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没有“二号人物”

第一财经资讯
2026-11-17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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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正迎来成立33年来最重大的一次管理层变动。
当地时间11月17日, 英伟达 将公布2027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比财报数据更受关注的,是这家GPU巨头的管理层更替。黄仁勋11月12日辞任CEO后,由CFO科莱特·克雷斯(Colette Kress)接任临时CEO,但正式CEO的人选尚未定下,英伟达也没有一位公认的“二号人物”可以完全接班。
黄仁勋 长期以来把控着英伟达的技术发展路线、商业合作并维护着供应链关系,在公司内部有数十名管理人员直接向他汇报。在一个员工达到四万多人的公司中,以黄仁勋为顶点维持着特有的扁平结构。这也带来了一个隐患,当黄仁勋离开了决策中心,英伟达的董事会和管理层能否带领这艘大船平稳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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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办公楼 资料图
最大的一个疑问是,黄仁勋是否会回归。一场由独立网站发起、请求黄仁勋重返英伟达的请愿活动显示签名请愿人数已达16万。一些投资机构在网络上公开请求董事会保留黄仁勋回归的潜在可能。11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他对黄仁勋重返英伟达担任CEO没有意见。
不过,就在硅谷盟友向英伟达董事会施压要求黄仁勋复职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又有消息称,英伟达董事会目前尚未考虑让黄仁勋复职。
根据英伟达公司规定,任何高管均可随时被免职,无论是否有正当理由,只需要在任董事过半数赞成票即可。目前看,是否同意黄仁勋复职,重要的决策权握在英伟达董事会手里。
从董事会结构看,黄仁勋离开后剩10名独立董事,其中哈维·C·琼斯(Harvey C.Jones)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但这10名董事中没有一名公司管理人员。不仅如此,5月英伟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正式文件还显示,当时在任的9名独立董事(6月股东大会均获连任)中,持股数都未及1%,其中持股最多的是Mark A.Stevens(马克·A·史蒂文斯),持有3406.96万股。
多名董事已与黄仁勋并肩作战多年,其中风投机构Square Wave Ventures管理合伙人哈维·C·琼斯和风投机构Sutter Hill Ventures前董事总经理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自1993年英伟达成立就加入董事会,硅谷资深投资人布鲁克 · 西韦尔(Brooke Seawell)和马克·史蒂文斯(Mark A.Stevens)加入董事会的时间分别达到18年、29年。英伟达董事具有法律、投资、财务等丰富背景。
不过,也有几名董事在2020年之后才加入,包括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机械工程系教授约翰・达比里(John O. Dabiri)、礼来公司前高级副总裁阿尔蒂·沙阿(Aarti Shah)、塔可钟国际公司前总裁梅丽莎·洛拉(Melissa B. Lora)和今年7月才加入的高盛集团前副董事长苏珊娜·诺拉·约翰逊(Suzanne Nora Johnson)。
虽然此前英伟达董事会的设置,使黄仁勋仅通过持有3.58%股份就能发挥关键作用,但高度分散的股权,也使英伟达未来CEO的选定,难以通过分析股权背后的利益相关方来预测。
英伟达高管团队同样未持有太多公司股份。据上述英伟达提交的正式文件,公司5名具名高管中,除黄仁勋外其他4人持股数不及已发行普通股的1%。临时CEO科莱特·克雷斯持有股份只有444.35万股,占英伟达总股份不及0.2%。这也意味着,英伟达现有高管团队在股权层面的影响力有限。
没有“二号人物”的英伟达同样没有明确的接班计划。今年3月,黄仁勋在一个播客节目中谈到,他曾公开表示不信任接班计划,原因是若为此焦虑不已,不如把问题拆解、回到当下,他所希望的结果是可以在岗位上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根据英伟达董事会此前的表态,CEO将同时考虑内部和外部候选人。而外界对下一任CEO的猜测,则涵盖高性能计算副总裁伊恩·巴克(Ian Buck)、科莱特·克雷斯、Arm CEO雷内·哈斯(Rene Haas)、英伟达全球现场运营执行副总裁杰伊·普里(Jay Puri)、AMD CEO苏姿丰、黄仁勋的子女黄敏珊和黄胜斌等。
围绕英伟达下一任CEO之谜至今未解。
延伸阅读
专家:黄仁勋出轨只是表面现象 是拿出来做烟雾弹的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中国半导体教父”张汝京、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中国刻蚀机之父”尹志尧……这些被大众熟知的名字,是谢志峰在专访中频繁提及的名字。
这些人与他的关系匪浅: 谢志峰曾参与中芯国际的创办,与张汝京并肩创业;魏哲家曾是他的直属领导,两人同厂共事;杨士宁是他美国博士同学,亦师亦友,也是他在业内最佩服的人。
这份横跨中美、贯穿产学研的朋友圈,某种程度上就是谢志峰四十年从业生涯的缩影。从英特尔最高技术成就奖得主,到回国联合创办中芯国际;从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到贯通晶圆制造、芯片设计、封装测试、EDA工业软件与产业投资全链条,他几乎见证了中国半导体从蹒跚起步到站上世界舞台的过程。
自1958年集成电路发明到台积电开创晶圆代工,芯片承载全球工业的权力轮转。谢志峰1988年进入英特尔D1研发中心,1990年斩获英特尔最高技术成就奖,彼时的他正身处美国半导体的黄金时代。1995年,他却执意回国:“在美国做得再好,终究还是外国人。”当上海贝岭相关负责人告诉他:“你掌握的技术太先进了,我们暂时用不到”,他转赴新加坡,六年后追随张汝京归国,成为中芯国际联合创始人。
