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博士后的我，不敢说“我不知道答案”
成为博士后的我，不敢说“我不知道答案”
文｜《中国科学报》见习记者赵婉婷
9月，林靖恺投稿给《科学》杂志“职业生涯”专栏的文章正式发布了，题目是《我以前认为“我不知道”代表知识匮乏。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
今年4月，林靖恺以博士后身份入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他当时以为，成为一名博士后，意味着学识丰富，至少应当看起来像个专家。为此，他尝试扮演一名成熟的研究学者：在开会时，他缓慢点头，努力在别人讨论科研项目时显得自在，却不敢提问，担心暴露自己的不足。
可他很快发现，课题组的资深成员总是会坦然地说出“我不知道”。在充满未知的科研工作中，他们并不掩藏自己的局限，反而有着极强的求知欲。这样的科研氛围，促使他写下了这篇文章。
文章发布后，林靖恺在领英上看到不少引起共鸣的讨论。有人留言说：“我不知道”“愿意一起寻找答案”的态度，其实会为更深入的研究和新发现创造空间。
围绕这个话题，《中国科学报》联系林靖恺，请他分享作为年轻科研学者，心态慢慢发生转变背后的故事。以下是他的讲述。
▲林靖恺博士毕业照片。受访者供图
下意识地拼凑答案
我18岁时来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在这里完成了本科和博士学业，并在博士课题组做了一年博士后工作。9年过去，我也期待跳出“舒适圈”，去欧洲国家感受科研环境。
我的研究方向是单原子催化，主要以氮化碳这类非金属半导体材料为载体，构建单原子催化剂。博士期间，我主要围绕这类催化剂的设计、结构调控与性能优化开展研究，将其应用于包括氨分解、塑料降解、海水制氢在内的多种催化反应。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催化工程教授Javier Pérez-Ramírez正是氮化碳基单原子催化研究的开拓者。于是，今年三月，我申请了Javier课题组的博士后岗位。
幸运的是，我收到了面试通知并最终拿到了offer。但过程对我而言并不“丝滑”。
视频面试的前半部分都很常规，直到Javier忽然向前倾身，直直盯着镜头，向我抛来一个十分前沿、新颖的研究问题并问我：“靖恺，你会怎么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我当时本就有些紧张的，一下被打乱了思绪。笔记本电脑风扇的嗡嗡声填满了沉默，我开始疯狂思考答案，最终手忙脚乱地把一些零碎的、有些沾边的实验方法和术语拼凑起来，希望能让他感受到我的知识储备。
Javier笑了笑，接着告诉我，他也不知道答案，所以这个问题才显得有趣。只是当时，我还没有真正领悟他的意思。
最终，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但我始终无法摆脱那种表现不够好的感觉。其实，之前读博时，我就经历过类似的时刻。
记得有一次，在使用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表征材料时，负责仪器的老师就样品的性质与我展开讨论，当时我也不太清楚答案，就给了他一个不太准确的回复。后来，他发觉不正确。于是我们一起仔细查资料，这才弄清了答案。还有一次，我在一场学术会议上作完报告后，台下一位专家就我的研究提了一个问题，但当时我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从他的神态上，我能明显看出他不太满意，因为时间关系，他才没有继续追问。
学生时代，这样的尴尬瞬间真不少。但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博士后了，我似乎到了应该知道答案的职业阶段。
我不禁想，如果想要建立自己的信誉，就不能再暴露任何知识上的不足，至少表面上要看起来像个专家。
“扮演”博士后
今年4月，我启程来到瑞士。在Javier实验室上班的第一天起，我就带着一种严重的“冒名顶替综合征”，开始扮演我心目中一名博士后该有的样子。
日常实验成功时，我会努力压制我的兴奋；实验失败时，我也尽量不表现得太过沮丧。否则，别人可能会觉得我还带有学生的稚气。
每次参加研讨会时，我都会带一个笔记本。我很少在里面写东西，但拿着它让我感到安全。
在茶歇时间，学者们围起来交流时，我就站在他们身边微笑、点头，仿佛点头越慢就越显得有深度。每当有人提到某位知名教授的名字，我就故作了然，平静地应一句：“啊，是的。”同时默默记下，准备稍后去查一查这个人。有时，我还会等待合适的时机插进一句听起来自信又聪明的话。
在这些珍贵的交流机会中，我的脑海里会冒出一些问题，但总是被内心的声音打断：如果我问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连基础知识都不懂？别暴露底牌。
