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AI无法取代人，是一种“修辞性的安慰”吗？
2026年5月11日，NVIDIA的共同创始人暨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作为嘉宾，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发表演讲，其中说道："AI不会改变人类的目的，它只放大了人类的能力。"
这句话随即在各个平台广泛流传，被引用、被点赞、被当作对AI焦虑的权威回应。它不是黄仁勋的发明，而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思想套路之一的又一次表演：以一句听起来庄重而深刻的话，为一个根本没有被追问过的假设盖章背书。
然而，我们在此需要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句话里的"人类目标"，究竟指的是什么？
是牛顿在孤独的思想实验中试图理解宇宙力学的那种目标？还是一个深度成瘾者在凌晨三点为了找到下一剂毒品而在街头游荡的那种目标？是曼德拉在罗本岛的牢房里二十七年如一日守护的那种目标？还是一个靠散布仇恨言论换取流量的网红每天早晨醒来的那种目标？或是强奸犯、小偷的目标？这些人全都属于"人类"，他们全都拥有"目标"，但若说他们共享同一种值得AI无法替代、无法超越的"人类目标"——这句话究竟还剩下多少意义？
本文的作者徐贲认为，在一个AI“狂飙突进”的年代，对这类慷慨陈词，我们应当抱有怀疑和戒备。把"人类目标"当作一个统一的、天然高贵的概念来使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哲学上的懒惰，一种修辞上的取巧，更是一种对现实人类处境的系统性遮蔽。在AI面前，这种遮蔽不只是无害的空洞，更掩盖了人类更清醒的自我认识。
一句听起来很深刻的话，究竟在说什么？
"AI放大人类的能力，但无法取代人类的目标"——这类表述的结构，有一种内在的诱惑力。它区分了"工具"与"主体"，区分了"手段"与"目的"，暗示人类在意义层面永远居于优先地位，而AI只是服务于这种意义的精良器具。它的言下之意是：无论技术多么强大，人类始终是那个掌舵的存在，是那个决定方向的主体。
这个判断，乍听之下有其哲学依据。康德的目的王国告诉我们，理性存在者是目的本身而非仅仅是手段；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告诉我们，人类活动的终极指向是eudaimonia（福祉），是一种只有人才能追求的繁荣与善好。从这些传统出发，说"AI无法取代人类目标"，似乎是在重申一个古老而坚固的哲学立场。
但这里有一个论证滑动，一个悄无声息却影响深远的概念偷换：这些哲学传统所讲的"人类目标"，从来都不是泛指人类所有成员的所有欲望与冲动，而是指人类在其最高能力得到充分发展时所指向的那种目的性存在。亚里士多德非常清楚地知道，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活在对eudaimonia的追求之中；康德的道德主体，是理性能力被充分运用的存在，而非每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个体。用今天的话说，那些传统所捍卫的"人类目标"，是一种理想类型，而非一个统计学上的描述。
今天的AI话语，却把这个理想类型悄悄地普遍化了。它把哲学上的"有理性能力的存在者应当拥有的目的"，偷换成了"人类这个物种天然拥有共同的高贵目的"。这一偷换，使得"人类目标"这个概念同时获得了两种它本不该同时拥有的属性：既是普遍的（所有人都有），又是高贵的（因此优于AI）。而恰恰是这两种属性的同时成立，在现实中是无法成立的。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人类内部的巨大裂缝：人类从未是一个统一的主体
让我们直面一个长期被礼貌性地回避的事实：在认知能力、道德结构、意志力、反思深度与存在目标上，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物种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
狼群中的不同个体，在行为模式、社会角色和本能驱动上的差异，是有限的。但牛顿与一个在街头毫无目标地游荡的人，爱因斯坦与一个靠点击诱饵获取广告收入的内容农场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一个终生只追逐赌博快感的人——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只是能力的高下，而是存在形态的根本不同。前者生活在一种持续的、对自身与世界的反思性参与之中；后者则可能从未真正离开过神经奖励回路的即时驱动。
