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先进玻璃材料将重塑人类未来
科技日报实习记者 孙金 记者 王姗姗
11月初,2026玻璃产业发展大会在安徽蚌埠举行。作为中国玻璃新材料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宣布大会开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彭寿从事玻璃研究已经40余年。
从1.1毫米到0.03毫米,彭寿把玻璃做“薄”,创下浮法工艺工业化生产的世界最薄纪录;他又把玻璃做“大”,先后下线中国首片高世代TFT-LCD玻璃基板、OLED玻璃基板,打破了国外巨头对显示产业关键材料的长期掌控。
如今,面向AI时代,彭寿又带领团队攻关TGV玻璃基板与AI光电玻璃,推动玻璃应用领域从建筑门窗向未来电子、未来显示、未来能源、未来医疗拓展。近期,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彭寿,请他分享关于玻璃新材料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又如何面向未来重塑应用的思考。
彭寿院士 受访者供图 人物档案
彭寿,中国工程院院士,先进玻璃材料专家,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材集团首席科学家,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主任。率领团队开发出新兴产业急需的新型显示玻璃、特种功能玻璃等系列先进玻璃材料。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专利金奖、国际玻璃协会终身成就奖、光华工程科技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等。
厚度标志着玻璃的代际演变
记者: 您为何选择玻璃专业?
彭寿: 当年,玻璃专业并不算热门,我对这一专业也不了解。实事求是地讲,我当初学玻璃,一是觉得玻璃透明、有意思,二是当时安徽有个全国有名的玻璃厂,能就业,就这么简单。后来,有一个看法逐渐清晰:基础材料是制造业的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玻璃看上去普通,但很多领域都离不开它。于是,我一头扎进玻璃领域,一晃已经四十多年。
记者: 上世纪80年代,您在研究院所工作,但还是经常深入一线企业进行调研。
彭寿: 是的。1982年,我到国家建材局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作。那段企业调研经历让我对玻璃产业的发展有了更直接、深入的了解。彼时国内玻璃产业规模不小,但呈现出“大而不强”的局面。高端工艺、核心装备、高端市场基本被国外掌控,关键技术处处受制于人。研究院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也让我认定:玻璃生产不能老被别人卡住。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出来、超越别人?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下,我们坚持自主研发,玻璃成分如何设计、熔制配方如何配比、窑炉温度如何控制、气泡与翘曲如何消除……我们一轮轮试验、一点点磨合,最终形成了可与世界两大浮法工艺比肩的中国浮法玻璃工艺技术,走出一条自主的产业技术道路。
记者: 研究玻璃的目标是什么?不同厚度的玻璃应用领域有什么不同?
彭寿: 玻璃研究的核心追求就是更薄、更净、更强,持续突破性能边界。但“薄”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它必须和具体应用场景放在一起看。
厚度直接影响着玻璃的应用场景,也代表玻璃的代际演变:超厚玻璃可用于汽车防弹防护;常规厚度玻璃服务建筑门窗;再薄一级,用作平板显示器件基板;做到极致超薄之后,则能够支撑柔性显示、脑机接口这类前沿新兴领域。应用导向推动了现代玻璃从一代汽车玻璃、二代光伏玻璃向三代信息显示玻璃、四代AI光电玻璃演变。
记者: 2018年,您带领团队做出0.12毫米超薄玻璃,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玻璃是怎么一步步变薄的?
彭寿: 玻璃厚度每降低0.1毫米,都意味着包括熔制、成型、退火等在内的整套技术和装备体系要完成一次系统升级。1982年我刚参加工作时,1.1毫米的超薄玻璃我们还做不了,工艺和装备处处受制于人。这几十年,我们几代人就是把这个厚度一毫米一毫米往下压:先做出1.1毫米,再做出0.7、0.55毫米,然后是0.33、0.2、0.15毫米。2018年,我们做出了0.12毫米超薄玻璃,这是用浮法工艺工业化生产的世界最薄玻璃。后来,我们又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努力,2020年制造出0.03毫米的超薄柔性玻璃。
记者: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彭寿: 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不断降低玻璃厚度的同时,保证玻璃板面平整、应力均匀、没有气泡与翘曲。
把玻璃做薄的原理其实不复杂。熔融的玻璃液流到成型介质锡液上,在重力和表面张力的共同作用下横向摊开。如果没有任何外力,玻璃液会在锡液上自动找到一个舒服的状态,厚度大约6到7毫米,这叫平衡厚度。就像水银珠落在桌面上,表面张力把它兜住,聚成一滴。这个状态的玻璃很听话。
但玻璃要越做越薄,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拉边机施加外力、配合精密的温度场,把玻璃一点一点拉出来。
