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尘|杜拉斯的现代主义：不完整的母亲
杜拉斯曾说，倘若连母爱都已缺席，人生便有了理直气壮崩塌的理由。她始终深陷于强烈的情感缺失之中，母女关系的裂痕更是成为她一生的写作母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她拥有书写的话语权，她对母亲的描绘或许并非全然公允。我们只能听到杜拉斯的叙述，却听不到她母亲的声音。
洁尘
责任编辑：邢人俨
玛格丽特·杜拉斯。资料图
与现代主义文学旗手伍尔夫一样，杜拉斯也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不过她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抛开读者——不再考虑读者的感受，将作者置于写作的核心位置。既然不考虑读者，那便可以自说自话，至于读者能回应多少，完全不在她们的考量范围内，不再秉持“作者需确保读者能顺畅接收信息”的理念。
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说，“现代文学是作者的文本，早期的文学是读者的文本”。如果从这一视角去解读杜拉斯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她根本不在意读者能否读懂，也不关心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程度，更不考虑自己的表达能否被读者接收到。这背后代表着一个文学流派，现代主义，从20世纪初期开始，有许多作家都在进行这样的现代主义创作。
许多作者并非具体想着某个读者，而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预设读者的存在——他们的表述会隐含对读者回应的考量，因此视角始终是双向的。可以这么说，现代主义的作者视角是单向的。
罗兰·巴特就是这一观点的关键提出者。罗兰·巴特是一位极具深度的文艺思想家，其符号学理论在现当代文学与艺术解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对诸多关键问题的剖析极为精妙。我早年就是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才能够进入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阅读。比如他的《符号帝国》一书，从符号学视角解读东方世界与东方美学概念，让我在阅读时深受启发，其中不少观点令我有醍醐灌顶之感。
通过杜拉斯不同人生阶段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性在少女、中年和晚年三个阶段的生命定格。还有一张照片是家庭合影，照片里有杜拉斯的母亲、两个哥哥，而那个小小的身影就是童年时期的她。这些家庭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她整个写作的情感底色与叙事框架。
童年时期的杜拉斯（左），少女时期的杜拉斯（右）。资料图
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在1984年荣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正是它让杜拉斯从法国本土作家跃升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作家。我读的《情人》中文版，是王道乾先生的译本，也是目前公认的最权威的译本。
1992年，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电影《情人》，从某种意义上进一步将杜拉斯的声誉推向了全球。这部片子拍得非常好，其中最经典的场景，便是湄公河渡轮上的画面。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越南时，心里就带着这个场景的印记，登上渡轮，还特意戴了一顶草帽。那一刻仿佛能与杜拉斯笔下的《情人》产生连接。
我对湄公河上的渡轮印象很深，码头上嘈杂的人声、渡轮上下的喧闹，还有东南亚特有的震耳欲聋的摩托声。杜拉斯那个年代自然是没有摩托车的，但那种热带的氛围却隔空相望。渡轮、吊扇、光滑的水磨石地面、百叶窗，还有绿得发苦的那些树，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我对热带的认知。而我对热带的窥望，正是从《情人》开始的。
电影《情人》男主角是中国香港演员梁家辉，女主角是英国女演员简·玛奇。片中的少女是法国人，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