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评《奥德赛》：我们现代人能承受史诗的复杂性吗？
8月14日，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电影《奥德赛》在中国内地公映。特洛伊战争之后，将领奥德修斯带领希腊联军开启返乡之旅，历经磨难，最终重返故土伊萨卡。经由世界级导演之手，这部荷马史诗脍炙人口的篇章再度得到重新演绎。《奥德赛》的上映及其引发的中外讨论，也成为过去一段时间重要的文化现象。
任何结合时代语境的改编，都存在被指认为“误读”的风险。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具有独特价值底色和行文结构的史诗，在现代社会的接受存在转译的问题——诺兰此次的改编亦不例外。然而，《奥德赛》依然是一部特殊的史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生命力和时代适应性——奥德修斯归家的旅途，已成为现代人在迷茫中追寻自我的生动隐喻。今年开始流行的心理学词汇“奥德赛时期”，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古老的史诗，为何在现代社会依然引发回响？诺兰如何创造性转化了这部史诗？当我们回到史诗发生的真实历史语境，又能窥见怎样的文明发展脉络？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特策划本期专题，将历史语境中的史诗《奥德赛》，与现代文化转译后的电影《奥德赛》并置，探究现代人与史诗的关系。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14日专题《奥德赛：现代人如何走进史诗》的B02-B03版。
B01「主题」奥德赛：现代人如何走进史诗
B02-B03「主题」胡泳：我们现代人能承受史诗的复杂性吗？
B04-B05「主题」对话陈斯一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不同追问
B06-B07「主题」荷马与奥德赛：从考古现场到文本深处
B08「主题」对话贺方婴：以政治之眼，重读《奥德赛》
《奥德赛》上映过去两天，和在海外上映期间一样，每一天，它都在制造新的讨论、话题、评论。有网友戏言：在一个电影票房不景气的年代，可能只有诺兰能让大家老老实实坐进电影院，上一堂全民西方文化通识课了。
从各个角度来说，诺兰都是一位非常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导演。他擅长游走在商业与艺术的边界上，用最具冲击力的声、光、电，呈现那些抽象而唯美的观念或意象——即便是被公认为最“爆米花”的超级英雄电影，他也能在蝙蝠侠三部曲中打下自己的烙印，收获一批从不看此类电影的文艺青年的赞誉。
这种“现代”当然，有所牺牲：在《奥德赛》中，主角奥德修斯成为一个有些“政治正确”的英雄，并不像从史诗中走出来的人物，而是随时准备对特洛伊战争表达忏悔；荷马原作中最为经典的“树床”测试，或许由于观影门槛的考虑，被诺兰舍弃，复杂迷人的珀涅罗珀，成为一心一意守望奥德修斯归来的妻子。
“其实这部电影，应该叫《诺兰的奥德赛》”，观影完，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泳感慨。他在这篇影评中，通过对比电影与史诗的文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诺兰的改编背后，更为深层的文化心理问题。即便对于诺兰这样顶尖的导演来说，把《奥德赛》这样的史诗搬上大银幕，都极具挑战。除了技术性的问题，还有一种结构性的限制：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我们的心灵，是否还能承受史诗的复杂？
撰文｜胡泳
《奥德赛》号称“西方文学的第二部作品”（排在《伊利亚特》之后），古典学者众口一词，认为它“复杂”。史诗开篇的第五个词是polytropos，其字面意思为“多方转向的”（turning many ways）。这是用来形容奥德修斯（Odysseus）的一个专有称谓，它既包含了他足智多谋、狡黠多变的性格，也涵盖了他经历漫长旅程、四处漂泊流浪的不凡人生。古典学者艾米莉·威尔逊（Emily Wilson）在其《奥德赛》译本中将其翻译为“复杂的”（complicated），以突出奥德修斯身上的道德暧昧性。
这种独属于史诗英雄的复杂性，是否在诺兰正在热映的电影中已然荡然无存？相较于史诗，电影的改编反映出现代人怎样的心理？
“请为我叙说，缪斯啊，
那个复杂的人”
眼下微信读书上，因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电影而流行的一部《奥德赛》中译本，上来就说：“告诉我，缪斯，那位精明能干者的经历……”说实话，读了这第一句，我就不想再读这个译本了。
王焕生先生《奥德赛》译本的第一行是这么译的：“请为我叙说，缪斯啊，那位机敏的英雄”。《奥德赛》的阅读一上来就这么难，仿佛诗人兜头一棒，警告说：这首诗不会屈从于那些不可信的简单化处理。这个多义词，polytropos，除了暗示主人公心理和思想上的曲折变化，以及他在地理空间上的漫长漂泊，同时也呼应了长诗的那种盘旋曲折、不断回环的叙事结构。换言之，一个polytropos，既是奥德修斯实际的旅行方式（即所谓“奥德赛”，已成为西方文化中关于探索、试炼、转化和人类命运的基本隐喻），也是长诗主人公的性格特点，还是诗歌本身的美学特征。
以此来看，威尔逊斟酌半天，选取“复杂”来形容，确有她的道理。这个词能够传达原用语当中的某些意象——比如折叠、层叠的感觉，而这种层叠与“转向”（turns）的概念具有相似性；不仅如此，它的意义还富于恰当的多重性，可以预示即将展开的关于人物、诗歌以及旅程本身的更深层真相。
《荷马史诗·奥德赛》，作者：（古希腊）荷马，译者：王焕生，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 况且，荷马的杰作毕竟是诗而不是散文，要保持格律性，威尔逊特意选取五步抑扬格来翻译。考虑到节奏和规则，“请为我叙说，缪斯啊，那个复杂的人”，肯定比“那个具有多重转向的人”来得有力量，因为原诗开头那种紧张的速度感和推动力，会在第一句中塞入额外的从句或多词短语之后立即消失。
