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两部西方园林史一个缺席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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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3 13:32
| 个人分类: 植物园意象体系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中国读者读西方园林，主要靠两部同门教材 ， 郦芷若、朱建宁《西方园林》（ 2001）与朱建宁、赵晶《西方园林史——19世纪之前》第3版（2019）。两部书教了几代中国人“看”西方园林，却从头到尾不用 意象 （ image／imagery）一词；承担这一位置的是 自然观 （ view of nature）。而同一作者写中国园林时，另有一套完整的“言—象—意”理论。这 个 差别 不是遗忘， 更像是一种分配 。本文把这种分配称为 语汇分治 ，并追问它的代价。
引子 两句话，18年
2001年6月，一本 500 多幅图片、近 30 万字的《西方园林》出版。绪论第一句定义是： “园林是介于人类对自然的情感和对艺术的感受之间的人工环境。”
18 年后，同一门课的教材出到第 3版。绪论第一句定义换成了：“园林是抒发人们对自然情感的艺术，是人们追求自由、摆脱各种束缚的场所。”
两句话相隔 18 年。前者把园林放在 “情感”与“艺术感受”之间，落在一个“之间”上 ， 园林是一处地点；后者把园林说成 “抒发”，落在一个动作上 ， 园林是一次表达。 18 年间被重新定义的其实不是园林，而是读园林的人。
本文关注的是两部书记录的一件事：西方园林如何被一代代人 “读” 出来。用 意象 的话说，意象不是风景的照片，而是人从环境中读出的整体图式； 意象体系 （ imagery system）就是这套图式得以生成、组织与传承的装置总和。它要回答四件事：人如何感知一座园，如何读懂它，如何被它打动，又如何把它纳入自己的文化。
1 书的刻度与史的刻度
两部书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条可读的时间轴。
2001年版由郦芷若、朱建宁合著。郦芷若1961年获苏联莫斯科林学院副博士学位，1984年访问英法；朱建宁1986年至1990年在法国凡尔赛国立高等风景园林学院学习，此后在巴黎执业五年。郦芷若在前言中自述：当年在苏联留学，从彼得堡夏花园与彼得宫身上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勒诺特尔式的烙印，遂立志系统介绍西方园林。中国人最早系统“读”西方园林，是通过俄国的镜子读的——先在涅瓦河畔认出意大利的台地与法国的轴线，再回头去找它们的原产地。
第 3版是另一条线：2004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将教材纳入出版计划，在2001年版基础上重写，篇幅增至六十余万字；2008年第1版，2013年第2版，2019年第3版，2024年第4版列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十四五”重点规划教材。
史的刻度与书的刻度
版本链也是修订史。第 2版前言记两点重点修订：实地考察埃及后增补古埃及部分， “ 中国园林在西方的影响 ” 一节全面改写。第 3版前言记四点：补充人名地名原文注释几百处；针对邱园与 “ 中国热 ” 两部分补充修正，其中邱园宝塔层数的校订被写进前言；图纸图例图说校对；增加数字资源。 一部教材的每一次再版，都是一次读法的微调。
两书共享同一个命题。 2001年版在绪论收束处写道：“自然作为园林永恒的主题，使得人们的 自然观 对于园林艺术形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3版把它提炼得更硬：“自然观在西方园林发展史中构成了一条明确的主线。”这条主线的完整表述是一组对偶：规则式园林的出发点在于“自然本身是不完美的”，自然风景式园林的出发点在于自然本身是完美无缺的。一句话把两千年的样式之争收进两种自然观：一边认为自然欠加工，一边认为人工欠自然。
2 四次换读者
把 4000 年压成一条线，会看到四个阶段。判据不是风格，也不是样式，而是：这套装置为谁而设、通向谁的眼睛。
古埃及到中世纪，读法是 “读秩序”。园子是一张宇宙图，也是一部经文：四分代表四方，中轴代表通道，水池代表生命，绿篱代表界限。读者不需要识字，只需要在场；不需要解释，只需要重复。
