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北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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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5-13 22:19
| 个人分类: 考察随笔 | 系统分类: 人物纪事
北碚往事
1940 年深秋，滇东北的寒意渐浓，两辆满载木箱的汽车，颠簸在从昆明通往重庆的崎岖山路上。木箱中，是杨钟健耗费数年心血、从云南禄丰发掘的数百件珍贵古生物化石；车中，是他本人与几位科研同仁。抗战烽火正烈，北平、南京相继沦陷，中央地质调查所被迫从南京西迁至长沙，再迁至重庆北碚。而杨钟健先自长沙到昆明任地质调查所办事处主任，再奉命到北碚任地质调查所脊椎古生物组主任。这一次迁徙，不仅是中国地质古生物学科在战火中的艰难存续，更将杨钟健——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与北碚这片嘉陵江畔的土地，紧紧联结在一起。
2026 年 5 月 11 日，为调研杨钟健在重庆工作生活的具体地点和相关细节，我们来到北碚，在重庆自然博物馆高碧春馆长和侯江主任等同行的热情指引和大力帮助下，找寻前辈久远前的点点滴滴。通过三天的调研，杨老在北碚的往事变得愈加清晰。
从 1940 年秋抵达，到 1944 年春离开，杨钟健在北碚度过了 3 年半时光。这 3 年半，是他人生中最艰苦也最辉煌的岁月：在简陋至极的“危楼”里栖身，在四面透风的陋室中治学；他完成了中国第一具自主发掘、研究、装架的恐龙骨架——许氏禄丰龙的修复与研究，出版了中国人首部恐龙研究专著；他坚守科研、教书育人，在烽火中守护科学火种，奠定中国恐龙研究的根基。北碚的山与水、危楼与陋室、标本与书卷，镌刻着他“大丈夫只能向前”的家国情怀与科学初心。
1897 年 6 月 1 日，杨钟健出生于陕西华州一个教育世家，字克强，来自他所崇拜的辛亥先烈黄兴的字。 1923 年，杨钟健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27 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专攻古脊椎动物学，是中国首位系统接受古脊椎动物学专业训练的学者。 1928 年归国后，他加入中央地质调查所，潜心研究中国北方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开启了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拓荒之路。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山河破碎，科研中断，杨钟健痛心于北平地质调查所的标本被毁、资料流失，更目睹外国势力趁乱盗掘中国化石、掠夺地质资料，立下“救亡亦存报国心”的誓言。 1937 年底，他毅然离别家庭，逃出北平，前往南方。
正是在昆明期间，杨钟健迎来了科研生涯的重大转折。 1938 年冬，他的同事卞美年、王存义在昆明西北的禄丰盆地，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脊椎动物化石。 1939 年杨钟健亲率团队多次赴禄丰发掘，历时两个半月，采集化石 40 余箱，其中最完整的一具恐龙化石，后来被命名为“许氏禄丰龙”——以此纪念在战争年代为杨钟健的研究提供大量参考文献的德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许耐。这批化石的发现，揭开了中国中生代恐龙研究的序幕，也让杨钟健的研究重心，从此从新生代哺乳动物转向中生代爬行动物与恐龙。
1940 年秋，战局恶化，昆明遭日军频繁空袭，科研环境彻底崩坏。中央地质调查所决定撤销昆明办事处，全员及珍贵标本、图书迁往重庆北碚总部。重庆是战时首都，北碚因地处嘉陵江三峡腹地、群山环抱、相对安全，成为内迁科研机构与文化名流的聚集地，被誉为“战时学术中心”与“科学界的诺亚方舟”。
迁徙之路，艰险异常。为躲避空袭、保护化石，杨钟健将禄丰采集的化石精心装箱，分乘两辆汽车，沿滇黔公路北上。山路崎岖、风雨交加，车辆多次陷入泥泞，众人合力推车前行；途中屡遇日军飞机盘旋侦察，只能紧急隐蔽，生怕珍贵化石受损。历经数月辗转， 1940 年底，杨钟健终于带着全部化石与资料抵达北碚，正式开启了他在嘉陵江畔的 3 年半科研岁月。
