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香港植物园的百年科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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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6-7 15:48

| 个人分类: 植物园历史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当海风掠过香港中环的林荫，如今游人漫步于 香港动植物公园（ 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 ，大多只将这座港岛最古老的公园视作休憩漫步的城市绿洲。鲜少有人知晓，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并非单纯因殖民休闲需求而兴建。在 19 世纪的时代帷幕下，一张横跨英伦、遍布英属殖民地的 帝国植物网络（ Imperial Botanical Network ） ，悄然点燃了植物探索的星火，改写了 “ 香港是贫瘠荒岛 ” 的刻板标签，也一步步推动着这座植物园从一纸构想落地为实体，成为近代东亚植物研究版图中关键的一环。

1 帝国植物网络的渗透与香港植物多样性的发现

故事的起点，定格在 19 世纪 40 年代。彼时，香港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外界普遍流传着 “ 贫瘠岩岛（ barren rock ） ” 的说法。在多数殖民者眼中，这座孤山怪石遍布、植被稀疏，不过是一座无甚自然价值的荒岛。但一批又一批随舰船到访的植物学者，用标本、手记与实地探索，率先打破了这一偏见，也让香港走入了 邱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 主导的全球植物视野之中 —— 邱园正是 19 世纪下半叶 帝国植物网络（ Imperial Botanical Network ） 的核心枢纽，由邱园两代园长 威廉・胡克 （ William Jackson Hooker ， 1785–1865 ）与 约瑟夫・胡克 （ Joseph Dalton Hooker ， 1817–1911 ）父子执掌，串联起全球殖民地的植物学者、植物园与科研机构，统筹植物探索、标本收集、物种培育与科研交流，是大英帝国海外植物资源整合的核心体系。

最早踏上这片土地开展植物探索的，是博物学者 理查德・布林斯利・欣兹 （ Richard Brinsley Hinds ， 1811–1846 ）。 1841 年，他随英国 “ 硫磺号（ H.M.S. Sulphur ） ” 战舰抵达香港，原本只是随行勘测，却在隆冬干旱的环境里，采集到近 140 种植物标本。初见香港时，他也曾认同外界 “ 荒芜萧瑟 ” 的印象，可深入山谷腹地后，丰富多样的低矮常绿灌木、错落分布的野生植被，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考察结束后， 欣兹 将全套香港植物标本与手绘草图赠予邱园，这也是 邱园 收藏的首批香港植物标本。不仅如此，他还在邱园园长威廉・胡克主编的 《伦敦植物学杂志》（ The London Journal of Botany ） 发表论文，向整个欧洲植物学界介绍香港独特的植物区系，让这座 “ 荒岛 ” 第一次以植物宝库的身份，出现在全球学者的视野里。

紧随其后的是驻军军官兼植物爱好者 约翰・乔治・钱皮恩 （ John George Champion ， 1815–1854 ）。 1847 至 1850 年驻守香港期间，他全身心投入野外探索，累计发现近 600 种 维管植物与蕨类植物。彼时香港尚无 标本馆 这类基础科研设施，他只能将采集的标本送往 锡兰佩拉德尼亚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Peradeniya, Ceylon ） 鉴定，而标本最终也辗转流入邱园标本馆藏。 钱皮恩 虽未亲自发表研究论文，但他的探索成果被整理刊发，文中直言： 香港的植被丰富度，远超出世人想象，诸多林木山谷仍藏着未被发现的新物种 。 1850 年，德裔英籍邱园受训植物学者贝特霍尔德・卡尔・ 泽曼 （ Berthold Carl Seemann ， 1825–1871 ）搭乘 先驱号（ H.M.S. Herald ） 勘测船途经香港，这位曾在邱园接受专业训练的学者，联合本地业余植物学者，总计记录到 773 种 植物。在他的考察报告中，他直白地指出：从海面远眺，香港山石裸露、草木稀疏，极易让人误以为这里毫无生机，但只要走近细查，便能发现其植物物种的数量与独特性，在同规模岛屿中名列前茅。

