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之外：一位学者打捞的番客婶真相
这部电影确实做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很动人，观众观影时不知不觉就被感动了，我自己看了也流了几次泪。大家能去关注这群历史的“失语者”，这很好，可是会不会又形成一个新的刻板印象？
“下南洋”不是一个男人的故事，它是一个家庭的、两性的，甚至几代人的历史。那些留在中国的女人不是配角，她们是另一条叙事线的主角。
牵着手的番客婶。受访者供图
番客婶，是潮汕等地对留守家乡的华侨妻子的称呼。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这一几乎被遗忘的群体，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这部现象级的影片，成本仅约1400万、95%潮汕方言，在6月初总票房突破15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位。无数观众为银幕上那位守着侨批和老厝、养大孩子的番客婶叶淑柔落泪。
“我不希望因为一部电影，又形成一个新的刻板形象。”做了二十多年社会性别与跨国迁移研究的沈惠芬早已看过这部电影，她坦言自己也动容落泪，却在感动之余反复提醒。
沈惠芬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也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华侨留守女性的学者之一。她深知大众对番客婶的认知，长久以来深陷扁平误区。过往的华人迁移史，多是男性闯荡南洋的叙事，留守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读硕士期间，沈惠芬偶然读到一些关于侨眷的报道，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期，侨汇中断，侨眷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她被这些故事打动，决定去史料背后挖掘番客婶真实的困境与命运，由此耕耘了二十多年。
番客婶是一群历史的“失语者”，要找到她们的踪迹并不容易。沈惠芬几乎穷尽了官方档案、地方文史资料、报刊、民间歌谣、口述访谈、侨批乃至文学作品等，试图还原番客婶的真实处境。她发现，历史上的番客婶并非单一模样，有人富足却愁容满面，有人穷困到靠挑米维生。多数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丈夫在海外谋生打拼，番客婶们则在国内维系家庭运转，若是顺利，夫妇二人通常几年见一面，有人甚至不得不面对丈夫的“两头家”，有人自述这辈子“守活寡、守死寡”，她们最常对沈惠芬说的话，是觉得她们这辈子“不值”。
“留守妻子虽未直接参与跨国迁移，但她们与跨国迁移关系极为密切，是华人迁移史重要的参与者与建构者。”沈惠芬的研究证实，番客婶从来不是统一的悲情符号或享福标签，她认为这些女性是能动的历史主体，她们在丈夫缺席的几十年里扛起家庭、种地做工，甚至秘密参与革命斗争等等，成为侨乡社会的半边天和跨国家庭网络的维系者。“下南洋”从来不只是男人的故事，更是海外华侨与故土留守女性共同完成的跨国迁移史。
2025年，沈惠芬将她的部分新研究著成第二本书：《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未来她也会继续为番客婶留存历史。她希望人们记住的，不是传统华侨史叙述中被简化的扁平符号，沈惠芬说，“她们不需要被神化，也不需要被怜悯，我们只需要记住，20世纪的中国，有一群女性曾经以这样的方式活过”。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资料图
真实的番客婶生活 南方周末： 你觉得电影和现实有什么不同？
沈惠芬： 华侨留守家眷并非单一群体，内部存在阶层分化与人生境遇差异，电影里的叶淑柔符合其中某一个形象。她算是比较幸运的，她的先生虽然去世了，可她还不断地收到侨批，收到自行车、衣服和咸猪肉，孩子结婚时还收到了1000元，就好像她先生还在一样。
但我田野调研与史料考证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番客婶，日子要艰苦得多。20世纪30年代陈达调查华侨家庭收入情况，发现留守家庭成员的劳动收入是家庭经济的重要补充。实际上，还有许多家庭没有侨批，缺乏男性劳动力，家庭经济负担一般落在留守妻子身上，妻子过得辛苦。我在研究中也发现，即使有侨汇收入，不少留守女性仍然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电影里，叶淑柔的生活虽然没有完全展开，但看到了她在稻田里劳动、在家门口绣花等劳作情形，年轻时她家的房子也是破旧的，反映了真实的一面。
除此之外，侨批的流转逻辑也暗藏过往被忽视的家庭权力关系。诸多海外华侨的侨汇、家书并非直接寄给留守妻子，而是寄往公婆、兄嫂或儿子手中。华侨借助跨国汇款渠道，依托原生家庭的权威，远程约束、管控留守妻子的生活与言行，形成隐性的制衡，部分留守女性在家庭中处于被动从属地位。由于丈夫长期缺席，妻子难有机会孕育孩子，跨国华人家庭会招养子、“买”女孩，一方面让在外打拼的华侨更有责任心，寄更多钱回家养育孩子，一方面转移妻子对丈夫缺席的注意，防止发生婚外情。淑柔和木生有自己的三个孩子，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