谢志峰向《凤凰AI研究院》透露, 当年回国参与中芯国际创业的岁月颇为艰苦:他骑着花100元买来的自行车上班,洗着冷水澡,看着工厂从一片荒漠中拔地而起。他全程参与筹建中国大陆第一条12英寸晶圆产线,亲历了2000年这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启动元年”。
此后,他历任上海先进半导体总裁,创办矽睿科技,MEMS出货超6000万颗;孵化赛美特、赛昉科技,撬动社会资本超200亿元,著《芯事》育人。半生辗转,他仍心怀家国根脉。
四十年后,站在AI掀起的超级周期之上,这位“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三栖老兵给出判断:半导体万亿美金不是终点,AI掀起的半导体超级周期或延长至十年以上;中国在存算一体、三维集成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在他看来,毫无疑问张汝京就是“中国半导体教父”;而最让他佩服的,是永远做世界最先进技术的杨士宁博士。
2026年8月,《凤凰AI研究院》独家对话中芯国际联合创始人、半导体物理学博士、复旦大学客座教授谢志峰,回望四十年产业沉浮,追忆他与张汝京、魏哲家、杨士宁的江湖往事,拆解AI时代中国芯的突围逻辑,畅聊半导体行业的热点话题。
以下为《凤凰AI研究院》 对话中芯国际联合创始人、上海安纳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长 、 芯势资本联合创始人谢志峰(上)核心观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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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联合创始人、上海安纳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长、芯势资本联合创始人谢志峰/受访者供图
01
中芯国际创业岁月与台积电往事
《凤凰AI研究院》 :从英特尔最高技术成就奖得主,到回国联合创办中芯国际。您在美国半导体黄金时代离开,吸引您回国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谢志峰: 我1979年进入大学,1983年毕业后赴美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加入英特尔工作。到1995年,我就想回国了。一方面觉得自己比较恋家,另一方面也觉得家乡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在美国做得再好,终究还是外国人。
1995年回国时,我去拜访了上海贝岭,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晶圆制造厂。接待我的人对我说:“你在英特尔的技术太先进了,我们暂时用不到。你回美国再等几年,我们总有一天会用到你的技术和经验,还有你的教育背景。”
我当时比较着急,就直接去了新加坡,加入新加坡国营企业特许半导体。特许半导体和台积电差不多同时成立,当时全球有几家世界级代工厂。做了6年后,听说张汝京创办中芯国际,我就找机会回来面试。 回国的念头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出国时就有。我在上海出生长大,觉得在中国发展更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凤凰AI研究院》 :您是中芯国际联合创始人。创业最艰难的时候还有印象吗?
谢志峰: 骑自行车上班、用冷水洗澡、没有电话,这是三个最大的不适应。在美国经济条件再不好,热水澡可以洗得到,电话可以打得到,汽车可以开得了。回到中国,我买了一辆100块钱的自行车,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当时手机还不流行,没有电话就找公用电话。那时候工厂还没有建起来,还在造厂,外面租房子住,周围是一片农田。
02
张汝京是中国芯片教父,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半导体产业
《凤凰AI研究院》 :当时归国时,国外的半导体发展是怎样的?
谢志峰: 半导体产业在历史上有5个国家和地区曾经辉煌过,或者仍在辉煌中。
基本脉络是:美国发明,欧洲和日本跟进;最近3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展非常快,达到领先地位。
2000年时,中国刚刚起步。中央发文专门要大力发展集成电路。在这个背景下,世界各地都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本土企业、中国台湾地区公司,甚至欧美、日本公司都想在中国发展,是一个“万马奔腾”的年代。中国当时基础比较差,资金短缺、人才短缺、技术更缺,三大要素都比较困难。唯一的好处是有庞大市场,还有中央18号文件。所以,2000年可以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启动的元年。
《凤凰AI研究院》 :您亲历了中芯国际从零到一的创业期,张汝京博士是出了名的“铁血老板”。有没有一些和他印象深刻的故事?您怎么评价张汝京?
谢志峰: 先评价。集成电路或半导体芯片于1958年由德州仪器的杰克·基尔比,以及1959年还在仙童半导体工作的英特尔创始人诺伊斯分别独立发明。在过去68年中,这项技术只要变成产品,就非常赚钱。这不是张汝京的预言,而是68年历史数据支撑的事实。最早美国公司、日本、韩国、欧洲、中国台湾地区公司都经历过暴利。张汝京从德州仪器出来,是非常有经验的企业家和工程师,他是根据全球历史数据对未来作出判断。
有两个小故事。第一,当时张汝京并不认识我。他去新加坡招人,主要招华人,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美国硅谷。我正好回国探亲看妈妈,完美错过。后来我给张汝京写邮件,希望到上海后见他。他回信说,等我下次回上海探亲时顺便面试。
第二,2000年,我到了上海见他。面试后,他给的工资非常低,基本上比我1988年入行时的工资还低。他也不好意思,说工资比较低,问我能不能回去和太太商量一下。我一口答应,作为回家乡参加建设,我义无反顾。这两个故事历历在目,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凤凰AI研究院》 :既然薪资低,为什么还吸引您加入中芯国际?
