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我的名校情结和名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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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4 23:46
| 个人分类: 人生感悟 | 系统分类: 生活其它
图1: 哈佛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邀请我订阅他们纸质杂志的邀请函
最近收到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一封邮件，说因为我是该院专业教育项目的特选校友，可以免费订阅他们的纸质杂志。看到“校友”两个字，我忽然想到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我自己的简历里，居然一直没有把这段经历写进去。我参加过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专业教育项目，接受过正式培训，也获得了学院颁发的证书，只是这些年来，我始终把它看作一次职业发展经历，而不是学历，所以没有特别强调。最近在领英上偶然看到一些人的介绍写着“哈佛校友”，仔细一看，其实也是类似的专业培训经历。这倒提醒了我：当然不能把专业培训说成哈佛的学位教育，但既然确实在那里学习过，也获得了正式证书，把它准确地写进简历，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样想来，我和哈佛、耶鲁这两所在中国人心目中如雷贯耳的大学，还真都有一点渊源：哈佛给了我一次专业教育的经历，而耶鲁则曾经是我的正式雇主。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我是有一点“名校情结”的。我想我们这一代从中国一路读书走出来的人，尤其是年轻时代经历过教育资源远没有今天这样丰富的年代，对名校多少都有一点特殊感情。那时候，大学不仅意味着接受教育的地方，也代表着一个更加辽阔的世界。学校的名字越响亮，似乎那扇通向世界的门就越大一些。年轻的时候，我们会仰望那些名字，觉得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遥不可及；后来真正走进一些过去曾经仰望的校园，才慢慢发现，所谓名校，既有光环，也有非常具体和普通的一面。那里同样有办公室，有预算，有会议，有人事问题，有计算机系统出故障，有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也有无数人在日复一日地做着并不光鲜却不可缺少的工作。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名校”两个字的理解逐渐发生了变化。
我的求学道路其实并不是一条事先规划好的名校路线。本科是在西北工业大学读的。这是一所以航空、航天、航海等工科见长的重点大学，后来进入了人们熟悉的“九八五”高校体系。之后，我还曾经在上海工业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这所学校后来参与组建了今天的上海大学。那个年代，计算机还是一个充满未来感的新兴领域。今天回头看，我后来几十年的职业生涯虽然进入了图书馆、高等教育和大学管理领域，但早年的计算机训练其实一直没有离开我。后来无论是在耶鲁维护图书馆系统，还是负责大学图书馆技术服务部门，再到推动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那些早年埋下的种子始终都在。
后来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我的专业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那里取得了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和图书馆与信息学硕士学位。一个是人文和区域研究，一个是信息与图书馆专业，再加上此前的计算机背景，看上去似乎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几十年以后再看，我反而觉得这是自己职业经历中非常幸运的一种组合。现代大学图书馆本来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地方，它既有人文学术传统，又有信息组织和知识服务，同时高度依赖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后来我从技术岗位走向教学、研究和管理，这几种不同的训练反而逐渐汇合到了一起。人生有时候很有意思，年轻时觉得走了一些弯路，年纪大了以后才发现，那些弯路也许恰恰构成了自己的独特性。
图2: 麦吉尔大学年度（2026）校友大会通知
二〇〇七年至二〇〇九年，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担任系统馆员，负责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维护，并为全馆的流通、编目和采购等业务提供系统支持。这大概是我所谓“名校经历”中最能够让我年轻时的自己兴奋的一段：我不是去参观耶鲁，也不是参加一个短期活动，而是正式受聘在那里工作，是耶鲁大学的雇员。年轻时觉得耶鲁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名字，真正进去工作以后，“耶鲁”两个字反而变得非常具体。每天面对的是系统运行、数据库、业务需求、用户问题和部门协调。世界名校的图书馆照样会遇到技术故障，工作人员照样需要开会、沟通和解决问题。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每天生活在光环里，而是因为许多人长期保持着很高的专业标准，把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认真做好。这种认识，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很深。
离开耶鲁以后，我又到新加坡管理大学工作了两年，负责图书馆系统方面的工作。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北美不同，而新加坡管理大学又是一所年轻、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学。这段经历让我第一次从北美的大学环境进入亚洲另一种高等教育文化。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先后在中国、加拿大、美国和新加坡学习或者工作。每到一所大学，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观察和比较：大学是怎样运作的，图书馆在学校中处于什么位置，技术如何支持教学和研究，不同文化中的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又怎样理解大学。渐渐地，我感兴趣的已经不仅仅是图书馆，而是“大学”这个组织本身。