玻璃越薄,表面张力就越难驯服,纵向拉力一大,玻璃不是变厚回弹,就是宽度收缩、受力不均,导致板面出现厚度差,甚至直接拉断。就像家里擀面皮,面皮越擀越薄,力道稍大就会破,发力偏了就会皱。正因如此,温度场的横向均匀性、锡液的对流扰动、拉边机的角度和转速,每一个参数的微小波动,都会被放大成玻璃板面的厚薄不均、翘曲,甚至导致整板报废。
我总结把玻璃做薄有四道难关:一是拉薄本身;二是微缺陷控制,一点气泡都不能有;三是熔窑、锡槽、退火窑这三大热工设备的设计制造;四是玻璃配方。此外,冷端切裁、输送、缺陷在线检测,每一环也都不能掉链子。
科研攻关没有捷径。为了过这几道关,我们只能扎根实验室和产线“两点一线”,反复迭代配方、窑炉、成型工艺和装备,靠成千上万次试验摸索,一点一点啃下这块硬骨头。
在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参观者拍摄一款柔性可折叠玻璃。新华社发(林秋锦摄) 跨越从论文到产线的“死亡谷”
记者: 2019年,国内首片8.5代TFT-LCD浮法玻璃基板下线,2024年底,世界首片8.6代OLED玻璃基板下线。高世代玻璃基板的研究和以往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彭寿: 电子玻璃基板的技术门槛远高于我们此前攻关的系列玻璃。它对玻璃内部纯度调控、板面平整度、极微缺陷控制的要求达到极致,微量杂质、微米级划痕、微小气泡,都会造成整块显示屏失效。
尺寸的跨越是首要难题,8.5代玻璃基板长2.5米、宽2.2米,相当于6个55英寸电视大小。此前团队攻关的触控玻璃虽然薄,但幅面远小于高世代基板。尺寸放大后,玻璃液在锡槽中的流动均匀性、温度场分布、应力翘曲控制难度呈指数级上升。
记者: 当时我国研究水平怎样?
彭寿: 2019年之前,8.5代TFT-LCD玻璃基板核心技术完全被美国、日本等少数几家企业控制,攻关之初国内该领域几乎是空白。
记者: 您曾给团队立下严苛标准。
彭寿: 是的,我曾立下标准,要求OLED玻璃基板不仅要大,更要薄、要净,6平方米的板面,微米级的缺陷都要消除。达到这个标准,难度极高。微米级比头发丝还要细,肉眼完全看不见。但它会导致后续制成的屏幕出现亮点、暗点,导致显示失真。
要达成这个目标,不能只靠某一道工序改良,必须是全系统管控:从源头把控高纯原料,杜绝杂质带入;优化高温熔制,减少窑炉耐火材料侵蚀;实现高精度成型,控制厚度均匀性;同时搭建千级甚至更高等级的洁净生产环境,严控环境粉尘。
在这个过程中,上千项工艺参数要精细匹配,通过一轮轮中试,溯源每一类微小缺陷产生的机理并逐项解决,才能达到大板面极致洁净的严苛标准。
记者: 中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彭寿: 是的。实验室做的是实验产品,实验产品要变成产业产品,必须经过中试。
中试,就是把实验室里“写论文”的方式做出的样品,放大成未来可以工业化生产的产品。过去我们的很多成果停留在写论文、发文章、做出一个实验品。
中试是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死亡谷”的关键一环。在这个环节小规模验证试错,可以避免大规模的浪费和损失,把发现的问题再推回实验室,反复验证、反复更正。
这就是以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再用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力推行中试基地建设的原因。
中试环节出错是很正常的,创新成果多是十年磨一剑,不是马上就能做成的。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十年磨一剑的坚守和容忍试错的雅量。
记者: 有没有遇到实验室“理想指标”与企业“成本红线”矛盾的时候?
彭寿: 我所在的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是一家转制科研院所。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我们在创新链、工程链、产业链三链融合方面摸索了一些经验:创新链支撑工程链,工程链落地产业链,产业链的需求再前置回来,引导创新链。一圈转下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才真的咬合在一起。
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解决实验室和工业化生产“两张皮”的问题。玻璃制造是重资产、长周期、高试错成本的行业。一条高端玻璃生产线,投资动辄十几亿元;窑炉一点火,连续生产不能停,技术路线选错了,代价巨大。下游的面板厂、半导体客户,对良品率的要求近乎苛刻,容不得你慢慢试错。
所以研发阶段就要有产业思维。不能只盯着实验室里的最优参数,还要同步想清楚很多内容。比如,工艺装备行不行?产线工况扛不扛得住?性能要达标,成本也要可控——这样的技术才能落地量产,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
记者: 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核心堵点是什么?
彭寿: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堵点在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过去这两者之间是脱节的。科研院所和大学更多在做兴趣性的研究,产业界则习惯“以生产来想”,遇到关键处需要创新时,二者没有连成一体。
现在我们要以应用场景需求为导向搞科研,把前沿研究和前沿需求融合发展,真正做到企业出题、科研答题、市场阅卷,形成闭环。
打通堵点,要靠建立创新联合体来推动。就像超薄柔性玻璃,下游显示企业提出,产业需要一种新材料,能抗弯、不折断,还要有一定强度。题目是下游厂家出的,落点是弯折试验、强度、平整度等一个个具体指标。我们科研人员通过一项项攻关把它做出来,企业得到迭代后新的材料,我们的研发取得进展。
抓住新材料产业的“风口”
记者: 未来五年,新材料产业最应该抓住的战略机遇是什么?应如何发力?