我学会了单手端着马克杯站立的艺术，我努力在别人讨论项目时显得自如。时间一长，我注意到自己在学术场合里越来越在意如何呈现自己。我过度专注于让自己显得成熟，把自己裹在一层僵硬的、虚假的安全感外壳里。
这些“表演”开始令我筋疲力尽。
“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我开始注意到我们实验室一位资深研究员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
一天，一台仪器持续漏气，最终彻底罢工了。我看着这位研究员排查问题，等待着他展现出我通常认为只有经验才能带来的自信。可他却兴奋地说：“我还没找到答案。”
这句话让我很意外。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克制自己说出“我不知道”这句话。他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尝试了各种可能性。大多数都失败了，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而是把每一次的失败当作开启下一次尝试的起点。最终，他更换了器件，修好了仪器。
我渐渐发现，“我不知道”似乎是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我也注意到，那些职业生涯更长久的科研人员都能坦然面对不确定性。
除了修仪器的故事，对我影响更深的，是日常与课题组成员的交流。
Javier是一个“高能量”科学家。他在面对那些尚未找到答案的科学问题时，常常会异常兴奋。开组会时，当他描述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一个我们可以测试的机制，或者一个可以转化为实验的不确定性时，他的眼睛会闪闪发光。其他资深成员也是如此，他们在科学问题面前都充满热情。
我意识到，对于这些资深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并不把“不知道”视为令人尴尬或需要隐藏的东西，而是坦然将其看作值得努力探索的目标。
多问好的问题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转变。
当与同事在我并不熟悉的领域合作时，我努力克服以往那种独自寻找所有答案的习惯，开始坦诚地提出困惑。这些问题常常引发讨论，而讨论又催生出一些我们可以验证的想法。我也发现，很多科学家是非常愿意分享他们的观点与学识的。在交流中多提问，表达自己的未知，其实能学到很多。
在这样的交流状态下，我更快地掌握了要领，避免了不必要的弯路；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不再觉得必须掩盖自己知识上的每一个不足。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认为成为一名科学家意味着自信、沉着、博学。但我发现，我所敬佩的那些人，更多是始终保持着求知欲，对未知事物充满热情。Javier就是一个特别爱抛出问题的人，他也总是能问出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他让我看到，能问出好的问题，比能给出好的答案更有意义。
这种感受其实并不陌生，在澳洲与我的导师王少彬教授和张华阳博士讨论科研时，他们也常常从一个尚未厘清的现象出发，和我一起追问、探讨。如今身处不同的科研环境，我更加体会到，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探索的热情，正是他们身上共同的特质。
现在，我仍然会带着笔记本去参加研讨会。过去的我，只是写下别人的报告讲了什么内容，现在我会针对性地记下不了解的、有疑问或感兴趣的内容，并在会后认真了解。这个笔记本提醒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不是假装自己已经掌握了答案。
回过头来看，刚博士毕业的年轻学者，往往迫切希望向同行、资深研究者展现自己的能力，即使他们当下拼凑的回答和问题并不直接相关。而在身份转换的关口，心态也往往需要随之调整。
现在，有同事向我咨询问题时，我的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我还是会想，我要直接说不知道吗，还是给一个模棱两可的解释。大部分情况下，我会说：“我暂时不知道，之后研究一下再回复你。”这反而能更快地推进研究。
我渐渐接受了这正是科研的常态。在未知面前，我变得更开放、更松弛，并持续保持好奇心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