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失踪的女老板终于被找到：被谋杀后埋尸天台花坛28年，嫌疑人改名、变年龄、整容，还主动发短信催警察“还我清白”
2026-04-20 09:25
沱江的晨雾还没散尽，早上7点刚过，岸边服装批发商城的天台上，工人已经忙开了。他们敲开入口附近的一座花坛，瓷砖剥落，土块露出来，还保持着花坛的形状。
这些花坛已经被遗忘在顶层将近30年，每个大约1.5米长、1米宽，里面堆满旧土，被杂草胡乱盖住。因为太久没人打理，缝隙嵌满灰泥。2025年6月7日，四川泸州已经进入雨季，它们将被拆掉，用挡雨棚代替。
在此之前，即便是最早在楼里开店的老商户，也说不清顶上究竟有什么。天台入口处的浅灰色防盗门浑身锈斑，将这里常年锁起，钥匙由商城专人管理。如果不是这次漏水需要维修，它还会继续荒着。
突然，工人们停住动作，俯身往前凑去——土里好像埋着什么东西。
不是石块，也不是植物的根系，更像是一只脚，被黑色中帮皮鞋裹住。
警方推断，那属于一位在冬天遇害的成年女性，她穿着红色外套，还有20世纪90年代最流行的黑色健美裤，身体蜷着，被厚厚的泥土压着，至少有20年，最终只剩一具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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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7日，警方在“花坛藏尸案”现场取证。泸州警方供图
得知消息的老商户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吴艳萍，一位在楼里生意风生水起的女老板，却在1997年2月之后再没出现过。
已经39岁的黄平更加确信，那就是自己寻找了28年的母亲。最后见到她的那天，自己刚过完10岁生日不久。母亲穿着红色呢大衣匆匆走出店门，临走前她笑着说，“妈妈出去一趟就回来。”
失踪的老板
28年前就有警察打听过吴艳萍的下落，商户们也是那时知道，卖羊毛衫的吴老板失踪了。
那是1997年2月初，不到一周就要过年。楼下到处是拉货的板车和挑着大包的扁担，客人们挤在狭窄的走廊里挑货，喊价声一层压过一层。
吴艳萍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这是她离婚后自己照看生意的第一个春节。
半年前和丈夫黄永清分开时，她状态一落千丈。弟媳谭雅兰总能看见姐姐抹眼泪。“她对生意都没那么积极了。”吴艳萍把揽客的任务留给门市员小周，自己只管收钱记账。
以前的吴老板不是这样。她很少坐下，只要有人经过，都会立刻笑眯眯地迎上去，温柔熟络地介绍款式，手上也不忘从货堆里翻出一件递过去。临近中午，她会多点一道菜，留熟客吃个饭；遇上犹豫不决的客人，她就把凳子搬出来，请对方先坐下慢慢选。
在她的操持下，铺面的出单量猛增，货品永远堆得比人高。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常常挤满了拿货的人，转身都难。每天她都有利润进账，人人羡慕的“万元户”，不过是吴老板几天的营收。
黄永清觉得前妻能成功，也是因为肯吃苦。初中毕业后，吴艳萍曾到砖厂搬砖，她还在老家泸县玄滩镇赶场（赶集）摆摊卖汤圆。后来夫妻俩在镇上开了个小店卖羊毛衫，生意出奇地好。商机来了，两人决定把店开到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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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泸州前，吴艳萍一家三口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沱江旁的服装批发商城，就是绝佳位置。
“以前这里人山人海，火爆得不得了。”黄永清说，这就是当时的市中心、枢纽站，周边乡镇的人进城，都要在此中转，来批发零售的不止四川人，还有云南、贵州的生意人。