三位核心植物学者的接力探索，像三块基石，彻底击碎了 “ 贫瘠岩岛 ” 的固有认知。他们通过标本捐赠、论文发表、跨区域学术通信，将香港的植物多样性信息持续输入 帝国植物网络（ Imperial Botanical Network ） 。越来越多欧洲植物学者意识到，香港地处华南沿海，是窥探中国本土植物资源的天然门户，建立一座专业植物园，用于标本保存、物种培育与持续探索，已然迫在眉睫。于是， 兴建植物园的构想，正式从学界呼声转向殖民政府的议事日程 。

2 植物园的筹建与帝国植物网络的推动

早在 1847 年，香港皇家亚洲学会便率先提出建园设想，时任总督 戴维斯（ John Francis Davis ， 1795–1890 ） 积极推动，计划依托学会统筹植物园建设，聚焦博物学、地质学与植物学研究。但最大的阻碍始终是 经费 问题：英国殖民部长期拒绝动用殖民地财政拨款，方案屡次被搁置。 1848 年，政府中文秘书郭实腊牵头成立植物园委员会，多方联络英国本土园艺学会寻求资助，依旧收效甚微。 1850 年，有议员提议收购本地一处植被丰富的私人庄园改建植物园，又因资金短缺、缺乏专业管理人员而被否决。在这十余年间，传统研究多将建园停滞的原因，归结为香港殖民政府与英国殖民部之间的博弈，认为直至 1861 年殖民地财政好转、总督 赫拉克勒斯・罗宾逊（ Hercules George Robert Robinson ， 1824–1897 ） 将植物园定位为公共休闲空间后，殖民部才松口拨款。但回溯历史脉络不难发现， 帝国植物网络 的持续发力，是推动政策转向不可忽视的隐形力量。

进入 19 世纪 50 年代，香港的植物探索愈发活跃，专业采集者与本地业余植物学者形成合力。美国植物采集者 查尔斯 · 赖特（ Charles Wright ， 1811–1885 ） 、邱园外派的采集者 查尔斯 · 威尔福德（ Charles Wilford ） 先后到访，累计向邱园输送数百份香港植物标本；本地军医 威廉 · 奥雷利乌斯 · 哈兰（ William Aurelius Harland ， 1814–1868 ） 、炮兵军官 约翰 · 艾尔（ John Eyre ， 1822–1890 ） 等业余学者，常年上山采集，将种子、标本、植物手绘源源不断送往英伦。时任香港总督 约翰 · 鲍林（ John Bowring ， 1792–1872 ） 本身就是资深业余植物爱好者，长期与邱园保持密切通信。他清晰地认识到香港在帝国植物体系中的区位价值：这里不仅是植物科研站点，更是联通中国、东南亚的植物资源中转站。 1855 年，鲍林同时致信英国殖民部与 邱园园长胡克（ William Jackson Hooker ） ，一方面阐明植物园可服务染料、油料、造纸等产业，兼具科学价值与商业价值；另一方面恳请邱园派遣专业植物学家主持建园与后续管理，承诺将香港植物园打造为邱园在东亚的前哨站点，依托殖民网络收集东亚特色经济作物与野生植物。在鲍林的持续斡旋下， 1856 年，植物园修建方案终于获得殖民部原则性批准，可土地划拨、工程推进依旧步履维艰，鲍林直至 1859 年离任，都未能见证植物园落成。