彭寿: 未来五年最大的机遇,就是AI驱动的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新材料是这一轮变革的重要底座。
第一,基础研究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往无人区闯;另一条腿,要围绕国家重大产业需求,解决一批底层科学问题。玻璃行业就有不少这种问题:特种玻璃的极限性能到底在哪里?玻璃和半导体的界面机理是什么?这些问题不突破,产业就摸不到天花板。
第二,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顶尖科研人才要培养,工程化、复合型人才也要培养,成果转化端缺人,成果就转不动。
第三,要打通产业链协同堵点。不能上游做原料的不懂下游要什么,下游做面板的不知道上游有多难。我们搞的是“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推动上下游真正坐在一起联合攻关,而不是各说各话。
第四,标准制定要抓紧。过去我们习惯跟着国外标准走,现在有些领域已经并跑,甚至领跑了,要主动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检测认证平台。谁掌握标准,谁就掌握产业话语权。
记者: 您曾预测“TGV玻璃基板可能将在‘十五五’末期变成一个上万亿元的新赛道”。
彭寿: 英特尔发布的报告曾提出,TGV玻璃基板将成为半导体封装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为什么偏偏是玻璃?因为算力越来越大,发热越来越高,尺寸越来越大。
玻璃基板具备绝缘性好、大尺寸、高平整、可拓展、成本可控等独特优势,更关键的是,它的热膨胀系数在3.5—5ppm/℃,和芯片基本匹配。
TGV玻璃基板带来的不只是半导体封装领域的技术革新,还会进一步延伸拓展到光通信、光互联等AI下游领域。随着算力爆发,AI芯片、光模块需求持续扩张,上下游设备、材料、封装协同拉动,市场规模会快速放大,极有可能成为撬动万亿级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记者: AI在材料研发中具体扮演什么角色?
彭寿: AI改变不了科研的规律,但改变了试错的方式。过去我们搞科研,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甚至十次、一百次的开炉实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AI方案来试错,成本更低、时间更短、效果更好。
举个例子。我们正在攻关的TGV玻璃原片,对介电性能、热稳定性、化学耐受性、热膨胀匹配度的要求极其苛刻,组分变量又多,靠人工一种一种去试,需要的周期我们无法接受。
但是,借助我们自主开发的玻璃AI大模型和仿真模拟软件,可以先快速筛选海量氧化物组分,模拟不同配比下的物化性能,预判析晶风险、缺陷倾向。现在真正需要开炉熔制验证的样品数量大幅减少,配方迭代周期明显缩短。
但AI终究是工具,替代不了科研本身。玻璃熔制机理的认知、样品烧制、中试验证、产线工况考核,都离不开科研人员的深度研判。
唯有通过AI赋能加速研发,由人主导科学机理研究与工程落地,人机协同才能推动新材料真正走向产业化。
记者: 您曾说“玻璃将重塑未来”,这在日常生活中将如何体现?
彭寿: 我常讲一句话:过去的玻璃还是玻璃、现在的玻璃不仅是玻璃、未来的玻璃是否还是玻璃。玻璃早已跳出传统建筑门窗范围,其应用形态正沿着一代汽车玻璃、二代光伏玻璃、三代信息显示玻璃向四代AI光电玻璃拓展。我认为,未来,玻璃将在电子、显示、能源、医疗等多个维度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未来电子领域,以TGV为代表的特种玻璃基板,将有力助推构建信息处理、传输、储存、交互的完整全链条,为AI算力、高速光互联提供核心材料底座。在未来显示领域,超薄柔性玻璃将支撑折叠、卷曲、透明等显示新形态,使未来显示无处不在。在未来能源领域,薄膜发电玻璃等持续开拓BIPV光伏建筑一体化、海水制氢、氢能交通、太空能源等应用场景,助力构建全新零碳能源体系,服务全球“双碳”目标。在未来医疗领域,新型功能玻璃将在组织替代、靶向治疗、脑机接口等智能精准医疗中得到应用。
可以看到,先进玻璃材料未来将持续打破我们对玻璃的固有认知,真正实现“玻璃重塑未来”。
记者: 对于有志于从事玻璃研究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彭寿: 我想送给青年科研人员四句话:敢于梦想、善于学习、勇于担当、乐于生活。敢于梦想,就是心怀家国,敢于瞄准“卡脖子”难题树立远大目标;善于学习,既要夯实理论功底,也要深入产业一线,在实践中学习;勇于担当,面对科研失败和技术难关,不回避、不退缩,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乐于生活,平衡好科研与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希望青年科研人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把论文写在祖国的产业线上。
编辑:王曼茜
审核:张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