室讲到饭桌
中午时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下课铃响起，席加兵合上课件，动身前往食堂。教室前排的几名学生也忙着收拾东西，然后簇拥着席加兵，大家说笑着一同前往。
取了餐食，四五人围桌而坐，续上刚才的文学课。有人对课上内容提出自己的见解，也有人问起困惑已久的问题，席加兵一一应答。餐食下肚，话题也已延伸到学生的人生规划、家庭关系与情感困惑……
“和席哥一起吃饭，像又听了一次小课。”学生感慨道。
“席哥”是学生送给席加兵的爱称。不过，他们口中的“席哥”已年逾古稀，是他们“爷爷辈”的人了。2003年，在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工作多年的席加兵接受援疆任务，来到克拉玛依工作。自此之后，这样的“午餐会”就在校园里一次次上演——下课铃响起，师生走出教室，边吃饭边聊文学、聊人生。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学生韩淅卓第一次见到席加兵是在大一的“中国现代文学”课上。后来，她因为身体原因落下了诗歌专题的课，大二下学期又选修了席加兵的这门课。
“就是想再听席老师讲诗歌。”韩淅卓解释说。
席加兵喜欢将理论与哲学融入对作品的讲解中。讲心理分析小说，他会给学生介绍弗洛伊德的理论；讲冯至的《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他会运用存在主义哲学进行分析；讲当代小说中人物的异化，又会引入马克思、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作品一旦进行深度分析，自然会将文史哲联系在一起。”席加兵说。
学生们第一次接触这些理论，常觉得新鲜。
“学生听课很入神，我经常能看到一些学生听课时的表情变化。”席加兵说。
一堂课结束，席加兵的文学表达已结束，但同学们的文学感悟才刚刚开始。只要下课时正赶上午饭，几个学生便跟着他往食堂走，人多时能坐满一桌。
有一次，席加兵在课上刚讲了穆旦的《诗八首》。这组诗通常会被理解为爱情诗，而席加兵却觉得这更是一组以爱情为题材的哲理诗。饭桌上，有学生提起这组诗，也讲了自己的见解，并询问这种理解是否成立。
席加兵不愿意替文学作品给出唯一的答案。他告诉学生，著名诗人卞之琳在发表名作《断章》后，作家李健吾曾写了一篇评论，但遭到卞之琳的反驳，而李健吾认为，诗人的自白并不影响他的解读。“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最重要的是同学们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席加兵也会把这种“自己去读、自己去想”的习惯带到学生的创作中。
本科生李喜悦上“中国现代文学专题”课时，听席加兵拆解意识流等现代小说的叙事方法，便试着把这些方法用进自己的小说里，并将作品拿给席加兵看。席加兵把每一处不合理的地方都做了标注，提示应该怎么改。学生反复改至定稿后，小说最终发表在《青年文学》上。
还有一次，韩淅卓刚读完《君主论》便和席加兵聊起来：“人最后得到的东西都会失去，那还应该在意什么？”
席加兵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跟她解释了什么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并告诉她“不要总想你能从这个世界得到什么，要想想你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这句话，韩淅卓后来一直记着。
课后饭桌文化如何形成的，席加兵也无从知晓，“可能是因为学生不怕我”。
在克拉玛依，席加兵一周要上三门课，其中必修课一周要上两次，也因此，他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
在与同学们相处时，席加兵从不摆老师架子。正如韩淅卓所说，“席老师与我们之间没有距离。我经常询问席老师很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他总能像父辈一样，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所以和席老师吃饭很轻松”。
有时饭已经吃完，话还没聊完，但席加兵要回去备课了，两三名学生还要陪他走到校门口。
“克拉玛依校区的面积有7000余亩。我住在校外，从食堂走到校门口的距离并不短。有时我对学生说，天那么热，不要陪我了，但他们坚持要走到校门口，主要是想多问两个问题。”席加兵回忆道。
一路上，学生常向他询问人生疑惑，也总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些启发。
如今，席加兵已结束援疆，回到了北京语言大学，但克拉玛依的学生仍会给他发来消息和照片，说说最近去了哪里，又遇见了什么新鲜事。