是命运也是机遇，吴艳萍和黄永清赶上了服装生意最蓬勃的时代。人们不再满足于“的确良”，鲜亮的色彩，喇叭裤、蛤蟆镜、爆炸头成了年轻人的标配。在“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占据报纸头版的同时，个体商铺越开越多，“十亿人民九亿商”，只要敢闯，就能发财。
夫妻俩就在这样的氛围里，租下了商城旧楼二层的黄金铺面。等到1995年左右，新建的2号楼开始招商，他们又租下了二层中央的铺面。
快30年过去了，这栋建筑还在，但门前已经没有了挑扁担的人。
黄永清也老了，现在他要一人打两份工来赚钱。提起当年，他还会自封“泸州羊毛衫第一人”，说是他们夫妻最先把羊毛衫引进泸州的。他念叨最多的，是如果1996年没离婚，他们的生活该多幸福。他无法否认离婚带给吴艳萍的伤害——曾经滴酒不沾的前妻，在离婚一两个月后，突然喝得醉醺醺。
黄平记得母亲昏迷不醒，他拉开店铺卷帘门去找舅舅、找隔了几条街的父亲求助，把母亲送到医院。
谭雅兰和丈夫苟建华心疼她，时常劝姐姐快振作起来：“才34岁，还年轻呢。”他们跟吴艳萍母子共同租了一间房，方便照应。
走出来，试着对自己更好一些并不容易。谭雅兰已经记不清，姐姐究竟用了多久才重新拾起化妆盒，只记得离“出事那天”并不远。金首饰是一件一件添上的。再后来，她涂上蓝色眼影，穿上洋装，拍了时装照。平时只穿店里样品的她，花了几千块给自己添了一件红色大衣。在黄永清的记忆里，那是她最亮眼的一件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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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前吴艳萍拍摄的时装照。受访者供图
那段日子里，一个身影更常在吴艳萍身边出现。是隔壁铺面的一位女门市员，年纪比她小几岁。两个人什么时候走近的，连谭雅兰也说不上来——她每次来店里时，女人似乎就已经在那里挺久了，与姐姐熟络地聊天。
黄平后来也说不清这位阿姨的模样。他记得妈妈身边总有这么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就像一个一直都在的、模糊的影子。但她不像舅妈那样会抱抱他，也不像店员小周那样会跟他说话——她只是在那里，和妈妈站在一起。
再往后，吴艳萍新租了一套房和儿子独住，又买了辆出租车，打算多些营生。生活正在重回正轨，她又回到了干练热情的吴艳萍。
一位1996年下半年搬到她隔壁的商户，总能看见吴老板穿着红大衣从廊前经过，戴着金耳环和金手链，手指挂满金戒指。黄平10岁生日时，她也是穿着这件红大衣，搂着儿子合影。
谭雅兰最后一次看到这件红色大衣，是在1997年2月1日。
那天是南方的小年，吴艳萍照常到2号楼的店面张罗生意，因为出货快，谭雅兰就让丈夫拿些货到吴艳萍的店里，请她帮着卖一卖。她看见吴艳萍把衣服挂了起来，到了中午，和小周、黄平围坐着吃饭。过一会，苟建华过去，嘱咐姐姐快过年了，早点把货清完，但之后，吴艳萍再没出现。
“我当时还觉得她不上心，怎么只是把货挂起来，也不留在店里吆喝。”谭雅兰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往后，她再也见不到吴艳萍了。
陈四姐
吴艳萍突然消失了，留下两个铺面，一堆衣服和儿子黄平。
失踪当晚，大家以为她只是去和朋友逛街，没当回事。可第二天整个上午，吴艳萍都没出现。
“可能是被骗进传销了。”一位商户猜测，谭雅兰觉得或许被拐卖了。苟建华和黄永清也不相信吴艳萍舍得抛下儿子，他们觉得她只是去散心了，过几天就能回来。但等得久了，还是没有半分音讯，一家人默契地生出更悲观却更接近真相的猜测——她去世了。但报警后，民警多次到商城走访排查，都一无所获，最终只能按失踪处理。
这条报警记录被妥善封存在小市派出所的档案室。
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关于吴艳萍的议论越来越少，直到28年后警方调查、走访，商户们的回忆都指向吴老板，当苟建华也带来姐姐的照片，专案组的民警更有理由相信，那具白骨很可能就是吴艳萍。
不用等DNA鉴定结果，黄平相信，那就是妈妈。
“当时商城里只有我妈出去没回来。”他对那天的记忆早就模糊了，只记得妈妈午饭吃得很快，因为有人约了她出去。小周却记得清楚，那人是陈亦芬。
