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我在休斯研究院的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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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7 05:52

| 系统分类: 海外观察

我在休斯研究院的一年半

许秋雨，2026.11.6

我是1995年2月底正式入职位于加州马里布（Malibu）的休斯研究院（Hughes Research Labs，HRL）的，直到1996年8月底离开、加入特拉华大学，前后整整一年半。

我记得自己是在1994年底去HRL参加面试的。当时，我住在101号高速公路旁的一家旅馆。从旅馆到HRL，需要穿过Malibu Canyon Road。我事先并不知道这是一条穿山公路。面试那天早上和晚上往返时，山里雾气弥漫，天色又黑，加上自己是第一次开这样的山路，着实被吓得不轻。不过，后来每天上下班都要来回穿过这条山路，慢慢也就习惯了。

HRL坐落在圣莫尼卡山（Santa Monica Mountains）的半山腰上，面朝南方，正对太平洋。它的下方紧邻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再往下就是Malibu的影星村（Malibu Village）和海滩。1995年2月，我离开俄亥俄州寒冷的冰天雪地，来到南加州这个春暖花开的地方，心情格外舒畅。我的办公室正对着影星村、Malibu海滩和太平洋。刚上班的第一个星期，感觉非常好。不过，随着新鲜感逐渐消退，生活也就慢慢回归了常态。

在HRL的一年半里，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在办公室待十多个小时。我主要跟踪过MPEG-4和第二代移动通信（2G）标准的研究进展，其中花在MPEG-4上的时间比较多。休斯公司于1994年推出的DirectTV是较早的数字电视民用传播系统，其视频压缩采用的是MPEG-2标准。公司很希望进入新一代视频压缩标准MPEG-4的研究领域，因此我对此投入了不少精力。

另外，尽管我在南加州大学（USC）攻读博士学位时属于通信系统研究所（CSI），也曾与博士导师做过一些纠错码方面的研究，但我的博士论文实际上是关于小波变换的，对通信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真正让我开始对通信产生浓厚兴趣的，是在HRL工作的这一年半。

我记得自己当时写过一项关于向量网格编码调制（Vector TCM）的专利。我最早开展的码间干扰（ISI）信道Filterbank预编码研究，也是在1995年于HRL开始的。相关成果最早发表于1996年6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IEEE信号处理学会时频与时尺度分析国际研讨会： X.-G. Xia， Applications of Nonmaximally Decimated Multirate Filterbanks in Partial Response Channel ISI Cancellation， Proceedings of IEEE-SP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ime-Frequency and Time-Scale Analysis, Paris, France, June, 1996。

HRL设有好几个实验室。我所在的是信息科学实验室（Information Science Laboratory），实验室主任是Son Dao博士。他主要从事网络层方面的研究，在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我之前，张拥光（Yongguang Zhang）博士就已经在这个实验室工作。张博士同样毕业于普渡大学，研究方向也是网络，是属于我们实验室主任Son Dao博士组。多年以后，他在北京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时，我还曾利用假期到他的研究组访问，并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

信息科学实验室下面又分为几个科研组。我所在的组主要从事物理层信号处理方面的研究，组里既有人研究神经网络（尽管那时神经网络还没有今天这么热门），也有人研究快速变换。

我们组的负责人是Bernard Soffer博士。他拥有物理光学博士学位，早期曾在分数阶傅里叶变换的光学实现方面开展研究。Soffer博士对我特别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板，也非常重视基础研究。

我记得1995年底，东南大学何振亚教授组织了一次神经网络与信号处理国际会议。我向Soffer博士提起这次会议，他问我是不是特别想去参加。如果确实想去，那就去吧。要知道，在HRL，参加距离较远的国际会议，通常需要乘坐商务舱，单位安排的旅馆也必须是最好的，因此费用相当高。我记得当时秘书帮我预订的是南京金陵饭店，那是当时南京最贵的旅馆之一。

我还记得，1996年5月，我们一起去巴黎参加IEEE信号处理学会时频分析分会的会议时，他夫人也和我们同行。我们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点了一道法式烤牛肝，味道特别好。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欧洲与美国饮食文化的区别，也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我记得Soffer博士还特意让公司给我配了一本日记本，方便我随时记录科研中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这或许也是为了方便日后申请专利。1996年8月底我离开HRL时，公司要求我把那本日记本留下，因为它属于公司财产。

在HRL工作期间，公司还专门为我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English tutor），她叫Hope O'Neil。那段时间，她送给我一本她父亲写的微积分教材，如图1所示。她的父亲是MIT数学系教授Philip Franklin，也是Norbert Wiener的亲妹夫。换句话说，Wiener是她的亲舅舅。O'Neil老师曾经给我讲过许多有关Wiener的故事。

Franklin教授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数学家。O'Neil老师的丈夫是UCLA数学系教授Barrett O'Neil，他已于2011年去世。遗憾的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Wiener竟然是我的祖师爷——按照学术传承来算，我是他的第四代徒孙。否则，当年我一定会和O'Neil老师聊更多有关Wiener的话题。

在1995年2月底入职HRL时，我的职称为一般的研究员（Staff Member)。在1995年底，我就被晋升为高级研究员（Senior Staff Member），是只升职称不升薪水的那种，因为入职时间短的原因。

我在HRL工作时，作为一家研究院，科研还是有一定自由度的，但与研究型大学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例如，所有准备投稿的论文都必须事先经过公司的批准；如果研究成果适合先申请专利，就必须先申请专利。此外，科研选题也应当与公司的发展目标有所关联。

在公司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会议比较多，其中有不少会议很可能是在浪费时间。而我所从事的大多是基础研究，因此，我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一个科研自由度更高的职位。终于，在1995年12月，我拿到了特拉华大学的终身教职轨道（Tenure Track）职位。到今年为止，我已经在特拉华大学整整工作了30年。

1996年8月底，我正式离开HRL，加入特拉华大学。临别时，老板Soffer博士送给我一本英语书，如图2所示；O'Neil老师送给我一张卡片，如图3所示；我们组的同事们则送给我一张HRL的照片，如图4所示。 我的英语 O'Neil老师在她手写的卡片里提到关于我找出她父亲的工作，应该指的是Franklin wavelet，因为直到那时，我对小波还有研究。

这些纪念品我一直保存着，至今都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已经超过30年了。那张HRL的照片更是一直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每天都能看到。每当看到它，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太平洋的阵阵浪潮声。

在HRL工作的这一年半，让我亲身体验了美国工业界的工作方式，尽管研究院与一般的工业界的企业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还经历了公司两次裁员风波。每逢裁员，大家的心情都难免忐忑，工作环境也变得不那么安定。

在我1996年8月底离开公司后不久，HRL就被归属于三个独立的公司。不过，即便经历了这些变化，HRL至今仍然存在，只是当年与我共事的同事中，似乎只有一位还在那里工作了。

图1

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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