“我没想过要怎么刻意与学生相处，一切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他说，“把课讲好，把作品讲透，启发学生去思考，是我的本职工作。”
席加兵（中）与他的学生们。
星友
陪学生一起追星
多年后，李承林依然会回想起大二时，长春郊外白雪铺满田埂的那个冬夜。
那一夜，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长春理工大学天文协会的成员挤在农家土屋里，把厚重的大衣在火炕上烤得火热，便冲出门架设望远镜。但十几分钟后，寒风便逼得众人只能退回屋内取暖，如此往复。
吸引李承林们来到这片冰天雪地中的，是他们头顶上那片璀璨的星空，而带他们领略星空之美的那个人，叫王治洋。
王治洋是长春理工大学物理学院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系副系主任、天文协会指导教师，也是学生口中爱笑的“王哥”。
他总是愿意陪学生一起“折腾”。“我们想看什么天象、想做什么活动，只要条件允许，王哥都会尽量支持。”该校本科生王可喻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从来没什么师长架子，比起师生，更像玩得到一块儿的朋友。”
王治洋2004年考入长春理工大学，到校第一天，他就被广场上的一台天文望远镜吸引了。随后，他加入天文协会，这一待就是22年。
王治洋至今还记得，一次和学生在野外观测时，目击火流星的震撼画面——黑暗里，一颗巨大的火流星骤然划破天幕。它不是一闪而逝，而是拖着明亮的光迹低空疾驰，隆隆的声响传到地面。“那种场面可遇不可求，很多资深爱好者一辈子都未必能亲眼见到。”王治洋说。
对于很多城市学生而言，野外是全新的世界。关掉手电，四周没有一点灯光，银河横亘在头顶。有同学第一次肉眼看见银河，站在原地久久不语；有同学透过目镜，月亮表面坑洼的环形山清晰地铺展开。“肉眼所见，和看照片完全是两种感受。”2017级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刘思辰说。
作为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老师，王治洋和同学们的追星不仅要欣赏星河的璀璨，更要学会调试观测所需的光学仪器。
王治洋将实验室半对外开放，给天文爱好者提供动手实践的空间。在这里，师生身份被弱化，没有课堂上的严肃，只有同学间的交流。
在这里，“王哥”有时也会“使点儿坏”。
某次，他把一台固体激光器交给两名学生，让他们完成光路调试。激光器指示光源和实际工作光源波长存在偏差，两个年轻人反复拧旋钮、挪镜片，一遍遍对光路，一晃两个多月过去，设备始终调不出理想效果。两个人翻资料、改参数，试遍能想到的办法。眼见下次观星等着使用这套设备，进度迫在眉睫。
看两人折腾许久，王治洋既没有直接帮忙，也没有说出症结，而是手指点了点设备边缘一处不起眼的标记小点。“你们看看这个点点，是不是有什么启示？”得到提示的两个学生顺着标记调整部件，设备终于调试到位。
对待学生，王治洋向来大方。他会带学生走进自己的收藏室，见识市面上的先进天文设备。遇到学生毕业设计缺少器材，他自掏腰包补齐硬件，甚至直接为学生购置一台设备。
“只要学生有实实在在的科研想法，就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支持。”王治洋说。
王治洋对学生的帮助并不只有头顶的星空，也有脚下要走的路。
在准备读研时，李承林原打算深耕传统光学方向，但王治洋结合行业发展判断，建议他尝试光学与半导体交叉的芯片赛道。彼时，该赛道尚未成为热点，他告诉李承林，光学交叉方向蕴藏更大成长空间。
李承林采纳他的建议。如今的他已经是带领五六十人技术团队的外延和芯片研发经理。
冯浩然第一年考研失利，准备二战。王治洋把实验室工位提供给他复习，还帮忙争取生活补贴，使他得以一边安心备考，一边参与协会观测活动。如今，他在紫金山天文台从事观测数据处理与科学应用软件工作。
“找其他老师请教，心里总会有拘束，但找王老师，我们从不会犹豫。”冯浩然说，“王哥的口头禅是‘整点实在的’，他总是带着笑，说话实在，帮学生解决问题。”
在王治洋看来，喜欢天文的学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偏爱浪漫，沉醉星云星河的壮美；一类偏向科学，钻研望远镜结构、天体定位逻辑。这两种特质并不割裂，不少学生会在成长中完成转变。观星需要等待天象，受制于天气、光污染，这份耐心也慢慢沉淀到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中。
“观星常常看不到预计天象，但大家围坐聊天、烤火、吃烧烤，依然很快乐。”冯浩然说，一次次期待落空的经历教会他接纳失败。走上科研岗位后，多数实验尝试很难直接产出成果，“接受努力没有回报，接受事与愿违，在失败中筛选出可行路径，正是这份爱好帮我打下的心理基础”。
自2004年至今，天文协会走过20余年。一届届毕业生奔赴全国各地。王治洋维系着一个百余人的星友圈子，历届协会成员在群内交流观星奇遇、最新的天文仪器，分享工作近况。他像一根纽带，串联起不同年代的星空同好。
