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美元首历史性首次会晤在即,三国权威学者谈大国关系新契机

澎湃新闻
2026-11-17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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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朱润宇
从年初的同日通话,到年内一系列双边元首互动,中俄美三国元首即将在深圳首次举行历史性的面对面三方会晤。
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宣布,1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深圳举行中俄美元首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这是三国元首历史上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国元首将围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大国关系战略稳定深入交换意见,具有开创性意义。
这场会晤并非同期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的议程之一,而是与其相互独立的重要外交活动。但三位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元首选择在深圳聚首,仍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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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俄美三国国旗
事实上,三国元首的互动早已在今年留下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
2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同一天分别同普京、特朗普进行了互动:当天下午,习近平同普京举行视频会晤,随后晚些时候又同特朗普通电话。
此后,三国继续通过双边渠道保持高层交往。5月13日至15日,特朗普访华;5月19日至20日,普京访华,中俄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进行战略沟通;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方进一步就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美俄也围绕乌克兰问题和战略稳定等议题持续开展接触。
在地区冲突延宕、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的背景下,三国能否通过此次会晤加强沟通、管控分歧,进而为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创造大国关系的新契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会晤有何历史意义?三国各自期待什么?这种对话是否意味着新的大国协调方式,又将如何影响其他亚太经济体及APEC合作进程?
围绕这些问题,澎湃新闻采访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三位权威国际问题学者。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此次会晤的意义、可能取得的进展,以及大国关系仍然面临的现实挑战。
受访专家: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长期主持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中普京与嘉宾的对话环节;
董云裳(Susan Thornton):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主任,曾任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
中俄美三国专家均不认同“新雅尔塔”类比
澎湃新闻: 中俄美三国领导人即将在深圳举行会晤。您认为会晤最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什么?有声音把这种大国会晤和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相类比。您认为,“新雅尔塔”这一说法是否成立?
吴心伯: 中俄美三边会晤旨在加强三个重要大国之间的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战略共识,以促进世界和平与战略稳定。
我们应该把这次会晤,视为一个重要政治进程的开始。三国举行战略沟通和对话,这具有历史性意义、开创性和突破性。如果对话具有建设性和积极性,接下来三方可能会有更多的战略互动,这将对解决地区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和战略稳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次会晤的成果就做出结论,需要关注今后的发展。
这次会晤与历史上的雅尔塔会议完全不同。当年的雅尔塔会议,通过瓜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形成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三国不会针对某个重大问题进行谈判或者作出决定,也不会划分势力范围。
卢基扬诺夫: 此次会议本身就开创了先例,汇聚了来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这些国家并不属于单一阵营(与七国集团等不同),很久以来都没有这种形式的高层互动模式。
尽管如今不可能达成类似1945年雅尔塔会议那样的协议,但启动关于全球稳定最核心议题的对话至关重要。确保稳定或许难以实现,但会晤的目标在于避免最具破坏性的局势,并尽量减少相互之间的对抗行为,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行动。三方可以讨论战略武器相关的问题,但不应采用20世纪风格的条约方式。相反,应将其视为共同责任、克制与合理威慑的问题。
现阶段,可能无法深入探讨特定地区的冲突,但可以制定一个计划,以便未来进行讨论。这些特定各方之间开始对话,这一事实本身具有象征意义且意义重大,因为它凸显了哪些国家对全球事务具有最大的影响力。
董云裳: 这样的会议有助于更接近结束乌克兰或伊朗的战争,但还需要其他各方的参与。
我并不认同那些称其为“新雅尔塔”的观点。我们能从此次三方会议中期待到的最好结果,就是通过重申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此前达成的原则,传递出积极信号,例如核不扩散、核战争无法取胜且永远不应进行、人工智能应造福人类等。
澎湃新闻: 这次中俄美元首会晤与深圳APEC同期举行。三国对APEC的定位和认知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吴心伯: 当初美国对APEC最积极。冷战结束后,美国希望通过APEC,实现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和战略目标,推动经济和贸易自由化,为美国的商品和投资打开亚太地区市场。同时,阻止日本形成排除美国在外的地区经济势力范围,把APEC与北美自贸区联系,扩大美国的经济势力范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APEC的兴趣不断下降。一方面,美国认为APEC在90年代后期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成员不再热衷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因此认为APEC作为这方面的工具,价值在下降。
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过去10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在上升,因此对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更不感兴趣。所以,美国对APEC的态度经历了高开低走的过程,现在基本上把APEC视为一般的地区多边论坛。
中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考虑参加APEC时,希望参与地区经济合作,推动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发展,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体量较小,因此在APEC内的影响力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亚太地区经济连续增长,中国对推动APEC作为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2014年,中国在北京APEC峰会上,提出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这次又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中国认为,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的背景下,需要大力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并以亚太自贸区为抓手,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因此,中国对APEC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和重视。
俄罗斯的经济重心不在亚洲,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参与(APEC)为主,并未提出重要的发展意见和建议。近几年,随着俄罗斯越来越重视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俄罗斯参与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在上升。
澎湃新闻: 目前,中美等经济体在芯片、算力、数据流动、AI安全评估和技术标准方面存在不同政策取向。您认为此次深圳互动能否在不要求各方采用统一监管制度的情况下,先就跨境数据合作、AI风险信息交流、技术标准互操作等事项形成有限共识?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卢基扬诺夫: 目前,我认为(在AI领域)很难就相互限制或某些领域的监管达成任何形式的共识。现在不是签订重大协议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全球动荡日益加剧所带来的风险,首要任务是采取独立的国内措施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可预见的未来,各方仍将各自为政。
吴心伯: 我认为最大的政治障碍在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受到对华战略竞争思维的影响,通常把中美之间的互动看作零和、相互排斥。例如在AI问题上,今年中国推动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美国推出了所谓的“硅和平联盟”。虽然美国认为中美之间不应该相互排斥,但是要求其他国家只能参与一个机制,不能两个都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