这个名字同样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他们到小市派出所，把20世纪90年代的所有纸质档案都翻了出来，每本两三百页，总共上百本。陈年的纸张发出霉味，边缘泛黄，变薄变脆，翻动时必须格外小心。有的字迹墨已模糊，只能细细辨认，速度也不能太快，以免错漏。
6月中下旬的泸州，整座城市像被放进了巨大的蒸笼。档案室没有风扇和空调，封闭、干燥、闷热，民警们只能顶着满身汗水，在摞起来比人高的资料里寻找。民警罗林伟已经50多岁了，在翻找线索的关键时期，他也顾不上太多，常常蹲到双腿发麻，只为一个名字。
最终，他们找到了那条封存28年的报警记录。
上面提到，1997年2月1日，是陈亦芬以还钱的名义，最后叫走了吴艳萍。但她告诉民警，自己还钱后对方就离开了，不清楚之后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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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民警翻找过往资料。泸州警方供图
陈亦芬在商城待得不久，老商户们记不清楚，只记得她常被喊作“陈四姐”。
陈四姐是泸县人，个子不高，但长得漂亮，嫁了个上海人，有姐妹也在楼里经营。起初她在吴艳萍老店隔壁做门市员，后来搬到新楼自己开店，平时不太和人交流，性格也不如吴艳萍开朗。
谭雅兰偶尔在吴艳萍的店里看见她，披肩长发，穿得时尚，涂着红唇。每次见到苟建华，陈亦芬都会客气地叫声“苟老板”。黄永清只记得她瘦瘦小小，看着比吴艳萍年轻几岁，但不清楚她们关系如何。是谭雅兰想起来，陈亦芬拿了吴艳萍的货去卖，还欠了吴艳萍几万块钱。
谭雅兰记得最深的，还是事发前一两天，她从吴艳萍家离开，在楼下碰到了陈亦芬和她当时的丈夫。那段时间，吴艳萍刚搬到新房，平常只跟黄平在家。谭雅兰问这俩公婆：“你们在这里干嘛？”陈亦芬回答：“我们在转马路。”
在此之前，由泸州市公安局龙马潭区分局刑侦大队组成的专案组民警，已经推测出这是一起典型的熟人作案，能把尸体拖拽到天台掩埋，说明凶手不止一人，并且熟悉商城的内部环境。再加上白骨身上并没有金饰，凶手很可能是为财杀人。
在DNA比对确认尸骨是吴艳萍后，陈亦芬和她那时的丈夫，被列为重大嫌疑人。
江边少年
为了这次DNA比对，已经在浙江工作多年的黄平停下工作，买了最早的航班赶回泸州。
他记不清是第几次回来了。以前隔上两三天，或是几个月，他就回来一趟，跟妈妈最后的合影被他仔细塑封好，随时揣在身边，方便打听线索。几乎每次回来，他都要到商城附近转转。
城市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商城加装了电梯，周围新建筑一栋栋起来。商城外墙的瓷砖被雨水一遍遍冲刷，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30年前刚贴上时，它们还白得发亮。几栋楼仍旧连在一起，围成个“回”字，把场站和十几辆公交车包在中央，五颜六色的招牌挂在墙上，内部还保留着过去的水磨石地面。当年时兴的宝石蓝玻璃也在，只是失了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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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服装批发商场外部。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街边小铺开着门，但年轻人更喜欢到江对面新建的商业中心闲逛，把这里留给中老年人，在循环着“清仓甩卖”的喇叭声里，他们各自对着江水发呆。
那些店铺的位置没变，但老板已经换了几轮。楼下有人晨跑、有人跳舞，江边建起堤坝、立了新桥。
楼外天桥上，黄平无数次停下来，望着楼顶和上面的天空发呆，但很快就收回目光——除了厚重的女儿墙，他看不到别的。
妈妈失踪时，黄平只有10岁，只能被寄养在亲戚家，有时也会跟着父亲——黄永清离婚后，把财产全都留给前妻，自己正焦头烂额忙着赚钱。舅舅一家也要生存，以前是吴艳萍把他们带到泸州做生意，姐姐失踪没多久，他们也关掉了店铺，租下商城一家门面开起餐馆，忙起来时，黄平只能到不同亲戚家吃饭。