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十九世纪便已观察到人类能力分布的极端不均匀性，尽管他随后推导出了极端错误的政治结论。但撇开那些结论不谈，那个基本观察本身具有持久的有效性：人类不是一个均质的物种，而是一个内部高度分化的生物集合，且这种分化不只体现在智力上，更体现在道德复杂度、自我意识深度、延迟满足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目的的能力上。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个世纪前便描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意识形态：一种是"健全的灵魂"（healthy-minded soul），在清醒的自我意识中与世界建立稳定的关系；另一种是"病态的灵魂"（sick soul），被本能、欲望与外部刺激所驱动，在反应性存在中度过一生（James, 1902）。詹姆斯没有把后者排除在"人类"之外，但他非常清楚，这两种存在形态在质地上是根本不同的。把它们都归入同一个"人类目标"篮子，是一种分析上的失败。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目标不等于价值：一个被系统性忽视的区别
"人类拥有目标，AI没有目标，因此人类优越于AI"——这个推论，隐藏着一个从未被检验的前提：拥有目标本身，自动赋予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性或存在上的价值。
但稍加检视便会发现，这个前提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工程师拥有极其清晰、极其坚定的目标：建立一个种族纯洁的千年帝国。他们的目标性不可谓不强烈，他们的方向感不可谓不明确，他们对自身使命的主观感受不可谓不真实。ISIS的招募者拥有目标，连环杀手约翰·韦恩·盖西在杀戮中拥有某种扭曲的满足感和目标感，大规模金融欺诈者伯纳德·麦道夫在数十年的骗局中维持着极度清醒的目标意识。"拥有目标"这个事实，在道德评价上完全是中立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强烈的目标感只是意味着更强大的作恶能力。
因此，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这个存在是否拥有目标。而是：这个目标建立在什么样的意识结构上？指向什么样的存在图景？经过了怎样的反思与自我检验？
哲学传统对此有过深刻的区分。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低级快乐"与"高级快乐"，认为只有充分发展了理性能力的人才能真正体验后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继承并深化了这一区分，提出"宁愿是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是满足的猪"（Mill, 1863）——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明确承认了人类内部的存在质量差异，拒绝把所有"满足"或所有"目标"视为等价。
我在《孤独简史》和《孤独、空虚与无聊》这两本书里都强调，孤独、空虚和无聊都是人类特有的感知，我们甚至可以说，"AI放大人类的能力，但无法取代人类的孤独、空虚和无聊"。但这样的陈述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以孤独为例，可以是尼采式的孤独，帕斯卡式的孤独，卡夫卡式的孤独，梵高式的孤独。这些孤独与反思、自我超越、精神深度、创造性有关。有些文明中的伟大思想，本来就诞生于与群体的疏离之中。
但同样真实的是：孤独也可能只是社交失败，精神贫瘠，成瘾后的空洞，无法建立关系，长期被算法娱乐系统侵蚀后的麻木。现代社会中大量“孤独”，并不自动意味着深刻。它甚至可能恰恰意味着主体性的崩塌。很多人不是因为思考世界而孤独，而是因为已经失去了进入真实关系与真实意义的能力。
于是，“孤独是人类独有的”这种说法，立刻就会变得极其模糊。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极端处境中发展出的意义治疗学，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分：他所说的"意义"，不是任意一种目标或欲望，而是一种在痛苦与自由之间经过深度反思后形成的存在性承担（Frankl, 1946）。这种意义，与"我想要下一次多巴胺刺激"意义上的"目标"，在本质上属于不同范畴。把两者都称为"human purpose"，是对弗兰克尔整个思想遗产的粗暴简化。
然而，上述哲学区分，虽然深刻，却有一个共同的局限：它们都是在规范性框架内运作的，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标"应当"被视为高贵，却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人类在生物层面上会产生如此不同的目标形态，以及这种差异是如何从我们的进化历史中涌现出来的。要真正理解"目标"的深层结构，我们需要走出书房，进入演化生物学与进化心理学的领域。
《孤独简史：从古希腊到AI时代的人文解读》
作者:徐贲
版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6年6月
目标的生物学根基：进化心理学的视角
