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丽的危险：“大号蒲公英”爆发背后的入侵真相
近日，一种貌似大号蒲公英的植物在北京的公园绿地、河道边悄然成片出现，毛茸茸的果球随风摇曳，有点好看，吸引了市民好奇的目光，也引发了“这是否危险入侵物种”的担忧。
这种植物正是外来物种——长喙婆罗门参。它从何而来，“意欲”何为？它的出现，是生态警报，还是一次检视我们与自然“新来客”如何共处的契机？为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全儒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黄红娟，以飨读者。
“潜伏”数十年后为何突然爆发
长喙婆罗门参，又称霜毛婆罗门参，是菊科婆罗门参属的二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欧洲南部、中亚和西亚。它并非不速之客，在中国已“潜伏”良久。
刘全儒查阅文献与标本记录发现：“据公开记载，它进入我国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在辽宁省，时间是1992年。但经过仔细核实，发现早在1930年，就有人在辽宁省采集到了长喙婆罗门参的标本。”
黄红娟也确认了这一发现，并补充道，目前记录显示其在北京、山东、内蒙古、新疆、辽宁、吉林等地均有分布。
刘全儒告诉《中国科学报》，2012年，北京顺义区首次发现并报道了它的存在，采集者是一位经常去听他讲课的植物爱好者。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团队也在顺义区机场附近的道路旁采到了长喙婆罗门参，并制作成标本。
两位专家均推测，早期很可能是通过国际贸易、人员往来无意夹带而来。“辽宁大连是港口，北京顺义有国际机场，通过粮食、麻袋外包装，甚至行李箱偶然混进果实和种子，都有可能。”刘全儒分析。
长喙婆罗门参具备典型的“入侵者性状”。刘全儒解释，外来入侵植物通常有“三强”：环境适应能力强、繁殖能力强、传播扩散能力强。长喙婆罗门参完美符合。
它是两年生植物，头年长出像人参一样的根，为下一年积蓄生长潜力，靠这种根保障它在北方也能平安过冬，次年开花结种。不仅如此，长喙婆罗门参生活史策略极其灵活，甚至在适宜条件下可一年完成生长周期。
长喙婆罗门参的每个花序可结上百粒种子，一株植株能产成千上万粒。“它的种子萌发率可以到95%以上，而且它的冠毛结构比蒲公英更‘聪明’”，黄红娟解释，“像羽毛一样有网状结构，更容易抓住风，传播距离更远。”
它的竞争力不容小觑。刘全儒指出，其植株高大，会与本土的诸葛菜（二月兰）等同期开花的草本，以及比它矮小的植物（如蒲公英等）形成直接竞争，挤占它们的生存空间。不过，它也并非无敌。“如果是一片生长良好的多年生禾草草坪，它就很难入侵进去。”刘全儒说。
既然早已存在，为何近一两年在北京突然形成景观，引发关注？刘全儒认为，近几年北京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河道清淤和绿化工程，有些地方形成新裸地，还没有丰富的植被覆盖，给长喙婆罗门参的种子发芽的机会。
黄红娟说，也有可能无意中通过苗木运输夹带其种子，为其萌发创造条件，导致种群数量在短期内大增，从“潜伏”期进入“爆发”期。“一旦多了，形成景观了，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黄红娟说。
城市如何科学应对“不速之客”
面对突然增多的长喙婆罗门参，公众难免紧张。但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就目前来看，它的危害是可控的，风险等级不高。它未被列入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中，而在《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中被定为三级（中等风险）。在国际上，其风险评估分数也属中等。
黄红娟解释说，从生态危害上来看，长喙婆罗门参确实竞争排挤本地物种，可能在局部形成单优群落，进而波及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它存在潜在的基因污染风险，可与本土的婆罗门参、蒜叶婆罗门参之间杂交且发生多倍化，甚至可能产生适应性更强的新类群，导致本地近缘种基因丢失。“但目前国内还没有系统研究过，这类情况是否已发生、影响多大，不是已证实的重大生态危害。”黄红娟说。
从经济和管理成本危害上看，长喙婆罗门参生长在绿地、路边，确实增加了人工拔除和养护管理成本，“本质上是一种管理负担，但不等同于重大的生产性损失。”她说。