“那个复杂的人”带有一种震撼感，恰恰与原文的效果相符。我想诺兰也一定有同感，因为在一次采访中，他在回答自己为何被这个故事吸引的时候，引用了威尔逊译本的开头：“告诉我一个复杂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在影片上映后的一片叫好之中，威尔逊的酷评引发了很大的震动。刊发该文的《伦敦书评》网站甚至一度因读者拥塞而短暂瘫痪，这篇评论的标题非常直截了当：《一个毫不复杂的人》（An Un⁃complicated Man）。
诺兰引用威尔逊译本的开头，被认为表明他希望探索奥德修斯身上的复杂性。而威尔逊通观影片后，没给这位大导演留一点面子：“如果让我为这部剧本中的任何一部分负责，我都会感到羞愧。”她最尖锐的一段批评广泛流传：“它缺乏心理、情感、政治以及伦理层面的深度……没有任何一个角色的行为或言语具有令人信服的动机。没有性爱场景，而且所有食物看起来都很糟糕。”
《奥德赛》本身早就被一代又一代重新改编，并不断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需求。所以，对诺兰的成败大可以见仁见智。不过说实话，马特·达蒙（Matt Damon）饰演的奥德修斯，确实对不起那首长达两万多行的史诗。他如此轻易地就可以被归类为一个现代好莱坞式英雄：年长后渐为自己犯下的暴行感到悔恨，并且花费大量时间试图为自己失去所有部下寻找解释；同时还化身为一个温和的女性主义者，不再是原本那个狡猾好色的家伙。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狡黠中带着一丝傲气，既是骗子又是说书人。他机智过人，能凭借巧计从任何困境中脱身；他充满矛盾、变化、伪装和深度，如变色龙一般，能使自身适应完全不同的社会世界和环境；他身份游移，在国王和乞丐之间穿梭自如，可以成为许多不同的人，也可以成为“无人”（nobody）。读者如何能把他轻易归类呢？
诺兰的改编选择，落到奥德修斯身上最大的败笔是，他如此执着于将归家的伊萨卡（Ithaca）国王塑造成一个“好人”，以至于他无法真正看见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诺兰强调的是支配该人物的高尚品质——他的内疚、他对部下的忠诚、他对家庭的思念——却忽略了奥德修斯身上同样重要的另一面：他的多变、他的操控能力，以及他的自我中心。
这种一边倒有时到达可笑的程度：哪怕在特洛伊陷落的血腥屠城事件中，奥德修斯也被处理成一个恐怖事件的旁观者，而不是其中的参与者。他看见自己的士兵制造暴行，却没有真正成为暴力的一部分。而且，被屠戮的特洛伊人大多蒙着面纱，似乎毫无人性可言。
作为大男主，达蒙演绎的还不只是单纯的英雄冒险故事，而是一出现代心理创伤叙事。说真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过度诊断的现代流行病似乎已蔓延至伊萨卡岛的古海岸。由于过去的苦难太过深重而难以承受，诺兰重塑了原作的古代道德框架，使其符合现代价值观。这样的处理带来的结果之一是，达蒙缺乏个人魅力，既不是一个高明的故事讲述者，也不是一个善于调情的人，完全无法用强大的情感力量抓住观众。仿佛他和那匹木马一样，只剩下一具空洞的木质躯壳。
在《奥德赛》第九卷中，奥德修斯曾以一种近乎平静、毫不自责的口吻讲述自己洗劫城镇、杀死男人，并将俘获的女人和财富平分给部下的经历。他还因为傲慢给同伴带来了诅咒，毁掉了他们归乡的希望；到达伊萨卡后，他大开杀戒，屠杀了一群毫无防卫能力的求婚者（荷马原作中，奥德修斯先把求婚者的武器锁起来，而诺兰的电影却让他们保有武器）；他让自己的少年儿子处死一群女奴，因为她们不忠且不可信（在影片中是珀涅罗珀亲自将她的女奴推向屠杀现场）。
在现代道德的自律力量的激励下，诺兰将一部史诗变得平淡无奇。电影只是尽职尽责地朝着那些可以预见的结论推进——比如，战争使人失去人性，创伤需要治愈，以及文明，无论在奥德修斯的时代还是今天，都正处于崩溃边缘。
古典学者艾米莉·豪泽（Emily Hauser）评论道：“这部《奥德赛》通过一个英雄形象以及史诗电影所带来的宏大体验，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男人：他试图从男性同伴那里获得救赎与团结，从女性那里获得认可，并为一个文明的衰败寻求宽恕。在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你可以自行理解其中的意味。”
与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相比，诺兰的奥德修斯是多么简单。他不是那个“如此复杂的人”，而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人，一个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描述的人，与荷马笔下那个多面、迷人、危险且并不总是讨人喜欢的人物相距甚远。
我的感受是，男性英雄叙事中往往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化的虚伪。他们发动了战争，然后为战争造成的破碎忏悔；他们发明了核武器，然后对地球可能毁灭表示震惊；他们推动人工智能，然后又警告人类或将陷入生存风险。这类叙事的共同特点在于：英雄既是危机的制造者，也是危机的解释者和拯救者。他们通过制造问题来证明自身的重要性，又通过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来完成道德救赎。
可他们什么也救赎不了，因为尽管这些人实现了精神上的觉醒，死者却依旧如故，损害已然造成。特别是，那些说自己什么都不要的人，其实想要一切。奥德修斯说：“我只是寻找归途。”但实际上，权力、占有、战争与他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