在进化心理学的框架下，"目标"不是一个哲学上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具有明确生物功能的心理机制。人类之所以会产生目标感，不是因为我们是"理性动物"，而是因为目标性思维在演化史上提供了巨大的适应优势。
心理学家艾特肯森（John Atkinson）和后来的埃莱诺·麦奎尔（Eleanor Maguire）等人的研究揭示，人类的动机系统在神经层面上是一种整合机制（integration mechanism）：它把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过去的奖惩经验、当前的环境信号、对未来状态的想象——整合为一个具有方向性的行动倾向（Atkinson, 1957; Maguire et al., 2000）。从这个角度看，"目标"是大脑用来协调跨时间行动的计算工具，它使人类能够为了未来的收益延迟当下的满足，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维持一致的行为方向。
但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进化并没有设计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目标形成机制，而是设计出了多种高度情境依赖的目标生成模式，它们在不同的环境压力下被激活，产生质地根本不同的目标。
其中最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是进化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生命史理论最初来自生态学，用于解释不同物种如何在生存与繁殖之间分配有限的能量资源。后来，这个框架被进化心理学家扩展到解释同一物种内部的个体差异，包括人类（Belsky, Steinberg & Draper, 1991; Ellis et al., 2009）。
其核心洞见是：面对不同的环境条件，生命体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资源分配策略，这些策略深刻影响着个体的认知风格、时间偏好、冲动控制能力，乃至目标形成方式。
所谓"快策略"（fast life history strategy），是在高不确定性、高死亡率、资源稀缺且不可预测的环境中演化出来的应对模式。在这种环境下，为未来延迟满足是一种糟糕的赌注——因为未来充满风险，明天你可能已经不在了。快策略因此倾向于：强烈偏好即时奖励，缩短时间折扣率，优先追求当下可见的收益，快速繁殖而非长期投资。在目标结构上，快策略产生的是短期、具体、与即时需求直接绑定的目标形态：今天的食物、当下的地位、眼前的性机会、立刻的安全感。
所谓"慢策略"（slow life history strategy），则是在相对稳定、可预测、资源充足且有社会保障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模式。在这种环境下，延迟满足是有回报的：投资于学习、技能、关系和长期计划，能够带来更大的未来收益。慢策略因此倾向于：更强的冲动控制，更长的时间跨度，更高的认知复杂度，以及——对我们的讨论至关重要的——能够形成跨越更长时间轴、更抽象、更经过整合的目标结构（Figueredo et al., 2006）。
这两种策略，在人类个体中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连续谱系。但它们的存在，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了一个哲学家们通常只从规范角度讨论的现象：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形成长远的、整合性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目标，而有些人则似乎永远被即时冲动所支配？
答案的一部分，不在于个人意志的强弱，而在于个体的发育历史、早期环境经历，以及由此塑造的神经与心理系统的基本架构。
《孤独、空虚与无聊：AI时代人类的意义危机》
作者:徐贲
版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6年6月
早期逆境如何塑造目标形态：压力加速理论
贝尔斯基（Jay Belsky）及其同事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童年逆境对生命史策略的深刻影响（Belsky, Steinberg & Draper, 1991）。在资源匮乏、照料不稳定、充满威胁与不可预测性的早期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其神经系统会被"校准"（calibrated）为快策略模式：更高的压力反应性，更低的冲动控制能力，更强的即时奖励敏感性，以及更短的时间折扣率。这种校准，在原初的进化环境中是适应性的——在危险的环境里，对即时威胁和奖励做出快速反应，是生存的关键。