“很感谢追星，课堂上师生交流时间有限。因为有共同的爱好，才能和学生长久地交往，处成朋友。”王治洋笑着说。
王治洋（右）与他的学生。
驴友
山野路途中最可靠的同行者
深夜11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体育老师汪文君的车还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后座上的赵君林双腿疼得打不了弯，刚完成的226公里“超级铁人三项”几乎耗尽了他所有力气。比赛晚上8点多才结束，汪文君把瘫软的学生扶上车，连夜从浙江开回南京。
300多公里，到家已是凌晨。第二天早上，汪文君还要赶赴另一个校区上课。
在南航，汪文君有一群特殊的“驴友”，他们绝大多数是他的学生。对他们而言，汪文君既是老师，也是领队，更是山野路途中最可靠的同行者。
在南航体育部，汪文君主要教授跆拳道和轮滑，同时也是学校跆拳道协会的指导老师。2022年，还是大一新生的赵君林加入跆拳道协会，从此认识了汪文君。
然而，真正拉近二人距离的并非只有跆拳道馆里的踢腿与品势，还有一条条蜿蜒在山林间的徒步路线。
“我们相识始于跆拳道，但不止于跆拳道。”汪文君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一群年轻人因运动彼此熟悉，他索性把这份情谊从训练场延伸到广阔山野。每学期，汪文君都会组织一到两次徒步活动，全部线路均由他亲自踩点。
“跟着汪老师，我们走过南京老山、翻过浙江群山、环过青海湖，甚至登上了祁连山脉的岗什卡第三雪峰。”赵君林说，原本在训练场里教与学的师生，就这样渐渐成为山野间并肩前行的驴友。
对汪文君来说，徒步不只是运动，更是观察、读懂学生的窗口。
“中暑如何处置、队友体力不支时怎样互助、遭遇突发状况如何保持冷静……这些道理在教室里讲上百遍，都不如在山野间亲身经历一次来得真切。”他说。
刚入大学时，赵君林性格内敛，面对挑战总有些犹豫。但在一次次徒步中，汪文君看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队伍松散时，他会主动去队尾压后；同伴体力不支时，他会快速配合处置；活动结束后，他总会留下来帮忙收拾装备……慢慢地，汪文君开始让他承担更多领队职责。赵君林也从普通参与者成长为徒步副领队，从“被照顾的人”变成“照顾别人的人”。
“你不要问自己能不能做，要问自己敢不敢做。”这是汪文君常对赵君林说的话。在他的鼓励下，赵君林挑战过公开水域游泳，考取了滑雪教练证书，甚至站上了226公里“超级铁人三项”的赛道。
那场“超级铁人三项”令赵君林久久难忘——3.8公里公开水域游泳、180公里骑行、42.2公里长跑，全部赛程需要不间断完成。比赛前夜，汪文君一遍遍用热毛巾为他热敷大腿肌肉。比赛当天，汪文君陪他跑了好长一段。“没有汪老师，我肯定完不成。”赵君林说。
汪文君对赵君林的陪伴并非只有那些极限时刻。闲暇时，他会邀赵君林到家中吃饭，师生偶尔还会小聚闲谈，聊运动趣事，也聊学业与人生规划。于赵君林而言，这些相处时光格外珍贵，没有师生身份的隔阂，遇到迷茫困惑时，他可以毫无负担地敞开心扉。
在陪伴学生成长的同时，汪文君也被这群年轻人悄悄改变。“以前我不放心学生独立做事，怕他们做不好。但在一次次的徒步中，他们展现出来的团结和青春劲儿，让我越来越放心。现在我常说，不怕你做不好，就怕你不做。只要你愿意出发，有团队在，就大胆往前走。”
汪文君的徒步队伍从不以行进快慢评判成员好坏。“手心手背都是肉，走得快的人不需要过度呵护，走得慢的人也不该被落下。”
眼下，南航现任跆拳道协会会长陈克楠正为自己的首次徒步做专项准备。陈克楠跆拳道功底扎实，但性格内敛、不擅长主动表达。因此，汪文君从不催促他，而是借协会事务，循序渐进交给他任务，助力他完成从运动习练者到团队组织者的蜕变。赛场上，看到陈克楠体能透支，汪文君会高声呐喊鼓劲；平日里，只要陈克楠有困惑，随时可以找到汪文君倾诉、求助。“不一定非要跟我去徒步，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就行。”
这种师生情谊从未因为毕业而消散。不少毕业生依旧是汪文君徒步队伍里的常客。今年上半年，往届学生从河北、北京甚至瑞士奔赴南京，跟着汪文君重走旧时山路，重温属于他们的青春记忆。
“人生不同阶段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很多人一别之后便慢慢疏远，但汪老师不一样。”赵君林说，只要回到南京，他都会尽可能参与汪文君组织的徒步活动，“根本不需要我们费心筹划，老师会全部安排好”。如今已入职船厂担任设计员的他，最近正计划重返南京。“遇到汪老师，是我大学时代莫大的幸运。”他说。
汪文君（右二）与他的学生们。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陈彬，见习记者樊晓丽、侯慧静、金梦婷采写，配图由受访者提供，剪纸效果由AI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