这座嘉陵江畔的小城，因大量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内迁，成为战时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等学府云集于此，中央各机关纷纷入驻，看似偏安一隅，实则承载着延续中华文脉的重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此扎根，虽不算规模宏大，却是中国地质科学的最后堡垒。
抵达北碚，众人来不及喘息，立即分头寻找住所。北碚地处川东，多山多岭，警报频繁。住所若距市区太近，空袭时躲避不及，性命堪忧；若离市区太远，道路崎岖，出行艰难，正应了李白笔下“蜀道难”的千古慨叹。杨钟健四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租定牌坊湾秦家院秦姓人家的 4 间房屋。说是 4 间，实则一大间隔成楼下两间、楼上两间，外加一间狭小的厨房。空间逼仄，陈设简陋，却已是战乱中难得的安身之所。
房舍既定，一切都要从头置办。杨钟健夫妇从昆明而来，仅携带几只箱子，木器、床榻、桌椅一概未带，厨房用具更是奇缺。所幸房主留有部分旧家具，可供借用，即便如此，重新购置日用品，仍给他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漂泊战乱之中，家财散尽，生计维艰，这位享誉学界的科学家，也不得不为柴米油盐操劳。望着嘉陵江的烟波，想着三年来的漂泊生涯，杨钟健提笔写下一幅对联：“危楼一角，背水面山峡在望；飘泊三年，东奔西走了何时”。对联字字泣血，道尽战乱中知识分子的辛酸与无奈。这是他个人的境遇，更是当时千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写照。
今天的北碚已成为现代化大都市重庆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新月异的变化， 80 多年前的痕迹已经难于寻觅。地名都还在，我们来到牌坊湾，满眼都是高层住宅，简陋的危楼当然是没有了，但这些大厦是是否是另一种“危楼”：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这已是杨钟健第四次来到北碚。前两次皆在战前，专为地质调查而来。第一次来时，北碚尚在初建，一派田园风光；第二次来时，备受礼遇，学术交流顺畅；第三次便是本年三月，赴渝参加地质学会年会；而这一次，他打算将这里作为战争期间的隐栖之所，潜心治学，不问闻达，做一个临时性的北碚居民。身处文化中心，他不求名利，只求在烽烟中守住一方书桌，守护好那些亿万年的龙骨，延续中国古生物学的薪火。
迁徙的疲惫尚未消散，科研的难题已接踵而至。昆明办事处全体人员迁至北碚，地质调查所住房本就紧张，瞬间不堪重负。所方虽提前筹划，在距北碚五六里的天生桥修建了简易竹筋泥灰房舍，又租赁了一批同类简易房作为职员宿舍，却依旧杯水车薪。所里为杨钟健分配了两间宿舍，房屋无窗，白日漆黑一片，空气污浊不畅。抗战期间，条件艰苦本在意料之中，可这样的居所，实在无法居住，更无法开展科研工作，杨钟健只得婉言谢绝，才有了在牌坊湾租房的事。
新的难题随之而来：他研究的骨化石，一部分被安置在天生桥，禄丰发掘的珍贵标本，也全部存放于此。按照工作需求，他的研究地点理应设在天生桥。可牌坊湾与天生桥之间，隔着崎岖难行的山间小路，往返一趟极为不易。若每日往返四次，中午归家吃饭，全程总计约三十里路程。山路崎岖，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对于常年伏案研究的杨钟健而言，这份奔波实在难以承受。可时局如此，别无他法，他只能咬牙坚持，每日徒步往返，风雨无阻。
日复一日的跋涉，让他身心俱疲。最终，他实在难以忍受，向所里提出请求，暂借位于鱼塘湾的图书馆内一小块地方作为临时研究室。所里体谅他的困境，予以批准。又过了许久，地质调查所终于意识到天生桥办公地点的不便，在图书馆旁另辟两间房屋，专门用于存放、修理化石。至此，杨钟健研究的脊椎动物化石标本终于集中存放，困扰他许久的难题，总算得以解决。
鱼塘湾距牌坊湾仍有二三里路程，好在道路相对平坦，每日往返四次，不再那般艰难。唯有夏季酷暑难耐，中午来回奔波，紧张疲惫，汗流浃背。为节省时间，专注研究，杨钟健时常携带干粮，中午不回家吃饭，在图书馆内简单充饥，便继续投入研究。图书馆地处郊外，远离市区，空袭警报响起时，躲避容易，安全系数更高，倒也成了乱世中一方难得的科研净土。