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校准与环境要求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错配。现代经济与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是为慢策略设计的：它奖励延迟满足、长期规划、抽象思维和冲动控制。那些在早期逆境中被校准为快策略的个体，进入这套系统时，面对的不只是能力上的劣势，还是一种更根本的目标形态上的不匹配——他们的神经系统在设计上就更倾向于追求短期、具体、即时的目标，而非那种跨越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抽象目标。
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当我们谈论"人类目标"时，我们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在生物学与发育心理学层面就已经高度异质的现象。那些能够形成"反思性、整合性目标"的人——哲学家们所推崇的那种目标——在相当程度上是那些被早期环境"许可"发展慢策略的人。而那些被早期逆境驱入快策略轨道的人，他们对即时目标的追求，不只是意志力软弱或价值观错误的结果，还是一种深刻的、被环境塑造的神经适应性反应。
把所有这些人都塞进"人类目标"的同一个篮子，不只是哲学上的粗糙，更是对发育不平等的真实机制的彻底无视。进化心理学的框架，还给了我们一个更精确的工具，来区分真正意义上的"目标"与单纯的欲望冲动。这个区分的核心，在于"动机整合"（motivational integration）的程度。
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Edward Deci）和理查德·瑞恩（Richard Ryan）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提供了理解这一区分的最有力框架（Deci & Ryan, 1985）。他们把人类动机从外部到内部区分为一个连续谱系：最外部的是纯粹的外部强制（为了避免惩罚而行动），然后是内摄（introjected）动机（内化了外部规则，但仍作为外来的"应该"运作），再到认同（identified）动机（真正认可某个目标的价值），最后是整合（integrated）动机——那种最高层次的状态，在这里，目标已经被完全吸收进个体的自我认同和价值体系，与其他目标、价值和自我理解形成了连贯的整体。
整合性动机的核心特征，是它在动机系统内部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它不是孤立的欲望冲动，而是与个体的其他深层价值、长期计划和自我理解相互支撑、相互检验的。当一个物理学家追求理解宇宙的目标时，这个目标与他对知识的热爱、对诚实的承诺、对精确的追求、对科学共同体的归属感，形成了一个彼此强化的价值生态。这个目标不只是"他想做的事"，还是"他是谁"的核心构成。
电影《黑客帝国》剧照。
相比之下，毒品成瘾者的目标——获得下一剂毒品——在动机系统内部是高度分裂的：它与个体其他层面的价值（健康、关系、自尊、未来）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被个体自身的一部分所排斥，却被另一部分所强迫性地追求。它不是整合性的，而是强制性的。用德西和瑞恩的语言，它是最外层的、最缺乏自主性的动机形式，即使它来自内部。
这个区分，提供了一个比单纯哲学规范更有解释力的标准：真正意义上的"目标"，不只是任何一种指向性冲动，而是那种在个体动机系统内部实现了高度整合的、与自我认同深度联结的行动方向。它的对立面，不只是"坏的目标"，而是一种更根本的动机碎片化——个体被各种相互冲突的冲动所撕裂，无法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维持一致的行动方向。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目标"这个概念的问题，不只在于不同人的目标在道德价值上天差地别，更在于不同人实际上处于根本不同的动机整合水平——有些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性的目标，而有些人则生活在一种慢性的动机碎片化状态中，被各种即时冲动所驱使，从未在更高层次上将它们整合为一个连贯的自我方向。
现代系统如何批量生产空洞的“目标”？
有了上述进化心理学与动机理论的背景，我们可以更精确地理解现代技术系统对人类目标形成能力的破坏。
现代技术系统——社交媒体算法、推荐引擎、成瘾性游戏设计、点击经济——正在以工业化的规模批量生产一种特定类型的"目标"：那种能够产生即时神经反馈、不需要深度反思、可以被精确预测和操控的欲望反应。这些系统的设计目标，从来不是帮助用户形成整合性的人生目标，而是让用户的注意力和行为尽可能地可预测、可量化、可变现。
从生命史理论的角度看，这些系统正在做的事情，是系统性地激活和强化快策略模式。它们通过可变奖励时间表（variable reward schedules）——这正是斯金纳箱最有效的操控机制——持续刺激即时奖励系统，训练用户的神经回路偏向于更短的时间折扣率，更高的即时满足敏感性，以及更低的冲动控制阈值（Zuboff, 2019）。这不只是让人分心，更是在神经可塑性的层面上，持续地、方向性地重塑用户的动机架构，使其更倾向于快策略。
