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泛恩生物创始人周鹏辉：发展细胞治疗需政府资金带动社会资本
专访泛恩生物创始人周鹏辉：发展细胞治疗需政府资金带动社会资本
2026年04月30日 14:58
一项前沿的细胞与基因治疗技术（CGT），从论文中的数据变成挽救患者的疗法，中间要跨越多少障碍？过去十几年，中国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投入巨大，研发成果丰硕。如今，如何让这些先进技术加速应用，已成为整个行业关注的核心命题。
周鹏辉是这一命题的深度亲历者。他拥有多重身份，既是泛恩生物的企业创始人，其领衔研发的实体瘤TAL-T细胞注射液已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许可，个性化TCR-T细胞疗法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同时是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长期深耕肿瘤免疫学与 免疫治疗 研究；去年他担任了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分中心（“国转中心”）的执行主任，该中心聚焦CGT和AI制药等下一代生物医药技术的转化应用。
恰逢《生物医学新技术转化应用管理办法》（简称“818号令”）落地前夕，南方财经记者沿着CGT技术“从哪来、走哪条路、如何落地”这条线索，与周鹏辉讨论CGT产学融合、企业技术路径选择、 医院 临床的新变化等议题。尤其是在产学融合方面，他提倡要加强国有资金对社会资金的带动，给早期CGT项目更多的容错率。 加强政府资金引导作用
南方财经：技术创新的源头多在高校。根据爱思唯尔发布的《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CGT）城市创新指数》（2025）报告，我国CGT研究成果丰硕，但产学融合仍有待加强，你认为高校成果转化的堵点在哪里？
周鹏辉： 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在基础科研领域投入巨大，引进了大量人才，也产出了许多优秀成果，但从基础研究向转化应用迈进还存在一些阻力。高校老师往往对怎么做药缺乏概念，他们既没有受过药物开发的相关训练，也缺乏转化方向的经费支持。
目前，绝大部分政府资金都流向了基础科研，几乎没有专门针对转化的科研基金。而大部分高校科研成果处于早期阶段，失败率高、研发周期长，社会资本不敢轻易投资。正因如此，国转中心的核心目标就是打通高校成果转化的堵点，我们为老师提供经费支持，开展药物开发和公司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委派专业团队全程指导，并匹配所需的平台等资源。
南方财经：目前国转中心已从800多个项目筛选出33个项目进行转化，选拔的标准是什么？
周鹏辉： 评审主要考量项目是否具备成药潜力、技术先进性以及未来市场规模等，即药物能否产生真正的商业利润。科学性方面的权重有所下调，不以论文发表为重心，而是严格按照药物研发的逻辑和模式进行评估。
南方财经：除了资金部分，高校是否存在“不敢转、不愿转、转不动”的情况？
周鹏辉：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首先涉及多重职业身份的冲突。高校老师首先是全职教授，一旦涉及成果转化，必然牵扯到公司运营，相当于同时从事两份职业。但在国转中心，老师原有的工作模式不受影响。我们会为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并由具有丰富药物开发经验的专门团队指导研发，提供全套保姆式服务。成果转化成功之后，老师和高校都将从中获益，同时也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南方财经：结合你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医学院的学习经历，国外创新环境能为我们提供哪些经验借鉴？
周鹏辉： 我之前工作的实验室的转化氛围对我影响很大。比如，我的博士导师当时研发的CD24融合蛋白，在新冠疫情期间曾作为治疗方案探索，同时该蛋白也可用于骨髓移植以抵抗免疫排斥，最终以4亿多美元转让给 默沙东 ；我的博士后导师创立了全球首个新抗原 疫苗 公司NeoTherapeutics，随后也成功出售。这些都是转化路径的成功范例。
目前国内在整体转化路径上问题并不大，最关键的还是提高国有投资基金的容错率。在海外，资本对早期项目的投资更为大胆，成熟的社会资本能够支撑小型生物药企的蓬勃发展。在国内，国资基金往往要在项目基本成熟后才敢进场，商业资本投资早期项目非常少。国资基金有保值增值压力，不敢冒太大风险，导致早期项目缺乏资金支持。这是限制源头创新的瓶颈，需要政府引导基金真正起到“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引导作用。