回想在昆明瓦窑村的日子，生活已然简陋至极；可到了北碚，条件更为狼狈。最初在天生桥的办公室，四面通风，空间狭小，转身都极为困难。而他研究的禄丰龙化石，多是庞然大物，在狭小的空间内周转、修复、研究，更是难上加难。为节省经费，他只得因地制宜：中等大小的化石，放置在竹制架子上；体型巨大的骨骼，便用当地百姓常用的竹床支起。这种方法看似经济实惠，却存在极大隐患——竹制器具脆弱不堪，极易倾倒、损坏，珍贵的化石一旦损毁，便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看似省钱，实则后患无穷。杨钟健看着这些承载着亿万年历史的骨骼，心中满是无奈。地质调查所一贯秉持战时节俭的作风，只顾眼前省钱，不顾后续损失，北碚办公室的凌乱分散，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迁至图书馆楼上办公后，条件稍有改善。他在楼上正中的房间内工作，这里仅能放置随时研究的标本与工具，大部分化石仍存放在楼外附近的屋内。每日来回取放标本，依旧奔波劳累，却也无可奈何。唯一的慰藉，便是借书极为方便。图书馆内收藏的中外地质、古生物典籍，在战火中得以保全，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支持。在简陋的书桌上，他翻阅着典籍，比对着化石，在亿万年的生命演化与当下的家国苦难之间，寻找着精神的支撑。
杨钟健的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他在《科学》月刊发表重要论文“中国上新统与更新统之分界问题”。这篇论文，立足中国地层实际，从多个维度严谨论证，科学确定了中国上新统与更新统的分界标准，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论文发表后，翁文灏先生专门致函，表达由衷的欣赏：“在空袭警报声中，读及大著……从地层、构造、地文、化石各方面，融会贯通，确定界限，诵阅之下，至深钦佩。”
在空袭的轰鸣中，在陋室的灯光下，在奔波的山路间，杨钟健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篇学术力作。翁文灏的赞誉，不仅是对一篇论文的肯定，更是对一位科学家在战火中坚守学术、不忘初心的崇高敬意。警报声里著雄文，嘉陵江畔护龙骨，杨钟健用行动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
此时，凝聚他数年心血的《许氏禄丰龙》书稿已付印，进入最后的校勘阶段。这部专著，是中国人独立发掘、研究、命名并出版的第一部恐龙学术著作，从云南禄丰的荒野发掘，到昆明的仓促整理，再到北碚的潜心修订，历经数载颠沛，终在 1941 年春正式问世。书稿付梓之际，杨钟健逐字逐句核对，从化石形态的描述，到地层年代的考证，从骨骼结构的测绘，到学术结论的推演，不敢有半分疏漏。他深知，这部书不仅是个人学术生涯的里程碑，更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宣言。
此书刊行后，迅速在国内外古生物学界引发瞩目。西方学者惊叹于中国学者在战火中仍能完成如此严谨的研究，国内学界更是为之振奋——在山河破碎的年代，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双手，解开了远古生命的密码，填补了本土古生物研究的一个空白。杨钟健站在简陋的屋中，捧着散发墨香的著作，望着窗外的嘉陵江水，心中百感交集。他想起北平的书桌，想起德国求学的岁月，想起云南山间的风餐露宿，所有的艰辛与漂泊，在这一刻都有了归宿。
许氏禄丰龙的化石标本，经技师精心修复，终于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副来自两亿年前的远古生灵骨骼形态雄健，静静陈列在地质调查所的礼堂之中。为让民众一睹这一中华古生物瑰宝，所内特地举办展览会，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北碚乃至重庆都为之轰动。每日天不亮，展厅门前便排起长队，参观者络绎不绝。有知识分子，有青年学生，有市井百姓，有军政人员，人们怀着好奇与敬畏，争相目睹这具沉睡亿年的“中国龙”。
更有当地百姓，将这具化石视为传说中的神龙，手持香火，虔诚跪拜，叩头祈福。在民间信仰里，龙是祥瑞之兽，是庇佑苍生的神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人们将对平安的渴望、对家国的祈愿，寄托在这具来自远古的龙骨之上。杨钟健见此情景，既觉质朴可爱，又深感科普之必要。他特意撰文，详细记述许氏禄丰龙从云南荒野的发掘、化石的清理修复、学术研究的全过程，以及化石装架的技术细节，以科学之理，解民众之惑，让人们明白，这不是神话中的神龙，而是地球历史的见证，是中华大地远古生命的荣耀。