继任总督 罗宾逊（ Hercules George Robert Robinson ， 1824–1897 ） 同样深耕植物领域，与邱园渊源深厚。他接手项目后，主动咨询英国园艺学家、墨尔本皇家植物园园长，敲定植物园选址、规划架构与管理人员选聘规则，还专门成立 植物园委员会（ Garden Committee ） 统筹施工。 1861 年，殖民部正式批复首笔 269 英镑建设资金，任命 托马斯 · 唐纳森（ Thomas Donaldson ） 为首位植物园 园长（ Superintendent ） 。因选址地形崎岖、多巨石陡坡，工程需要大量爆破作业，预算一再追加，先后增拨两笔款项保障施工。 1864 年 8 月，植物园部分园区率先对外开放，立刻成为市民休闲场所，晚间的乐队演出更是人气高涨； 1871 年，全部园区竣工开放，正式定名 植物园（ Botanical Gardens ） 。而就在 1861 年，邱园依托数十年积累的香港标本，由近代经典植物分类学家 乔治・边沁 （ George Bentham ， 1800–1884 ）编撰的 《香港植物志》（ Flora Hongkongensis ） 正式出版，全书记录 1056 种本地开花植物与蕨类植物。这部专著意义非凡：并非所有英属殖民地都能获得邱园专项编撰植物志的资源倾斜，此举直接印证了香港在 帝国植物网络 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植物园的存续与发展赋予了权威的科学背书。

植物园落成前夕，首任临时 园长托马斯 · 唐纳森 （ Thomas Donaldson ）离世，香港殖民政府再度求助邱园。约瑟夫・胡克（ Joseph Dalton Hooker ， 1817–1911 ）亲自推荐香港植物园首任专业 园长 查尔斯・福特（ Charles Ford ， 1844–1919 ）接任 园长 ，并明确下达指令：将 香港植物园（ Hong Kong Botanical Gardens ） 打造为中国植物研究的总据点。此后数十年，福特恪守这一定位，一边维护园区运营、服务市民休闲，一边牵头开展华南地区植物探索、标本收集、物种引种工作。至此， 香港植物园彻底融入帝国植物体系 ：对外，它是英国窥探中国植物资源的前沿科研站；对内，它是香港市民接触自然、享受绿意的公共空间。两种定位的碰撞，也让植物园在诞生初期长期游走于科研机构与休闲公园的双重身份之间。直至 20 世纪，邱园在英帝国体系中的影响力逐步衰退，植物园的科研属性慢慢弱化，才彻底转变为如今大众熟知的城市公园。 1975 年，植物园正式更名 香港动植物公园（ 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 ，增加动物饲养展示功能，延续至今。

3 结论：植物园的历史意义与双重身份

回望这段跨越三十余年的建园历程，一座城市公园的诞生史，也是一部近代全球植物网络的交流史。 “ 贫瘠荒岛 ” 的标签被植物学者的脚步撕碎，一座植物园在殖民博弈、科研探索、网络联动中缓缓成型。它不再只是冰冷的殖民建筑遗存，而是鲜活的历史切片： 19 世纪的植物学者，以舰船为路、以标本为媒，跨越山海构建起全球植物知识体系；而香港，这座滨海之城，凭借独特的生态区位，在时代浪潮中成为东西方植物交流的枢纽。

如今，当我们再次走进香港动植物公园，看见繁茂的草木、灵动的鸟兽，不妨记得这些背后的故事。每一株扎根于此的植物，每一份远渡重洋的标本，每一位奔走山野的学者，都曾在 帝国植物网络（ Imperial Botanical Network ） 的脉络里，写下属于近代植物科学，也属于香港的独特篇章。历史的绿意代代延续，而那些藏在花草之间的科学探索与人文过往，永远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植物园档案信息

中国 香港动植物公园 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City: Hong Kong , China

Provinc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ail Address: 雅宾利道，香港中环（ Albany Road, Central, Hong Kong ）

Website: https://www.hkzbg.gov.hk

Tel: (852) 2530 0154

Fax: (852) 2537 1207

Email: dmhkzbg@lcsd.gov.hk

延伸阅读

Ho, V., & Ho, N. T. W. (2024). Imperial botanical network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ong Kong Botanical Gardens. Hong Kong Studies , 4 (1),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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