文艺复兴到 17 世纪，读法是 “读结构”。建筑师接管造园， 透视 （ perspective）成为硬规则。园子第一次要求“站对位置”：位置错了，画面就散了。这是西方园林史上第一次“读者的专业化”。
18 世纪，读法是 “读情感”。经验主义说“艺术的真谛在于情感的流露”，沙夫茨伯里说自然有一种“ 崇高 （ sublime）的爱”，肯特说“自然厌恶直线”。装置随之一换：从几何换成建筑——庙宇、废墟、碑铭、点景小建筑。第3版给这类装置的定义极准： 构筑物 （ fabrique）原是画家杜撰、用来点缀画面的建筑形象，后来被赋予哲学与文化含义。
19 世纪，读法是 “读知识”。皇家园林开放，城市公园兴起，国家公园出现，植物园制度化。读者从一人变成万人，译码的成本随之上来：原来靠血统与教养传承的读法，必须改写成标签、导览、图册、课程。
四层主导的轮替与装置谱系
四个阶段，四种装置，四类读者。 风格是壳，读者是芯；读者一换，装置就换。
3 两次删与一次校正
教材不是史料的仓库，是 图式 （ schema）的机器。图式越高效，越会抹掉不服从图式的节点。这话在2019年第3版上有一个刺眼的例子。
2001年版在意大利一章里只用了一段话，却给出了整部植物园史的关键一句：“由于对植物学的兴趣浓厚……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用于科研的植物园。”接下来是帕多瓦：圆形园地，直径 84 米，划分为 16 个小区，各区再分几何形植床， “一属或一种植物组成”；园周一圈大理石栏杆， 18 世纪时在石栏杆上添加了该园历届主任的胸像。 16 个小区，每区一属或一种 ——这不是装饰，这是分类；历届主任的胸像——这不是雕塑，这是谱系。 植物园在诞生的第一天，就是一台 “读植物”的机器。
2019年第3版把这段抹掉了。“帕多瓦”“比萨”在全卷检索中零见。原因是清楚的：第6章开篇立了“三大样式统率论”——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和英国风景式园林是最重要的三大造园样式，其他国家的园林都是这三大样式影响下的产物。在这个图式里，植物园既不是台地园，不是古典主义，也不是风景园，于是无处安放。教材的篇幅从三十万字增到六十余万字，植物园的前史反而从书中消失。此即 图式遮蔽 （ schema occlusion）：叙事效率以节点的消失为代价。
另一处更细。邱园有一座中国塔， 2001年版写它：“按照中国的传统，宝塔层数一般为奇数，而邱园的塔却是十层……满足了一些人的猎奇心理而已。”用“偶数”证明“模仿的零星”，这是一个漂亮的论证。
第 3版推翻了这个论证。前言写道：由于纽霍夫的“误导”，使大家一直讥笑塔的层数是偶数，“然而实际上邱园宝塔的层数与江南大报恩寺琉璃塔完全一致，只是未将底层称为‘副阶’算在塔的层数之内”。十层减去一层副阶，余九层；九是奇数，与大报恩寺一致。
这个修正的意义远不止一条建筑史细节。它说明当年被判为 “错位”的东西，有一部分其实是“误读的误读”。但剩下的一半仍然在 ， 即便层数对了，塔的语义仍然没有跟过来。 名实可以校正，语义不能空运。
两座中式建筑的欧洲现场：左，尚特鲁塔（1775—1778）；右，卡桑园“中国亭”（18世纪80年代）（《西方园林史》第3版）
这两幅旧影，是十八世纪欧洲 “中国热”留下的现场。塔与亭都“很像中国”，周边的草地与天空却是英国的、法国的。形式被复制了，意义没有跟过来。赫希菲尔德当年就批评这种 编码错位 （ encoding dislocation）：“一座宝塔、小桥或小船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亚洲，但周围的风景、树木和天空却时时提醒我们……这种错位无疑使风景陷入混乱。”
4 三个数字
把两部书放在一起做全卷检索，会得到三个数字。
“意象”在两书中均零见。“意境”在2001年版 2次 、 2019年第3版 4次 ——后者有一处还在第1版前言里，是作为批评对象出现的：“中国园林史大多是由史学家们写就的，他们习惯于采用文学描述和意境诉求的方式论述历史园林，而缺乏对园林布局、视觉组织等空间结构的论述。”其余三见，是布朗的“高雅悠远的园林意境”、阿尔罕布拉宫的“清泉亭下流”、俄罗斯风景园的“浪漫色彩的意境和情调”，都是修饰性的顺笔。
“自然观”则从 2次 增至 23 次。
三部关键词，两种命运
命名在增殖，命名的对象却始终是 “自然观”。 意象不是被遗忘，而是被分配给了另一条脉络。
5 同一支笔，两套语汇
同一个作者，写中国园林时用的是另一套语汇。
2013年的《从“制器尚象”到“立象尽意”》把中国造园方法追溯为“观物取象—观象制器—器以载道”的一条链，并把中西思维对举：中国“尚象”，西方“尚思”；中国偏形象思维，西方偏抽象（逻辑）思维；西方园林“在空间结构上具有和谐、明晰、均衡、稳定的特点”，中国园林则“以景点众多、游线曲折见长”。