以前不是这样。几乎每顿饭都有妈妈在身边，哪怕再忙，妈妈也会盯着自己写完作业。有时自己调皮跑到外面玩水，晚上回家浑身湿透，妈妈会佯装要揍他，担心他出事。
在妈妈身边，自己的衣服永远时髦。同学们的零花钱都是以毛计算，他的零花钱少则10块，多则50块，现金就放在抽屉里，有需要随时去拿。还在1996年的时候，黄平就坐过飞机去上海玩，一张机票价格是普通人好几个月的工资，他把航空公司的纪念品带去学校，同学羡慕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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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艳萍失踪前与儿子黄平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那天”之后，他开始本能般地寻找妈妈。尽管大人们已经报警、登报、到处打听，但他有自己的方法。
有时他正读着书，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突然想到妈妈，就干脆跑出去，沿江岸走个不停，希望能与妈妈偶遇。有几次他惊喜地停下来，但都不是妈妈。
天黑之后，江边的人散去，10岁的少年腿胀得发酸，他不甘心，也不愿意回没有妈妈的家。有时他就在路边坐下，或者干脆睡在桥洞或工地的水泥管里，凉气一点点渗进衣服，他缩缩脖子，又抬头往外看去——也许妈妈会从那边走来。
他相信那时没人比他更熟悉商城附近。哪段路安全，哪些店会经常扔掉包装破损零食可以捡来吃，他都知道。
偶尔，同学让他偷偷溜进家里，早上他再悄悄离开；家里开饭店的同学，经常把剩下的快餐留给他吃；有些商户可怜他，也会给些食物。
黄平觉得自己越来越孤僻，不愿意跟人说话。有时他明明看见父亲站在马路对面，还是不作声地躲开。因为不想被抓回家，他从不进商城。他不知道，商城楼顶有一道铁门，常年锁着，他更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他以为妈妈在别的地方。
黄永清知道儿子想妈妈，从小到大，都是前妻事无巨细地照料他。每年，她都会为儿子织新毛衣、新帽子。睡觉时，黄永清在一侧，黄平只和妈妈睡另一侧，吴艳萍失踪前，都是跟儿子睡一张床。她教他认字、说话，直到现在，黄平也只会讲普通话和泸州话。离婚时，三个人坐在桌前，黄平毫不犹豫地跟妈妈走。
对妈妈的思念越多，跑出去的时间就越长。
起初，黄平只是沿着江走，后来寻人的版图拓展到城市边缘。有天晚上，黄永清看见儿子在房间躺着，便放心出去卖夜宵，凌晨回来才发现床铺空着，黄平又跑了。还有一段时间，儿子准时出门、按时回家，但很快老师找来，询问黄平为什么一直没去学校。
10岁、20岁、30岁，黄平一直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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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天台上的花坛。受访者供图
消失的名字
黄平在找母亲，专案组也在找一个人。
“陈亦芬”还是一团谜。她长相如何、身份证号是多少、社会关系和经济状况怎么样，警方还一概不知。
泸州至少有上百个陈亦芬，民警锁定了其中一个，年龄跟商户们的形容相仿，也是做服装批发生意的泸县人，根据她办理的营业执照，民警们调查了十多天，最后把照片拿给商户看，才发现找错了人。
类似的窘况，在寻找陈亦芬的过程中随时都会出现。“沉住气。”27岁的办案民警雷森告诉自己，没有收获才是常态，这条路错了，还有其他路可走。连续两个多月，他和同事们把自己泡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里。
他们跑遍了当年泸州的主要银行查流水，也去查阅户籍资料、法院卷宗。遇到条件相仿的，就直接去当地走访。最远的一次，他们跑到了昆明。但无论如何努力，都找不到符合条件的“陈亦芬”。
“她在所有档案里凭空消失了。”罗林伟说，他们只能折返原点，尝试最原始的方式——找人。民警们相信，总有人认识她，比如她同样在商城里做生意的姐妹。
