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分类转型要认清三个“不等式”
■本报记者 陈彬
近段时间，随着《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颁布，面对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办学定位，很多高校的心情都会有些复杂。这其中，心情确立尤其复杂的是那些纠结于该“冲”一下“研究型”，还是坚守“应用型”的地方本科高校。
就在很多地方高校还在为选择哪条赛道争论不休时，江苏大学党委书记李洪波却坚定地告诉校内师生：“我们追求的肯定是新时代、新逻辑背景下的研究型大学。”
作为一所工科应用底色鲜明的省属重点高校，江苏大学做此选择的思考何在？这份思考又能为国内同类高校提供怎样的样本？
地方高校≠应用型
《中国科学报》：《意见》发布后，地方高校在做发展定位抉择时，应考量哪些核心因素？
李洪波：结合江苏大学的实践，地方高校确立发展方向可将四个维度作为基本判断标尺。
一是国家使命导向。大学要读懂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布局，看清不同赛道的建设目标，并思考国家需要学校承担何种任务。高校不能完全关起门，只考虑学校自身的小算盘。比如，江苏大学作为有着深厚农机装备积淀的高校，优势专业处在教育强国与农业强国的交汇点上。因此，我们必须在农机装备领域扛起责任，这是我们选择研究型赛道的基本出发点。
二是行业禀赋。每所高校都有行业基因，要认清自身在行业创新链条中的位置，传承长期积累的行业底蕴，几代人建设起来的行业优势不能轻易丢掉。
三是区域发展需求。地方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地方，必然肩负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地方高校的学科方向要和地方主导产业、战略产业形成呼应，才能够获得政策、产业、平台等外部资源的支撑，办学才不会成为空中楼阁。
四是学校的异质性，也就是历史禀赋。不同地方高校的办学基因差异很大，其他学校的成功路径未必适合自己。转型不等于另起炉灶，不能抛弃原有根基去追逐热点。
《中国科学报》：作为省属重点工科高校，江苏大学在这场分类改革中作出怎样的选择？
李洪波：首先要明确，此次高校分类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制度安排，和以往学术界自发形成的划分语境不同。而且，很多地方高校的办学目标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在当下国家分类的框架下，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定位。
当前有一种误区，即认为地方高校天然等同于应用型高校，只有部属高校才能走研究型道路。事实上，目前国内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型高校”数量有限，国家要布局一定规模的研究型头部高校，仅依靠“部属高校”远远不够，地方重点高校必须承担起这一国家使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地方高校都要争抢研究型赛道，分类发展的内核是差异化发展。对于一批办学基础扎实、学科特色突出的省属重点高校来说，不能简单地将自己归类于应用型大学。
对江苏大学来说，我们也有过讨论，但最终形成共识——学校要坚定朝着研究型大学方向发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丢掉自身的应用底色，更不是要走纯基础研究路径。我们希望能走出一条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道路。换言之，我们要做的是立足产业真实需求、从应用场景当中生长出来的基础研究。
走研究型的发展道路并不排斥应用，相反，它追求的是更高水平的应用。如果地方重点高校仅满足于实现碎片化的技术改造，既难以回应国家高等教育布局的要求，也辜负了自身积累的办学实力。
理科化≠科学化
《中国科学报》：“应用型基础研究”落脚点在于“应用”，面对目前高校科研转化率普遍较低的现状，高校科研应如何平衡“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李洪波：讨论这一问题就要回归大学的本源职能。大学第一职能是教书育人，其他职能都是人才培养职能派生出来的。这意味着高校科研核心目的之一也是人才培养，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更多属于溢出效应，而非高校科研的首要目标。从这个角度讲，如果将溢出效应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对高校是有失公允的。
在目前国家整体的科研链条中，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站位本就有所不同——高校科研既要扎根实践，又要超越实践；既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实际，也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产业需求。大学要为未来培养人才，就要有前瞻性布局。科研院所承担中间衔接角色，把理论成果进行工程化转化。企业则聚焦落地实现，完成工程化、产品化。三者是链条上的不同环节。