2016年的《“立象以尽意，重画以尽情”》更进一步，把王弼的“ 言 —象—意 （ word–image–meaning）”系统整个搬进园林：造园要素是“言”，题名楹联是园林特有的“言”，物象、景象与意象是“象”，造园立意是“意”；并且给出三种可操作的补救措施——景物的拟人化、景象的图案化、点景的词语化，让游赏者“触景生情”“一目了然”“望文生义”。文章同时批评：过多依赖这些方法，园林会变成一座“露天艺术博物馆”。
这两篇论文合起来，是一套完整的意象理论：有范畴、有历史、有机制、有操作、有批评。 论体系的完整与可操作，它超过绝大多数中国园林理论文字。
于是问题来了：同一位作者，为什么写西方用 “自然观”，写中国用“意象”？
第一种解释是体裁：论文可以立论，教材必须综述。第二种解释是对象：西方园林的自我表述确实不说 image，说 nature、说 proportion、说 picturesque。第三种解释是策略，而且有文本证据：第1版前言把“意境诉求”明确列为中国园林史书写的缺陷，与“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沉湎于文字游戏”并列。在作者看来，“意境”这套语汇不够硬，不足以支撑教材要教的空间结构分析。
第三种解释有一个反转。 2016年的论文里，同一位作者把“意境”拆成了三种可操作的措施：拟人化、图案化、词语化。也就是说， “意境不可言传”这个判断，被他自己的论文证伪了 ：意境是可以拆开、可以教、可以操作的。那么，教材不用意境语汇，就不是因为意境不可教，而是因为它被分配给了另一个对象。
同一支笔的两套语汇
这就是语汇分治：意象归中国脉络，自然观归西方脉络。两套语汇各自有效，各自成体系，却从未在同一本书里并置。其后果不是知识的错误，而是比较的缺席：读者读完这两部书，能用 “自然观”讲西方，能用“意境”讲中国，却无法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两套东西，是不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说法？
6 把两把尺子并置
并置之后，会看到什么？
先看中国一侧。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给匾额与对联的定位是： “运用文字信号来直接表述意境的内涵。”这是中国脉络特有的 可读性 （ legibility）资源：不靠解说牌，而靠园名、景题、匾联、刻石把意义写进物象，让名与实相互指认。西方一侧的对照物，是 构筑物 、题铭、雕像与庙宇说教 ——肯特所谓“说教式的园林文化”。一个以文入景，一个以物立名。
两边最大的共同点，是体验侧都空着。中国一侧没有访客测量；两书合计逾九十万字， “访客”“观赏者”均零见，仅有维兰德里、牛津与邱园三处机构年接待量，无一处是读法测量。
若要把它变成可测的，可以提出三项假设：视域开阔度（感知层，中轴长度与景深层次）、命名密度（认知层，每公顷题名、铭文、雕像、标签计数）、叙事层级数（文化层，神话、王权、民族、科学四类叙事的层数与显隐）。三项若与访客的 “读懂程度”相关，“自然观”就可以降为意象的一个自变量；若不相关，则说明它只是设计侧的自我叙述。 两种结果都有诊断价值。
对国家植物园而言，这一并置给出一条最实用的提醒： 装置必须配译码层 。编码过深，可以靠教育慢慢补；编码错位，越努力读越混乱。植物园恰恰是 “读法最强制”的园林类型——园林可以只看风景，植物园必须读名称；不认名，读不懂园。分区、标签、名录，是它的三件最小装置。
结语 园子不说话
两部书合起来，写了一部西方园林的样式史，也无意中写了一部读法的历史：从乐园的记忆，到秩序的重演，到透视的训练，到情感的命名，到公众的引导 ——四千年间，西方人一次次重建“读园”的装置。样式是这台装置的壳，读法才是它的芯。
而中文世界读这部历史的两部主要著作，把 “意象”这个词留在了中国这一侧。它们用“自然观”讲西方，用“意境”讲中国，两套语汇各自精熟，却从未在同一页上相遇。这不是谁的过失，而是一个学科在引进与自述之间尚未完成的一次对接。
读者合上书，走进一座园子。园子不说话；说话的是他带进去的那套语汇。语汇有多少，园子就有多大。
扩展阅读
郦芷若 , 朱建宁 (2001) 西方园林.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朱建宁 , 赵晶 （ 2019 ） 西方园林史 ——19世纪之前 （第 3版） . 中国林业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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