多次辗转，他们终于找到了姐妹的老家。坏消息是，还在世的兄弟姐妹有四个人，老四却不叫“陈亦芬”，而是“陈某雨”，年龄也小了十来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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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商城走廊。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在“陈某雨”的老家，邻居们很少见到陈家老四，大约40年前，她就嫁到了上海。
起先她还偶尔回来，声音温柔，斯文秀气，在村口跟乡亲摆摆龙门阵（闲聊），后来再没见过。大约十年前，老四回村看望生病的母亲，共同长大的邻居一时没认出她。“做了美容（整容），看起来更年轻了。”邻居说。
大哥陈亦刚70岁了，也很久没见过四妹。平时他的三个妹妹都在外地，只有母亲逢十的生日，一家人才有可能聚齐。
他对四妹的记忆还停留在十几岁。那时家里穷困，四妹白天上学，晚上回来割草，既懂事又胆小，看到野猫野狗都要往大人身后躲。后来陈亦刚去当兵、打工，很久才回一趟家，他对几个妹妹的了解也变少，只大概知道四妹和来探亲的杨付根认识后，嫁去了上海。
大约20年前，四妹告诉家里人自己改小了年龄，出生时间从1964年变为1976年。“她说这样好找工作。”陈亦刚当时没再多问，也不知道她把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改了。
新的身份证号原本属于一位赵姓女士。这个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数字代码，是警方锁定嫌疑人的重要线索，但在世纪之交，全国户口和公民身份证号码“错、重、假”问题十分普遍，因此当赵女士得知重号时，担心影响社保，主动向警方申请修改自己的身份证信息。鬼使神差般地，“陈某雨”霸占了这个号码大约20年。
改名后，老四经常出国，据说在做美容，赚了一些钱。知道大哥生病后，她还特意从美国寄药回来，偶尔给大哥买件羊毛衫，还帮侄女在上海找了工作。
这些并不足以让警方认定“陈某雨”就是“陈亦芬”，但“陈某雨”的户籍信息也足够蹊跷——2004年之前，她几乎没有活动记录；之后，她频繁顶着“陈某宇”这个名字出入境，最常去的是美国和韩国，有时待几年，有时只停留几个月。最近几年，她才把名字从“陈某宇”改为“陈某雨”，户口迁到江苏昆山。
“陈某雨”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位女士还记得她。
2024年左右，她们在广州一家美容院共事过。对方很少讲话，平时独来独往，甚至没告诉她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头到尾，她都只能用微信昵称“茜茜”来称呼对方。
“茜茜”很瘦小，只吃麦片、水果或一点粥，看起来只有40多岁，明显整容过。她穿着时尚，一件衣服上万元，背包都是名牌，但工作的时候专业认真。一个多月后，“茜茜”退掉租住的公寓，把一些衣架送给附近同事，说自己要去韩国，声音和往常一样温柔。
“茜茜”很少发朋友圈，只留下一个签名：“斗智斗勇才是人生的哲学。”
缺席
改名、变年龄、整容……重重疑点让民警嗅到了异样。“陈某雨”大概率就是“陈亦芬”，只是他们还需要更关键的证据。
谭雅兰和苟建华对陈亦芬的怀疑也从没停过。无论如何，她都是最后把吴艳萍叫出去的人。吴艳萍失踪后，陈亦芬不到一周就离开泸州，年后回到商城，把剩下的货和店面处理干净。她还给苟建华1000块钱，告诉他自己只剩这些没还给吴艳萍。
“万一姐姐回来问起，咱们不好说。”谭雅兰拦下丈夫，没让他收钱，从此之后，他们也再没见过陈亦芬。
吴艳萍失踪的第5天就是除夕，从这天开始，家家户户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也叫“团年”。苟建华坚持留在泸州，心里只有一个念想：“万一姐姐回来呢。”
过年是少年黄平最盼望的日子，走亲戚，吃好吃的，拿压岁钱，但从1997年起，每个春节，家人也会照常围坐，照常吃年夜饭，但总像缺了一块。饭桌上没有吴艳萍，亲人的遗像里也没有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回避着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