后来，我来到中央华盛顿大学。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站，而且在那里，我的身份开始变得更加多元。我担任图书馆技术服务部门主管，监管编目、采购、电子资源和系统等核心业务部门，并直接向正馆长汇报。如果说在耶鲁时期我的主要身份还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那么到了中央华盛顿大学，我已经开始承担比较全面的管理责任。编目决定知识如何被组织和发现，采购涉及馆藏和经费，电子资源已经成为现代大学图书馆最重要的资源组成部分之一，而系统则是整个图书馆业务运行的技术基础。同时负责这些部门，意味着我的工作已经从“怎样把一个系统维护好”，转变为“怎样让几个相互关联的部门共同运行好”。
图3: 在中央华盛顿大学晋升为正教授（红色绶带正教授、白色为副教授、黑色为高级讲师，助理教授属于常任轨没有绶带，红白黑是该校的logo颜色）
但中央华盛顿大学对我而言还有另一层特别的意义。我不仅有图书馆教职，同时也是亚洲研究项目的教职成员，并从事科学与数据管理方面的工作。早年学习过计算机，后来取得东亚研究和图书馆与信息学两个硕士学位，这些曾经看似分散的教育背景，到这里竟然以一种我年轻时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汇合起来。我既做图书馆管理和技术工作，也从事教学、研究和专业服务；既可以讨论数据和信息系统，也可以回到亚洲研究和人文学术的语境。二〇一六年，我晋升为终身正教授。对我来说，这是职业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终身正教授不是参加一个项目得到的一张证书，也不是因为曾经在某所名校工作就自然获得的身份，而是在美国大学的学术制度中经过多年专业工作、教学研究、学术服务和同行评价以后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结果。
在中央华盛顿大学工作十余年，我也逐渐从技术和部门管理走向更广泛的大学治理。我参与战略规划、馆藏建设和预算等方面的工作，也开展教师和研究人员数据服务需求的研究，并推动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实施。这些经历后来成为我职业生涯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二〇二三年惠特曼学院正式宣布任命我为彭罗斯图书馆馆长时，学院的官方介绍特别提到，我在中央华盛顿大学担任图书馆技术服务部门主管、终身教授以及科学与数据管理馆员，并指出我的技术专长与参与战略规划、馆藏建设和预算工作的经历，使我的专业背景既有深度，也有相当的广度。学院还提到了我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经历。
二〇二三年，我的职业生涯迎来了又一个重要转折。经过猎头公司的推荐以及层层筛选，我进入惠特曼学院图书馆馆长职位的遴选程序，最终受聘担任彭罗斯图书馆馆长。惠特曼学院后来在正式任命公告中称，这一任命是在一次广泛遴选之后作出的，并把我此前在中央华盛顿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经历连在一起介绍。 从图书馆技术服务部门主管和终身正教授，到一所老牌文理学院的图书馆馆长，这当然是职位上的晋升，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职业角色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前我更多考虑怎样把一个系统做好，后来考虑怎样把几个部门管理好，而成为馆长以后，则必须考虑整个图书馆应该向哪里走，它怎样服务学生和教师，怎样参与学院的教学使命，怎样配置有限的资源，又怎样让图书馆在快速变化的信息环境中继续保持不可替代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走到这个阶段以后，我对“名校”的理解也越来越不同。年轻的时候，我关注的是一所学校的名气；后来做了大学管理工作，我更关心一所学校究竟怎样教育学生，怎样支持教师，怎样形成自己的学术文化。研究型大学有研究型大学的气象，文理学院也有文理学院不可替代的价值。学校并不是越大越好，排名也不能解释教育的一切。一个规模不大的学院，如果能够真正把本科教育放在中心位置，让教师和学生之间保持密切的学术互动，让图书馆、教学、研究和校园生活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同样可以拥有非常深厚的教育价值。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太需要用学校的名字来证明自己，反而开始思考，作为大学里的一名管理者，我能够为这所学校留下什么。
也正是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我有机会参加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专业教育项目。年轻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将来有一天我会到哈佛接受教育学院的专业培训，我大概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等真正坐进课堂的时候，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不再需要用“哈佛”两个字给自己增加什么光环，而是更关心在那里究竟能够学到什么，哪些关于教育、领导力和组织管理的理念能够帮助我理解自己的工作，哪些东西能够带回自己的大学和图书馆。这大概就是年龄带来的变化：年轻的时候，我们希望名校证明自己；后来，我们希望从名校真正学到东西。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有没有名校情结，我大概还是会说：有。我没有必要故作超脱地说学校的名气完全没有意义。西北工业大学、上海工业大学、麦吉尔大学、耶鲁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中央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和惠特曼学院，这些名字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我的人生。有些给了我学历，有些给了我专业训练，有些给了我工作机会，有些给了我学术身份，还有一些把一所大学图书馆交给我去领导。它们之间的性质并不相同，所以也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经历都包装成同一种意义上的“校友”。在麦吉尔取得学位就是取得学位，在哈佛接受专业培训就是接受专业培训，在耶鲁工作就是在那里工作。是什么就写什么。一个人的真实经历如果本来就足够丰富，其实没有必要再往上面镀金。
反过来说，我的简历似乎又有一点过于低调。比如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这段专业教育经历，我一直没有写进简历。现在想想，这也没有什么必要。准确地写上所参加的项目和取得的证书，并不等于声称自己拥有哈佛大学的学位。尊重事实，既意味着不夸大，也意味着不必刻意缩小自己的经历。我越来越觉得，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对自己的过去应该有这样一种平常心：既不需要借别人的光环抬高自己，也没有必要为了表示谦虚而把自己真正走过的路隐藏起来。
