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花钱了事遭遇法治共识，基层调解如何走出情理法的错位？
大众的规则意识普遍在增强，基于地方情境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空间已经越来越窄。在网络媒介的传播效应下，当基层调解被置于全网目光中，如何回应舆论审视，已成为一道现实考题。
文/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连日来，湖南祁东“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一事持续发酵。据人民日报报道，8月26日下午，死者家属已将19000元转回到了店主儿子的账户，同日晚，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家属表示，已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
至此，这事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回顾整个发展过程，其实很能说明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人们对基层治理，特别是人民调解中的“和稀泥”情形难以容忍。客观上，大众的规则意识普遍在增强，基于地方情境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空间已经越来越窄。在网络媒介的传播效应下，当基层调解被置于全网目光中，如何回应舆论审视，已成为一道现实考题。
责任代偿：地方情境下的“防御性给付”
湖南祁东这件事，在基层调解案例中具有典型性。
不少因自身原因或主要因自己原因的受损事件，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责任代偿”心理，找不到明确的责任方，就习惯让那些 “ 最适合”充当责任方的人来承担责任。 “合适”的责任代偿方，首先是基于时空连接。比如，一个人走着走着晕倒了，刚好晕倒在一家店门口，那么这家店就可能会被相关方认为有连带责任。如果刚好是公共空间，则会归咎于相关部门。
如果一个路人经过，竟然还有身体接触（无论是否出于救助），那么责任方就更加“明确 ” 了。祁东事件中，老人是在棋牌店晕倒的，店主还参与了施救，有身体接触，简直是一个“完美 ” 的责任代偿方。
而从是否有能力代偿的角度看，公共机构、商业机构普遍被认为是有能力的代偿方，因此他们也容易成为“完美受害者”。
“我们没有权力逼迫别人出钱。”参与调解的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刘林刚说，开始时是店主一方主动提出给几千元，参考同类事件的调解方案也是店主一方亲属先提的。“民事问题是谁主张谁举证，调解人员也没有资格下权威判断，只能向双方说明目前没有证据证实有责任。”参与调解的祁东县洪桥街道综治中心主任陈忠说。
基于报道内容，应该说此事中基层调解是专业的，遵循了法律底线和自愿原则，没有对双方施加压力。“责任代偿”可能不符合大众认知，但有地方情境。比如，店主一方愿意代偿，是出于自愿人道帮扶以及根据当地风俗参考同类事件，花钱“了事”。客观上，当地派出所、综治中心等并没有主动提供代偿方案，而是依据调查和法律说明店主一方不应承担责任。
在公共讨论中，人们习惯于“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但地方情境下，普遍的认知习惯是连带逻辑。 店主之所以愿意支付 19000元人道主义补偿款 ，显然不是基于责任承担，而是基于矛盾解决的经济原则——给付比不给付，收益更大。 这种“收益”，主要是指减少因处理矛盾而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经济利益。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此事一日不解决，生意就一日不安生。
尽管针对老人家属是否有过“停尸闹事”的威胁，双方各有说法，但从逻辑上推演，哪怕老人家属没说，店主一方也会心存顾虑。 因此，出于防止对方闹事的想法，店主一方愿意进行责任代偿。很显然，这种给付看似积极，但其实是一种防御行为，是“自认倒霉”的表现。
防御性给付的深层原因，还包括了被指向的责任代偿方有“软肋”。一个普通的个体户，难以有能力应对可能出现的闹事局面。更何况，在乡村社会，棋牌室多做熟人生意，倘若还夹杂一些难以明说的业务 ，那它的 “软肋”就会更加突出。
情理法碰撞：基层调解的公共示范命题
基层社会曾长期陷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困境中，一些公共机构受困于此，个别人出于私利，手握某种理由，哪怕于法无据，也要索取责任代偿。当公共机构“无正当理由 ” 给付后，就形成了所谓的“人道主义救助”这样一种纠纷解决替代方式。当这种解决方式蔓延到了民间纠纷中，尽管它不符合法律，甚至不符合道理，却有适用的情境。“花钱了事”“自认倒霉”，都是一种情境，这种人之常情是不讲道理的，也无法讲道理。
而长期以来，基层调解的原则是情理法相结合，情摆在第一位，道理和法律在后。出现矛盾纠纷时，调解方多强调人之常情，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比如，家属无端失去了亲人，哪怕道理上和法律上，责任代偿方都没有责任，但从情有可原、表达同情的角度，“人道主义救助”也是符合基层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