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骂大骗子到全球第一，他为中国熬出又一项核心硬科技
2026年06月01日 11:10:44
真正的原创，无法被封锁。
文 | 华商韬略 张雅坤
能将脸盆大小的卫星天线压成一张年画贴在墙上；能造出比头发丝还细的射频滤波器让手机信号穿透钢筋水泥；能让武器、装备隐身于无形……
以人工设计微观结构颠覆了传统材料科学的超材料，被誉为21世纪最具颠覆性的前沿科技之一，但其研究发展却长期被英美垄断且产业化进程缓慢。
然而，2009年，美国杜克大学一个由中国留学生刘若鹏为第一作者的博士生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全球首款宽频带超材料隐身衣的论文之后，情况开始不一样了。
【01 拒绝美国】
《科学》论文发表第二年，27岁的刘若鹏便带着研究伙伴季春霖、张洋洋、栾琳、赵治亚等人回到中国，在深圳创立了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即如今光启技术的前身。
“取名自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矢志‘为中华科技复兴而奋斗’。”
创业之初，他们只有东拼西凑的20万元启动资金，在廉价酒店里办公，买最差的二手设备，找偏远的地方——比如未完工的地下停车场，一点点做实验。
“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车库满头大汗地研究，成果一点点地被研发出来。”
他们所研发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正是《科学》论文中的“超材料”。
刘若鹏与超材料相遇于2002年。
当时，就读于浙大的他，读到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理论固体物理教授、超材料开创者John Pendry的一篇论文，那是他第一次了解到超材料的世界，并一见钟情。
彼时，这个学科才刚刚诞生，连“超材料”的中文词汇都尚不存在。
学界争论激烈，刘若鹏回忆：“有一大派人认为这是伪科学，也有一派人认为是科学。”但他认定，这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
▲刘若鹏（左）与John Pendry（右）合照图源：半月谈 于是，大二开始，刘若鹏便投身其中，本科阶段就发表了超材料领域的国际论文。
2006年从浙大毕业后，刘若鹏获得了美国杜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的全额奖学金。在那里，他与季春霖、张洋洋、栾琳、赵治亚等中国留学生结为好友，并且继续锁定一个研发方向——利用先进计算，共同研究超材料。
然后，有了刘若鹏作为第一作者，在《科学》杂志发表的那篇论文，有了科技界对超材料的更多关注。如，超材料被《科学》杂志评选为“2010年十大科技突破”之一。
论文发布后的刘若鹏也受到美国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一些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包括美国军方都向他发出邀请，甚至暗示，只有美国才能帮他将论文变成现实。
但刘若鹏从内心不服，也不甘：“凭啥中国在技术上就不能赶超美国？我们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从小的理想就是报效祖国。”
于是，五个成员一致决定回到中国。
【02 穿越死亡谷】
二十万对于基础研究而言，杯水车薪。刘若鹏回忆：“最难的时候，账上没钱了，靠着深圳市政府一笔几百万的无偿资金，才活了下来。”
2012年，深圳的支持开始被回报。当年，全球首条超材料中试生产线在深圳投产，中国因此成为第一个实现超材料规模化生产的国家。
当时，美国科学家手工设计一个超材料结构要花3个月，而光启把这个过程压缩到了30分钟。
这是效率的范式革命。
刘若鹏团队的效率优势，与他们在杜克大学期间还同时攻读了计算机专业有莫大的关系。早在2009年那篇《科学》论文中，他们就首次将机器学习引入超材料设计。
“超材料需要‘设计一万多个，柔性制造一百多万个’，这种级别的复杂度，只有AI驱动的全新工业模式才能驾驭。”刘若鹏说。
2012年底，刘若鹏还迎来了另一个高光时刻——国家领导人到深圳考察，走进光启，给予了团队莫大的肯定，嘱托他们要做“新时期的钱学森们”。
但此后数年的光启，却一度陷入过山车式的窘境，甚至差点死掉。
期间，他们密集发布了一系列前沿项目——隐身结构件、临近空间飞行器、智能光子，几乎每一项都踩在科技幻想的兴奋点上，并在2014年、2015年通过借壳的方式，分别在港股、A港上市，创造了股价持续暴涨数倍的传奇。
然而，这份辉煌是短暂的。尽管概念超前，产品琳琅满目，但其大部分产品均未能实现可持续的量产和盈利。市场因此质疑声不断，甚至与柔宇科技等一起，被并称为“深圳四大骗”，而此后柔宇的溃败，也像是对光启的预言，刘若鹏因此压力山大。
“根本困境在于，超材料这个学科太新了，新到连‘它是什么’都需要从头解释。”
但转机也就藏在危机中。商业上的挫败，乃至舆论的质疑，让刘若鹏开始更深层地思考，如何让产品变成商品，又如何让一个新的领域变成一个新的产业。
他和团队最终做了两大决定：一是业务聚焦，将全部资源聚焦到诸如国防航空等尖端装备的超材料结构件，以追求更高商业效率；二是牵头推动超材料产业化。
2016年，由光启领衔起草的全球首份《电磁超材料术语》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全球第一份超材料领域的国家标准，其目标在于从科研、教学、生产、工程等领域一起发力，推动超材料行业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