回头看几十年的经历，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我从中国的一所工科大学出发，学习过计算机；后来到加拿大读东亚研究和图书馆与信息学；再进入美国大学图书馆，从系统馆员做起；去新加坡工作，又回到美国；从技术岗位走到部门主管，从专业馆员走到终身正教授，再经过竞争性遴选成为大学图书馆馆长；与此同时，又有机会到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接受专业教育。计算机、东亚研究、图书馆、数据、教学、研究、管理和高等教育，这些线索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计，最后却一点一点连接了起来。
如果说年轻时代的名校情结是“我能不能有一天走进这样的学校”，那么后来变成了“我能不能在这样的大学里立足”。到了今天，问题又变成了另外一个： 我能为一所大学留下些什么？
这三个问题，大概也对应着人生的三个阶段。
年轻的时候，我们仰望名校，希望那些著名的名字有一天能够出现在自己的履历上。再后来，我们真正走进去，发现光环之下仍然是具体的工作、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责任。等自己成为终身教授、成为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后，才慢慢意识到，大学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名字。所谓哈佛、耶鲁、麦吉尔，所谓中央华盛顿大学或者惠特曼学院，最终都是由一代又一代在那里教书、研究、管理、服务和学习的人共同建设起来的。一个人真正进入大学以后，不应该永远只是享受学校给予自己的声望，也应该问一问：自己为这个学术共同体贡献了什么？
这样想来，我年轻时候的“名校情结”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它的含义改变了。过去是仰望，后来是进入，再后来是参与建设。过去觉得能够走进一所好大学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今天则觉得，如果自己离开一所大学的时候，这所大学因为自己曾经在那里工作过而多少变得好了一点，那可能才是一件更值得骄傲的事情。
那封来自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邀请我免费订阅杂志的邮件，不过是一封很普通的邮件，却让我重新回头看了一遍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路。下一次修改简历的时候，我想我会把那段哈佛的专业教育经历加进去。当然，我不会把自己写成“哈佛毕业生”，因为我并没有在那里取得学位。但是我也不会再觉得那段经历“不值得写”。哈佛的培训是真的，耶鲁的工作是真的，麦吉尔的两个硕士学位是真的，新加坡管理大学的两年是真的，在中央华盛顿大学成为终身正教授是真的，后来成为惠特曼学院图书馆馆长也是真的。
我职业生涯最近又多了一件让我颇有感触的事情：我的第一部英文学术理论专著已经获得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的一致批准。出版社的高级责任编辑写信告诉我，编辑委员会最近正式审议了这部书稿，并一致同意出版，只需要完成我此前提出的最后修改。出版社随后向我正式提供了出版合同。目前，我正在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完成最后的修订和生产准备。如果说年轻时能够用英文完成硕士论文、后来能够在美国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对我已经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挑战，那么现在能够用英文写成一部完整的学术理论专著，并通过学术出版社的审议，对我而言又有一种不同的意义。
写论文和写一本理论专著毕竟不是一回事。一篇论文讨论的往往是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而一本理论著作要求作者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思想结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已有研究哪里还没有解释清楚，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究竟是什么，各个部分之间如何形成逻辑联系，又能否经得起同行和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的审视。更何况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从中国接受本科教育，到后来去加拿大读研究生，再到美国和新加坡的大学工作，我用了很多年才逐渐习惯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教学、研究和管理。如今，这条路又延伸到用英语写一本理论性的学术著作。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它更像是几十年积累以后自然长出来的一根枝条，而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个光环。
有时候回头看，我也会觉得人生非常奇妙。年轻的时候，我首先想的是能不能走进一个更大的世界；后来想的是能不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里站稳脚跟；再后来，是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教授和管理者；到了今天，我开始越来越在意另外一个问题：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我究竟有没有留下某些可以被别人阅读、讨论甚至继续发展的思想。大学的职位总有一天会离开，办公室也会交给后来的人，管理过的系统会更新换代，今天使用的技术甚至可能几年以后就消失。但是文字和思想有一种不同的生命。如果一本书真的能够进入学术共同体，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读到，并使他因此多想了一点什么，那么这或许也是一个大学工作者能够留下来的东西。
今天收到哈佛大学的电子邮件一下子勾起了我这么多联想。回顾起来这些人生经历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的是偶然得到的机会，有的是自己一步一步争取来的。它们不需要被夸大，也不应该被缩小。它们共同组成了我的人生。
到了今天，我再看那些年轻时曾经仰望过的大学，心情已经平静了许多。名校当然仍然是名校，我也仍然珍惜自己和它们发生过的那些交集。但是一个人最终能够带走的，并不是校门上的名字，而是在那些地方学到了什么，做成了什么，认识了什么样的人，又因此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许，这才是我的名校情结最后留下来的东西。
图4: 惠特曼学院关于二〇二三年彭罗斯图书馆馆长任命的官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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