传统的科研是线性范式，即“从0到1”的科学发现，再到技术迭代，最后落地产品。但当今时代已发生很大变化，企业创新能力快速崛起，尖端技术迭代迅速，基础研究到实现应用的时间被大幅压缩。在此背景下，原有科研范式已不完全适用。现实中存在大量从产业现实应用难题出发，反向抽象提炼科学问题，再开展基础层面攻关的模式，这是非常值得工科高校重视的科研路径。
以江苏大学的水泵专业为例，此类学科应用性极强，也存在大量工程化改良、产品迭代的需求，但这些更适合交给企业或科研院所；高校的价值在于穿透产品表象，深挖流体力学等底层机理，从工程应用难题反向提炼科学问题，实现原理层面突破，这正是上述科研思路的具体体现。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这种新的模式在实践中是否存在“工科理科化”风险？
李洪波：我有个观点——在人才培养中，高校要坚决反对“工科理科化”现象，但在科研层面，工科有时也要学习理科的科研思维。
所谓反对“工科理科化”，是指工科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和专业型硕士生的核心培养目标是面向生产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不能把工科学生按照理科模式培养，一味强调写论文，忽视动手实践与工程能力。
然而在科研层面，工科研究者要学会借用理科思维、理科工具解决工科问题。严格来说，这不是“理科化”，而是研究的“科学化”。
当前，很多工科院校长期停留在产品参数迭代层面，只做表层技术改良，这类工作完全可以交给企业技术人员和基层科研人员完成。高校研究者如果长期专注此类工作，很难产出高水平原创成果。要实现突破，就要穿透工程表象，挖掘背后的底层科学问题。
事实上，我国早已将基础研究分为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以及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对于具有较好科研基础的地方工科高校，最现实的主攻方向就是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立足产业应用场景，攻关底层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向探索性技术原理研究延伸。
基于这一判断，江苏大学也在推动学科机构改革。比如，我们围绕农业工程学科设立智慧农业工程学部，定位不再只是研究传统的农业机械，而是要按照农业装备—智能农业装备—智慧农业装备的发展路径，推动电气、计算机、集成电路、材料等众多学科围绕农业装备寻找交叉切入点。既不抛弃工程应用本色，又服务智慧农业发展战略，这是我们科研升级的可行路径。
有组织科研≠搞大项目
《中国科学报》：从办学理念到现实落地，地方高校转型最大的内部挑战往往来自教师。学校顶层设计想要推动科研方向升级，但教师已形成稳定的研究惯性，对此你怎么看？
李洪波：学校的转型战略很难完全依靠教师自发完成。教师身处教学科研一线，更多聚焦自己的具体工作。不能要求他们完全站在学校整体发展和国家布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换言之，学校层面的战略抉择不能简单等同于教师个体意愿的总和，教师需要引导、动员以及平台支撑。
对教师而言，科研方向的转型往往非常痛苦——他们长期深耕细分领域，知识储备、项目资源、人脉积累都在原有赛道，要跨到新的交叉方向需要重构知识体系，并承担短期内成果产出变慢的风险。因此，校方不能简单下达行政指令，要求教师直接转变方向，更不能单纯依靠物质奖励“购买成果”。
在江苏大学，我们尝试过直接与一线骨干教师沟通。我本人也直接联系了一批青年学术骨干，与其进行点对点交流，引导他们在保留原有研究基础的前提下，寻找与学校优势特色学科农业工程的交叉结合点。
我们的沟通核心不是下达任务，而是讲透逻辑——开展应用型基础研究、推进学科交叉不是学校的面子工程，而是教师个人开展高水平科研的重要路径，实现个人成长和学校发展的双重成就。
当然，光靠思想引导还不够，对于教师转型所付出的时间成本、脑力成本，学校应当予以承认，在考核上适当宽松，并分情况给予一些物质激励。
《中国科学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你提倡的是一种“有组织科研”？
李洪波：很多人将“有组织科研”简单理解为搞大项目、建大团队。但在地方高校的转型场景下，有组织科研更多地体现在学校发展战略的引导和聚合层面，把分散在各学院、各学科的力量引导汇聚到国家和行业需求的方向上来。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发挥好教授的头部作用。既要围绕服务国家使命和学校发展战略聚焦科研方向，也要适当调整工作重心。比如，一些偏向产品落地、小装置开发的技术工作不必件件要求教授牵头，而是交给硕士生甚至本科生完成，并将其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教授则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解决更深层次的科学与技术原理问题。
也就是说，有组织科研不是否定教师自由探索，而是更多地提供导向、搭建交叉平台，引导教师在保留自身研究特长的前提下，找到与国家战略需求的结合点。当然，我们也不能搞“一刀切”，强行要求所有教师全部转向同一个领域。
归根到底，有组织科研的落脚点依然要回到人才培养。科研方向调整、交叉平台建设最终要服务学生成长。不能将其变成单纯追求科研指标的工具，所有科研布局都要回答一个问题——究竟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地方高校的转型，科研是手段，育人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