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分类改革如何跳出“越分类、越趋同”悖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报见习记者 金梦婷
“我们现在搞分类改革，初衷是解决‘千校一面’、一把尺子量到底的问题。但我们需要反过来问一句：‘千校一面’是怎么来的？那把尺子又是谁拿着的？”
不久前，在江苏大学举行的《高校教育管理》创刊二十周年暨高等教育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周作宇的这句“反问”，让台下170多位与会学者陷入了片刻沉默。
这场研讨会的主题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探讨的是随着今年9月《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下发而确立的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高校的基本框架。然而，学术界的讨论却远比文件本身更复杂——分类改革如何破解“千校一面”的困局？人工智能（AI）的到来是否正动摇传统分类体系的根基？在分类格局中，地方高校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个悖论：政策在分类，实践在趋同
所谓的“千校一面”本质上是高校建设的“趋同化”，而在周作宇看来，这种趋同并非偶然。“行政权力的强制性同构”“对标杆追赶的模仿性同构”及“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性同构的专业标准”，这三重机制的叠加，使得“分类”的政策意图在实践中常常会被消解为新一轮的趋同。
对此，浙江外国语学院原党委书记宣勇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在对地方高校的定位问题进行长期观察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全国地方高校对自身办学定位的表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特色鲜明”和“高水平”。
“‘特色鲜明’其实最不鲜明，‘高水平’则是所有大学都喜欢用的词。”宣勇直言，中国地方高校陷入了“定位空转”——大而全但不甘心，想做研究但经费不足，一直在指标和排名中内卷。
“地方高校最核心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主体性。”宣勇认为，所谓主体性，就是学校自身的目的性、自主性和自觉性。“我们跟着政策指挥棒走，跟着排名走，跟着标杆学校走，但很少问自己：这所大学到底为谁服务？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西南大学原副校长崔延强从历史视角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的分类非常清晰——综合大学、行业院校、专科学校，不同高校各安其位。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升格热”和“合并潮”，行业院校争相摘掉“行业帽子”，向综合性大学看齐，最终形成了“无工不综合、无校不博士”的格局。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重新贴标签，而是扭转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惯性思维。”崔延强说。
一股冲击波：AI正在重构分类逻辑
如果说“越分类，越趋同”是分类改革的内部矛盾，AI的迅猛发展则正从外部动摇整个分类体系的知识基础。
论坛上，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刘爱生直言，传统工业时代“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的三元分类体系，建立在“原理知识—转化知识—操作知识”的单向线性逻辑上。但生成式AI的出现正在解构这一逻辑，知识生产从机构垄断走向网络化扩散，人才需求从单一技能转向复合能力，社会服务从类型绑定走向功能适配。
“简单来说，以前研究型大学垄断知识生产，应用型高校做转化，技能型院校培养操作工。然而，如今AI让地方高校也能做出顶刊成果，职业院校的团队能攻克‘人造太阳’的核心部件，知识生产的壁垒正在被打破。”刘爱生用了一组案例佐证：井冈山大学的学者团队在《自然》发表锂离子电池供应链脱碳研究；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团队研发钢铁生产AI检测系统，检测精度达95%；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团队直接嵌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研究，攻克高温合金精密加工难题……
“当一所高职院校能参与全球顶尖大科学工程时，传统的分类标签还能解释什么？”对此，刘爱生提出了一个“跨维思维”的新概念——不再把高校压缩在一维数轴上排序，而是将其视为高维特征空间中的向量，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只是“初始坐标”，而非不可逾越的身份边界。
讨论中，多位青年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判断——AI对高校分类的挑战不是技术工具层面的升级，而是底层知识逻辑的重构。当AI打破了知识获取的边界，高校间的核心差异将不再是“你属于哪一类”，而是“你能解决什么真问题”。
一场理论转向：从“分类管理”到“分类治理”
面对内外双重挑战，学术界正在酝酿一场理论转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办公室副主任魏署光将其概括为“三个转变”——理论上从类型划分走向功能分化；政策上从统一尺度走向分类施策；治理上从分类管理走向分类治理。
“以前我们在对分类的谈论中，关注的是‘这是一所什么类型的大学’，落脚点是分类标准、指标、边界；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学很难用单一维度和固定标签界定。”魏署光说，分类研究需要追问的是它主要承担什么功能，形成了什么功能组合，比较优势在哪里。
这与周作宇的判断不谋而合。
“分类改革的核心矛盾是科层体系追求统一目标与整体效率，但高等教育组织本身带有学术自由和学院自治的属性。”周作宇指出，“分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分类定位—资源配置—评价机制’之间的制度耦合，使分类真正转化为稳定的政府制度安排和高校组织行为。”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马凤歧则从规模结构的角度，勾勒了分类体系的未来图景。根据他的预测，到2035年，我国高校的总数将控制在3000所左右，其中研究型大学约300所（占10%）、应用型高校约1500所、技能型高校约1500所。研究型大学承担70%以上的博士生培养，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技能型高校对接产业一线需求。
“这个结构的实现面临三大挑战——人口下降导致的生源缩减、财政紧张带来的投入压力，以及优质师资供给不足。”马凤歧直言，分类改革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缩影。
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王建华表示，高等教育领域长期存在更多、更高、更优三个执念：追求更多人上大学，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追求更优质的排名。然而，这三个执念背后都是工业化时代的思维定式。
“当高等教育资源从稀缺走向充裕，甚至相对过剩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机会公平还是不是唯一支点？接受高等教育是否必然比职业教育更有价值？”王建华说，“排行榜在把少数学校排在前面的同时，也给绝大多数学校贴上了‘无名化’的标签。但教育的本质是让每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与别人比较。”
一种出路：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理论的转向最终要落到实践。地方高校在分类改革中，到底应该怎么走？
宣勇给出的答案是回到价值定位本身。他以自己曾任职的浙江农林大学和浙江外国语学院为例——前者明确“为浙江培养生态文明建设人才”，砍掉与生态无关的专业；后者定位“服务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走小而精的路线。
“定位不是写在规划里的口号，而是一个选择。选择做什么，更要选择不做什么。”宣勇说，“应用型大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应用于谁、为谁所用，你的资源、师资、可能性能否支撑这个定位，避免陷入‘财小志大’的困境。”
江苏大学则提供了另一种样本。作为一所行业特色明显的地方高校，江苏大学坚持“工中有农、以工强农”的特色，深耕农业工程60余年，培养了全国1/3以上的农机行业管理者。该校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处长杨娟在主旨报告中直言：“我们不是综合性大学的缩小版，而是农业装备领域的国家队。”
“在分类改革的框架下，江苏大学的路径或许正是‘研究应用型’的典型，既做基础研究，也深度嵌入产业一线，在智能农机装备的创新生态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杨娟说。
吉林大学副校长付君分享的农机专业改革案例则展示了学科层面的分类实践。该校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诞生于1955年，是全国第一个农机专业。面对AI时代的挑战，他们没有照搬研究型大学的模式，而是从课程体系到实践教学全面重构：去掉与产业无关的课程，增加实践教学学分，让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接触真实农机装备的研发和生产。
“人才培养不能等专业设置调整了再改，因为4年之后，你培养的人才面对的又是一个全新的产业环境。”付君说，“关键是跳出自己的专业，跳出自己的学院，想清楚产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