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实验屡屡失败而转行，这位985博导选择“放养”学生
曾因实验屡屡失败而转行，这位985博导选择“放养”学生
19年前的那个9月，朱晨凭借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攻读植物学硕士。导师交给她一项全新课题，但实验一次次失败，不断将她拖入自我否定。
那时，她偶尔会跟两位关系要好的邻居朋友吐槽两句。看到朱晨苦恼迷茫的状态，朋友说：“要不你来学我们经济学专业吧，别做实验了。”
20岁出头的朱晨不会想到，自己后来真的转了行，还成为国内较早系统开展遗传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此前的生物学积累，也成了她日后做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视角。
前段时间，这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在PNAS以一作身份发表论文。朱晨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章维龙基于一个英国的自然观察实验发现，生命早期经历糖配给限制，可以降低成年期癌症发生的风险、延缓生物学衰老，并改变饮食偏好。
▲朱晨与章维龙发表在PNAS上的论文。
“so what”
自2009年转向农业经济学专业后，朱晨一直在关注食物消费与人力资本的问题。她尤其关注中国和美国的食品营养标签、儿童电视广告等政策，如何影响居民对含糖饮料和食品的消费量。
但朱晨逐渐意识到，这些研究并没有回答“so what（然后呢）”的问题，通常在发现了食物消费增加或者下降之后就戛然而止，无法触及更重要也是大家更关心的对健康的影响。
2018年前后，还是副教授的朱晨读到一篇介绍分子遗传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文章。基因测序信息竟能拓宽经济学研究视野，这让生物学出身的朱晨立刻产生了兴趣。
她决定将研究兴趣拓展到遗传经济学这一交叉领域，探究饮食习惯与消费选择如何影响健康与疾病风险，以及其中的基因-环境交互作用。
朱晨最新发表于PNAS的论文，就关注了这样一个“so what”的问题：小时候的糖摄入，是否会影响几十年后的健康？
英国糖配给时期的一场“自然实验”，让朱晨得以回答这个问题。
物资匮乏的二战时期，英国实行了糖限制配给制度，每人每日摄入量不超过40克。1953年，该制度终止，国民糖摄入量很快增至配给时期的两倍。
利用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UKB），朱晨进一步引入出生于糖配给时期前后人群的白细胞染色体端粒长度、患癌情况的相关数据，将外部食物环境和个体生物学差异放在同一个框架里。
因果推断分析显示，生命初期经历糖配给的时间越长，成年后患多种癌症的风险更低，且经历过早期限糖人群的白细胞端粒更长，提示他们的生物学衰老更慢。
在小鼠研究中，已经有不少研究探索了糖摄入对肿瘤生长的影响。朱晨这项研究的价值之一，就在于补上了真实人群的证据。
更值得关注的是，朱晨还证实了一个“行为路径”：经历过早期限糖的人群，在50年后仍表现出更低的糖摄入水平。“也就是说，生命早期营养环境不仅在身体上留下‘印记’，也在长期饮食行为上留下‘印记’。”朱晨解释，这样的“后效应”，对于大众的饮食选择与营养管理政策制定都有着深刻的启示。
想要回答这类“so what”的问题，离不开高质量的、拥有长期回访记录的数据库。这项研究使用了英国的相关数据，但朱晨最希望做的，还是基于中国人群的相关研究。
2019年，当时国内鲜少有人开展遗传经济学研究，相关数据十分匮乏。朱晨申请到启动自主调查和数据采集的经费，从零开始建立国内首个基因与行为数据库。
收集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在同事与朋友的积极协助下，目前这个数据库样本量已接近千人，涵盖社会经济情况、家庭结构、农业生产、饮食习惯、慢性疾病及基因数据。
这项开拓性工作，正在推动国内的遗传经济学走向数据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