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寻找的不是答案，而是行动纲领

《李约瑟传》，[英]西蒙·温切斯特著，刘晓、郭心怡译，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定价：119.9元 ■刘晓

在《李约瑟传》的尾声，作者把我们从李约瑟见证的饱经战火和贫穷的中国，带到了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中国——日新月异的重庆、发射载人飞船的酒泉基地。虽然不再有李约瑟的身影，但“此刻终于成为属于中国的时代”。也许作者试图以此告慰李约瑟，在这个古代产生辉煌科技的东方国度，现代科学技术事业也已茁壮成长，他对中国科技的信心，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得到了证实。“家祭无忘告乃翁”，笔墨到此，方显圆满。

中国是理想的参照系

1942年的夏天，当李约瑟开始思考中国对科学史和科学思想的贡献时，他的身份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这个造就了牛顿和达尔文的剑桥小城，李约瑟当然知道现代“科学革命”的那套说辞，英国凭借科学和工业的先机，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最广袤的殖民地。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先发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德国科学家斩获了半数诺贝尔奖，美国和苏联则以庞大的规模和投入，在科学和工业领域全面赶超。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结果足以影响世界格局和英国的霸业，这是以贝尔纳、李约瑟和克劳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深入考察科学史、科学与社会关系的主要动因。

科学革命的原发国家无法保持科学上的领先优势，意味着要重新解释促成和发展现代科学的智力和社会因素，而中国、印度等相对独立的古老文明无疑是理想的参照系。贝尔纳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中便提到了这一点。后人探讨“李约瑟难题”，不可脱离英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以及李约瑟心目中现代科学的文化背景。东西方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种种解答或质疑，其实大多来自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变迁。

此时的李约瑟，也幸运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宝藏。1937年8月，鲁桂珍和两名中国留学生抵达了剑桥。他们的科学洞察力与思维穿透力，让李约瑟放下了偏见，他与鲁桂珍之间的“磁力”不仅迅速增强，还让他进而对汉语这种东方文明的载体产生了炽热的兴趣。因为他清楚，风靡全世界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绝非完全依靠少数天才的发明，而是借鉴了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的知识和技术，才让西方脱胎换骨。

李约瑟见到鲁桂珍的时候，这位东方女子的家乡正在遭受日军的炮火。实际上，以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方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直到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半壁江山。恰在此时，身为左翼科学家的李约瑟已化身为斗士。他抗议纳粹对德国科学家的迫害，支持西班牙的共和事业，尤其得知日本正在摧毁整个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系统时，他为援助中国而奔走呼号。

1939年，鲁桂珍离开剑桥，出于爱怜和声援，李约瑟向中国方面申请，希望为中国科学的重建出力。他一定意识到，在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那里，科学沦为了侵略和压迫的工具。而中国要实现独立和民主，必须恢复和发展科学，这既是抗战本身的需要，也是战后重建的需要。1942年夏天，随着美国的参战，远东战场的曙光显露，李约瑟更关心战后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

寻找行动纲领

那么，如何在中国组织现代科学事业，利用科学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误入歧途，就成为李约瑟思考的第二层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李约瑟与中国学者虽然在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上观点相反，但实际的目标完全一致。

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探讨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原因，最终还是为了宣扬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思想，破除妨碍科学发展的传统观念。而李约瑟能够看到冰山之下科学技术的知识和应用，以及那些促成现代科学的社会和思想因素，都本应在中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因此，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李约瑟和中国科学家寻找的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行动的纲领——中国该如何做，以及科学的组织及其所需的相应社会变革，才是当务之急。

李约瑟需要向世人证明，他即将前往的中国并不缺乏科学的思想和社会资源。于是他打算写一篇关于中国科学和科学思想史的论文，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生活，梳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贡献。正是在这一刻，他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疑问：如果自己的设想成立的话，“普遍意义上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这个写在信纸边角的技术性预设质疑，就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发端，而且李约瑟后来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越是深入，这个“难题”就越是引人注目，以至于让人们忽略了李约瑟对英国科学乃至现代科学前途的忧虑，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文明如何发展和应用科学事业的期待。

相比之下，“李约瑟难题”只能算是一个启发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学界对“李约瑟难题”本身存在多少批评，它始终是国际中国科学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从未被遗忘。当中国科学日益为世界瞩目，这个难题引发的讨论将更具挑战性。

李约瑟在中国

当然，本书作者也被“李约瑟难题”吸引了注意力，认为李约瑟刚下飞机便着手搜集中国领先世界的发明、创造和新思想。

应当说，事实证明了李约瑟的远见卓识。他首站抵达昆明，第一次呈现于他面前的中国科学就超出了预料，古老的文明守护着现代科学的新芽——龙泉观里的北平研究院、贡院旁的云南大学、光学车间里的钱临照研究着《墨经》、倒掉的佛像旁印刷着植物学著作……古与今、西与中，奇妙的组合和反差，冲击着李约瑟的固有观念。

虽然本书中浓墨重彩记述了李约瑟寻梦敦煌的西北之旅，但他还是以完成战时使命为要务，聚焦情报采集和科技援助。在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之际涉险东南，在远征军反攻之际抵达云南保山，在抗战胜利之际到访陕西，为他在科学教育界赢得了雪中送炭的美誉和友谊。真正着手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则是他后续系列访华的主线。

正如文化背景的不同让我们对“李约瑟难题”有不同的理解，这本书的作者背景，也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李约瑟的独特视角。温切斯特长期担任英国《卫报》记者，他自1978年以来多次来华，见证了中国的深刻巨变。他对李约瑟早期思想和行动的描述颇有独到之处，还别出心裁地以空镜的方式呼应李约瑟的夙愿。当然，这样篇幅的一部传记难以详尽记录李约瑟跨文化的丰富人生经历，只能粗线条地描绘他对中国科学的初次观察和后续探访。他的大书如何逐步展开，也值得深入讨论。

（本文为推荐序，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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