从人体健康危害上来看，“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对人体有危害。”刘全儒说，其冠毛不易被吸入，主要危害是影响园林景观整齐度。
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对长喙婆罗门参的管理关键在于“科学”与“适时”。他们分别向《中国科学报》强调，最佳清除时机是在开花后、种子成熟前。“开花的时候也就容易识别了。”刘全儒说。如果等到种子成熟再拔，会扰动种子造成传播。
他提醒，看到长喙婆罗门参巨大的花序成熟时，千万不要吹着玩，以免造成种子扩散，而应该用塑料袋等把全株套住再拔除。拔除后需进行无害化处理，如焚烧或深埋，避免二次扩散。
黄红娟特别指出当前防控的一个难点：“很多人只认识它的果球，不认识它的苗和花。”她呼吁要加强针对长喙婆罗门参全生育期的识别培训，让园林工人、植保人员能在苗期和花期就准确识别并清除。
刘全儒介绍，长喙婆罗门参在幼苗期时，撕开其叶子能看到乳汁，叶片基部有长长的茎，甚至可以长到一米多高，在草丛中显得“鹤立鸡群”，叶子边缘全缘无锯齿。而蒲公英贴地生长，只有基生叶，没有茎，“二者比较容易区分”。
但长喙婆罗门参和蒲公英也确有相似之处，比如，叶子都可以食用，都有白色乳汁。根有一定药用价值，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刘全儒强调，长喙婆罗门参的味道没有蒲公英那么好，不适合作为野菜食用，“想要通过吃货消灭它，并不是可靠的限制生物入侵的手段。”
黄红娟则强调，长喙婆罗门参的同属近缘种婆罗门参已被人类栽培，其地下肉质根可供食用。然而，目前针对长喙婆罗门参的利用缺乏研究，因此仍不建议食用。她建议开展资源化利用研究，或许能发现其较好的开发价值。
北京并非首次应对外来物种。刘全儒举例，此前危害严重的三裂叶豚草（花粉致敏）和当前在郊区路边攀树覆盖、危害林木的刺果瓜，都通过持续的监测与专项防控得到了遏制或重视。这说明，建立常态化的监测与快速响应机制至关重要。
对于长喙婆罗门参，刘全儒强调：“它竞争力远不如乔灌木、多年生草本植物，因此，随着城市绿化的推进，它的数量应该会逐渐减少。”管理思路应是结合常规绿化养护，逐步用更理想的植被替代它，而非如临大敌。
构建全方位的生物安全防线
黄红娟介绍了我国的外来物种管理框架——以《生物安全法》为纲领，以《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和动态调整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为具体抓手，该体系日趋完善。
另一方面，“新技术正在赋能防控。”黄红娟提到，未来可利用人工智能开发能识别入侵物种全生育期的APP，结合无人机和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监测。在口岸检疫中，可应用DNA条形码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快速精准地鉴定种子、残体甚至土壤中的潜在外来物种。
“管理需因地制宜，区分不同生态系统。”黄红娟指出，农田生态系统与自然保护区、城市绿地的入侵物种管理策略迥异。农田入侵物种（如多花黑麦草）常随农机跨区作业、种子调运扩散，直接危害作物，农民防控积极性高；而城市入侵物种的传播途径更复杂（交通、绿化苗木、旅游），公众初期识别和重视程度不足，但一旦失控，向农田和保护区扩散的风险更大。
两位专家均认为，要想构建治理合力，各方都有自己的角色。
政府是“总指挥部”，需做好顶层设计、健全名录、保障投入，并构建智能化的监测预警与数据共享平台；科研机构是“技术引擎”，负责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摸清入侵规律、开展风险评估、提供防控方案与人才培训；企业是“责任关口”，特别是园林绿化、跨境电商企业，应杜绝故意引进、销售高风险物种，并探索对已入侵物种的合规资源化利用；公众是“前沿哨兵”与“共同参与者”，应提高防控意识，不随意买卖、放生外来物种，旅行时不私自携带活体或种子，发现可疑物种及时上报甚至安全清除。“发动公众的力量，能提供非常实时、海量的数据。”黄红娟建议。
“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刘全儒说，这种“平常心”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建立在科学认知、完善体系和全民意识之上的清醒与从容。在全球化不可逆的今天，外来物种的进入或许难以完全杜绝，但通过构建一道从国门到社区、从政府到公民、从传统人力到智能科技的立体“生物安全”防线，就能游刃有余地应对这些“新来客”，守护好本土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