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只是合法性的装饰吗？
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很多时候浮于表面，在纽约做了近十年规划师的罗雨翔并不回避这一点。但他更害怕的是城市变成一个公众看不见的黑箱——不知道一件事怎么发生、谁参与了、谁做了决定。在纽约市政府预算局和咨询机构辗转多年后，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只要人们还能看见这个过程，城市就还有变得更好的可能。”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叶蔚宗
责任编辑：周建平
2026年6月，罗雨翔在纽约皇后区介绍社区历史。新冠疫情后，这里的居民把一条大马路变成了人行步道公园 图/受访者提供，摄影：周骏挺
“人不能做长远的计划” 在纽约生活了九年的城市规划师罗雨翔发现，住在这里的人大致分为两类：“喜欢纽约的，和不喜欢纽约的。”罗雨翔自认为是前者。2009年到美国读大学时，他在感恩节假期坐上去往纽约的大巴，凌晨抵达时，他惊叹“原来这就是《小鬼当家2》中那个小朋友迷失的城市”，也被其活力感染，“跟美国其他城市相比，纽约有很多移民，作为外国人，不再有异乡（漂泊）的感觉。”
此后几年，他屡屡再访纽约。“这里一个下午就可以吃到六个国家的小吃；我不是做金融的，也并非码农，纽约容得下许多不同职业的人；它的地铁比较完善，我不会开车，也可以活得开心、丰富。纽约是个非常不美国的城市。”读完哈佛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个硕士学位后，罗雨翔在2017年搬到纽约。
“纽约市由5个行政区组成。尽管曼哈顿经常作为城市的象征出现在新闻和影视作品中，但绝大多数的纽约人其实住在除了曼哈顿区以外的4个区中：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布朗克斯区和斯塔滕岛。”罗雨翔在《创造大都会：纽约空间与制度观察》一书中写道。
不同的社区个性迥异：“曼哈顿富裕”“布鲁克林年轻”“皇后区人种和文化非常多样”“布朗克斯是黑人区”“斯塔滕岛是保守派的聚集地”……在罗雨翔看来，这些刻板印象虽不能准确反映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但确实能表现一些各区在统计上的主要人口特征。
硕士毕业后的九年间，罗雨翔前五年辗转于布鲁克林区，最近四年搬到了皇后区。这些年，城市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印象最深的是新冠疫情期间，纽约市政府封锁了300条马路，设置路障禁止机动车通行，供市民室外活动。“街道变成公园，餐厅在室外摆放桌椅，周末被封锁的街道很像市场。皇后区著名的34大道在疫情后被永久保留为人行街道，变成社区居民的公共空间。”
《创造大都会》有一个章节写纽约的公共空间，从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高线公园这些知名地标，写到社区花园、私人公园，写到预算局为公园拨款时局内人视角的观察，最后写到疫情中城市新增的开放街道和餐厅——政府规定何处可以封路、摆摊，由申请者 （比如社区组织者、商户等） 承担起管理和运营的责任，极大地提高了运营效率。但罗雨翔指出，政府将这部分权力下放的同时，相当于舍弃了自己以往直接承担的关注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其成功及争议的本质是关于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这些观察，来自罗雨翔在纽约市政府预算局和咨询机构工作多年的经验。写书时，他已经辞去了预算局的工作，在咨询机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