谢志峰: 有两个因素。第一,我要回家。从1983年出国,我一直有想法,最后还是要回中国、回上海,回家乡参加建设。根在这里,语言、人脉都在这里,我在这里工作一定比在其他地方更有发挥潜力。
第二,当时半导体制造业在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兴起,台积电、联电都非常赚钱,员工在股票上也得到很大回报。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晶圆制造厂能够给投资人和员工创造财富机会,我也坚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哪怕工资低,因为股票回报比公司工资高得多。工资只是养家糊口,股票才能真正让你财富自由,这个道理我们还是懂的。
《凤凰AI研究院》 :有一种说法是,张汝京是“中国芯片之父”,您认同吗?
谢志峰: 要看历史。张汝京1948年出生,无论在美国、中国台湾地区还是中国大陆,他所有的项目都是成功的。在他来之前,中国也有半导体,但像世界水平的集成电路制造厂,中国没有。他开创了中芯国际,开创了先河。
过去26年中,他不光在上海把中芯国际做起来,还在天津、北京、深圳、武汉建厂。离开中芯国际后,他又在青岛做芯恩,之后做大硅片材料新昇半导体,后来并入沪硅产业。最近他又做光掩模。他对中国的贡献,和任何人相比都是最大的。因此,业界公认他是中国半导体教父,没有问题。
《凤凰AI研究院》 :张汝京后来离开中芯国际,是因为专利官司吗?
谢志峰: 他离开是因为与台积电和解的条件之一,他必须离开,和其他人没有关系。他等于牺牲自己,作为台积电和解条件之一,不能在中芯国际继续工作。对其他人没有影响,我们继续工作。他离开后,我的老同学杨士宁博士回归中芯国际,担任总运营官、总技术官。我很高兴和老同学合作。杨士宁博士和我是美国博士同学、英特尔同事。我很高兴和他合作。
03
谈尹志尧:“没有张汝京,就没有尹志尧的今天”
《凤凰AI研究院》 :有人曾说,张汝京、梁孟松、尹志尧是中国芯片制造不能忘记的三位老人。尹志尧曾感谢张汝京回国创业,说中芯国际最支持他们。我们当时和中微的尹志尧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故事?
谢志峰: 半导体产业的圈子很小,中芯国际是龙头企业。先科普一下,产业分六大板块,主赛道是制造。无论英特尔、台积电、中芯国际,主赛道都是制造。围绕制造,还有五个板块互相配合:客户端是芯片设计公司,下游是封装测试,此外还需要设备、零部件、工业软件,总共六块。
尹志尧属于设备类,设备支持制造。在他创业之前,我们大部分设备是进口的,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主。尹志尧原来也是我们英特尔的老同事,后来加入应用材料这个世界第一大设备公司,得到锻炼后知道怎么做设备。但做出来没人用,是起不来的。
所以,张汝京博士在尹博士创业时就跟他说:“你做出来,我一定试着用,好的话我就买。”尹志尧创业时,张汝京给了他一个承诺。他做出来、研发成功后,张汝京确实用了。只有在中芯国际的强力支持下,才有尹志尧的中微公司做到中国设备龙头。他非常感恩,没有张汝京就没有尹志尧今天中微的辉煌。我们都得感谢“中国半导体教父张汝京”。制造是龙头,承上启下,对设计公司、设备公司都有孵化和支持作用。没有制造,中国半导体产业起不来。只有制造,没有设备、零部件、设计、封测、工业软件,这些也起不来,所以制造的作用举足轻重。
《凤凰AI研究院》 :您曾与台积电现任董事长魏哲家共事过,您怎么评价台积电和魏哲家?
谢志峰: 都是老朋友、老领导。1995年我离开英特尔,就是被魏哲家挖到新加坡的。他当时在特许半导体做资深副总,管研发和市场营销,亲自在美国招聘,把我从英特尔挖了过去,成了我的直属领导,我们有两年合作关系。他是我交大学长。我上海交大毕业,他台湾新竹交大毕业。上海交大、新竹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同属“交通大学”体系,渊源深厚。他知道我是交大后格外亲热。
在他手下,我做研发,做了0.35微米技术。一次和他去日本出差,客户是夏普。他要求很严,对我说:“Joseph,这次做得好,你一战成名,在公司一飞冲天;做不好,以后就很困难。”我说:“是大家努力。”他严肃地说:“不行,项目负责人是你,功劳归你,责任也归你。”结果,测试非常好,良率超过客户原有水平,我一战成名。他高兴地说:“交大学弟还是有两把刷子,没给交大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