在北碚期间，杨钟健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与科普活动，推动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与普及。他作为 1943 年卢作孚先生建设的中国西部博物馆的设计委员积极提出意见，博物馆建成对外开放后展出了装架的许氏禄丰龙。他多次在北碚及重庆市区开展科普讲座，向民众介绍古生物知识、恐龙化石的发现与研究意义，激发民众的科学热情；他与内迁北碚的翁文灏、黄汲清、钱崇澍等一批顶尖科学家密切交流、相互支持，共同坚守科研阵地，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北碚成为战时中国的学术高地。
1944 年 4 月，杨钟健告别北碚，前往欧美考察。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国内，此时地质调查所已迁回南京。嘉陵江畔的青山绿水、牌坊湾的危楼、天生桥的陋室、文星湾的展厅，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镌刻着杨钟健的青春岁月、科研心血与家国情怀。
此后，杨钟健的人生继续书写辉煌：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出任西北大学校长；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首任所长； 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9 年起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
1975 年的秋天，巴蜀大地层林尽染，江水悠悠。应重庆市文化局和重庆博物馆的盛情邀请，他带领古脊椎所的几位业务骨干奔赴重庆，参加重庆博物馆第一架恐龙开幕展的展前评议。抵达重庆后，杨钟健顾不上旅途劳顿，第一时间便赶往博物馆，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博物馆内，那架即将展出的恐龙化石骨架，静静矗立，历经亿万年岁月，依旧气势恢宏。
杨钟健走近骨架，俯身细细观察，从化石的拼接完整性，到陈列的科学性，从科普讲解的准确性，到展厅布局的合理性，他一一细致审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结合自己数十年的恐龙研究经验，提出了诸多专业的修改意见，大到化石骨架的摆放角度，小到说明文字的措辞语气，都亲力亲为，严谨至极。他深知，博物馆是科普的阵地，每一件展品、每一处讲解，都承载着传递科学知识的使命，容不得半点马虎。
如今， 80 余年过去，嘉陵江畔的北碚早已旧貌换新颜。当年的危楼虽已不在，但杨钟健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大丈夫只能向前”的坚韧品格、潜心科研的执着精神、教书育人的奉献行动、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早已融入北碚的山水文脉，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北碚建起了现代化的重庆自然博物馆，当年杨钟健先生审定的恐龙骨架已移入新馆高大气派的展厅。原来简陋的临时装架大棚已拆除，我们在当年照片的同一位置也合影留念。
在重庆自然博物馆的中国西部博物馆和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展厅内，许氏禄丰龙骨架依旧昂首挺立，一张张照片和展板静静展开，共同诉说着 80 余年前那段烽火岁月，诉说着杨钟健与北碚的不解之缘，诉说着中国科学家在战火中坚守初心、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
杨钟健虽已远去，但他的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如同嘉陵江的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永垂不朽；他在北碚书写的科学传奇，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古生物学发展史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勇攀高峰，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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