技术路径有利于创新
南方财经：目前行业内对818号令实施的关注点是什么？
周鹏辉： 首先是缩短时间和简化路径。过去申请药品上市前期投入巨大，通过技术路径可以加快早期探索性临床和确证性临床的流程，使技术更快进入应用阶段，从而降低整体的时间和研发成本。其次是为“不适合走药”的技术提供快速上市的通道。
南方财经：泛恩生物是如何根据自身技术特点来选择路径的？
周鹏辉： 我们有一款产品是个体化的TCR-T。原理是从患者肿瘤组织中克隆出特异杀伤肿瘤的T细胞，与传统CAR-T不同，我们会用到5到10个识别肿瘤的TCR。从药物申报角度看，每位患者的TCR序列各不相同，使用数量从两三个到五六个不等，与药品要求的标准化生产和一致性评价不同，需要与药监部门反复沟通。但这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可以快速复制并扩增攻击肿瘤的免疫细胞，回输到患者体内进行治疗。
此外，我们还对细胞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造，比如我们有一项对细胞进行8个基因改造的技术。在制备过程中，完成8个基因的改造需要使用两个慢病毒载体，而传统方法只需使用一个，同时质控检测环节也更为复杂这两款产品我们都会优先考虑走技术路径。
南方财经：在818号令出台前，你是否曾经担心这些创新技术难以通过药品路径上市？
周鹏辉： 是的。每位患者使用5个TCR，而且每个患者的TCR都是患者特有的，与过去所有患者共用同一个TCR不同，因此在一致性评价上有比较大的挑战。从治疗角度来说，5个TCR只要在回输的细胞产品中存在一定的数量，就可以产生相应的治疗效果，不需要按照1:1:1:1:1的比例精确构建；但从药品监管角度，却要求严格的一致性，即这批产品与下一批产品的相似度必须极高。从技术本身看，一致性并不需要那么高，只要保证疗效即可。
南方财经：“技术路径”与“药品路径”能否在中途相互转化？
周鹏辉： 根据最新征求意见稿，技术路径和药品路径中途不能相互转换。这对企业的战略选择提出了极高要求，必须在立项初期就根据产品特征做出清晰判断。如果已在药监局开展确证性临床试验或已有同类产品上市的项目，技术路径是不接受的。 医院 应专注于临床
南方财经：818号令后， 医院 的角色会发生什么变化？
周鹏辉： 医院的主动性肯定会增加。根据最近的征求意见稿，医院更像是主体单位，因为流程上是医院通过伦理审查后递交给卫健委备案，同时也要对产品质量负责。 818号令之后，医院开展细胞产品临床较多的情况下，医院可以自行建立质控中心，针对产品的关键环节，例如无菌、支原体、细胞活力等进行快检，以确保药物进院的核心指标，确保安全。
南方财经：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是否有独立的CGT的管理部门？
周鹏辉： 针对CGT方面，我们学术委员会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项目递交后，组织机构首先会组织学术性评审，评价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逻辑性，然后才到GCP环节，从药物和临床的角度再次评审。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可以更好地保障产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南方财经：医院作为发起单位，目前还有哪些难点？院企合作未来能否有可能深度合作，比如共同申报转化应用批准并共享收益？
周鹏辉： 医院和企业是同等重要的主体单位，一定要建立良好的关系。药品生产环节相当复杂，GMP生产、质检、质控等工作是企业的强项，医院应该专注于临床试验。
院企深度合作可能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模式。但在现行体制下，医院是事业单位，大部分公司是商业化模式，与企业的深度融合仍有一定边界。
吸引全国好项目来广州转化
南方财经：广州乃至大湾区的CGT产业如何实现差异化竞争？
周鹏辉： 首先，资本要真正负起责任。政府引导资金完全可以牵头设立CGT产业专项基金，由政府引导、重点扶持，以此带动社会资本持续投入。
其次，要找准方向。需要在商业模式清晰且可行的基础上深耕细作，以专业基金作为支撑，同时成立相应的行业协会。
在产业布局上，广东CGT企业数量并不少，如今我们有了国转中心这个国家级抓手，可以把全国的好项目吸引到广州来转化。只要政府引导资金能够持续注入，调动医院力量、国有资金、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形成全链条支撑，广州在CGT这个细分赛道上完全有能力依靠技术积淀和平台支撑实现后来居上。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