从动机整合理论的角度看，这些系统所生产的"目标"——获得更多点赞、触发更强的情绪反应、寻找下一个引爆愤怒的内容——是高度去整合的（disintegrated）：它们不与个体的深层价值相联结，不经过自我认同的过滤，不在跨时间的自我叙事中占据有意义的位置。它们是动机层次谱系最外端的冲动反应，却被系统设计成感觉像是"真实的自我表达"。用德西和瑞恩的语言，这是一种精巧的自主性幻觉：人以为自己在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实际上只是在响应系统精心设计的奖励结构。
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描述了这种新型权力结构的本质：它不是通过强制命令来控制人的行为，而是通过预测和塑造人的欲望来影响人的行为（Zuboff, 2019）。但在动机整合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种控制之所以如此有效，正是因为它精准地利用了人类动机系统中最易被外部操控的那一层——即时奖励反应——而绕过了那些需要时间、稳定性和反思性环境才能发展的更深层整合机制。
斯金纳箱（Skinner box）是行为心理学的经典实验装置：通过精心设计的奖惩机制，可以使动物产生高度稳定、高度可预测的行为模式。今天的数字平台，就是为数十亿人类用户建造的精良斯金纳箱——只不过奖励不是食物颗粒，而是点赞、关注、愤怒共鸣与认同感。这里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悖论：在这种处境下，"AI无法取代人类目标"这句话在字面意义上仍然成立——没有哪个AI直接命令你去追求某个目标——但它在实质意义上已经接近于空话，因为那些人类目标本身，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AI驱动的系统所生成和塑造，且恰恰是在动机整合最薄弱的层面上被操控的。
肖莎娜·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
“人类尊严”作为修辞性安慰剂
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那类"AI无法取代人类目标"的宏大宣言，在今天具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尽管它在哲学上如此空洞，在生物学上如此粗糙。它的力量，不来自于它的描述准确性，而来自于它的心理防御功能。
面对AI在认知、创造、推理、乃至审美判断上的快速进展，人类感到了一种深层的存在性威胁。如果机器能够写出美丽的诗歌，能够诊断复杂的疾病，能够在围棋与象棋上完败人类最伟大的棋手，能够生成令人信服的哲学论证——那么，人类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
于是，"人类目标"这个概念被急忙召唤出来，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它的逻辑是：无论AI能做什么，它没有真正的目的，没有真正的意义感，没有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人类有。因此，人类仍然是存在之链上那个特殊的、不可替代的环节。
但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更精确地指出这个论证的问题所在。它不只是在哲学上偷换了"理想类型"与"统计描述"，不只是在道德上混淆了"拥有目标"与"拥有有价值的目标"，更是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上完全忽视了目标形成能力本身的巨大个体差异。它把那些处于高度动机整合状态、采取慢策略、能够形成跨越长时间轴的连贯目标的少数人，与那些在动机碎片化状态中被快策略驱动、被即时奖励系统所捕获的多数人，统统装入同一个"人类"的袋子，然后宣称这个袋子作为整体优越于AI。
这不是一个论证，而是一种安慰。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描述了事实”，而在于它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恐惧。它试图通过定义一种虚构的、统一的“人类尊严”，来抵御技术对主体性的侵蚀。它其实是“修辞性安慰剂”，因为它不敢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AI 面前，有些人依然是“主体”，而有些人已经变成了算法喂养下的“生物零件”。
尼采在一百五十年前便警告过一种类似的修辞操作。他把那种用普遍化的道德语言来掩盖真实差异的做法称为"畜群道德"（herd morality）——它把所有人的存在拉平为同一个层次，以"人类"的名义抹去了个体之间在精神深度与意志强度上的根本差异（Nietzsche, 1886）。萨特的存在主义提供了另一个角度：他坚持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并不具有预先给定的本质（Sartre, 1945）。存在先于本质，意味着每个个体必须通过自己的选择与行动来定义自己的存在意义。那些援引"人类目标"来对抗AI的人，恰恰在做萨特最反对的事情：把责任推给一个虚构的本质，以逃避每个个体必须独自面对的存在性抉择。
如果我们愿意放弃"人类目的"这种空洞修辞，真正直面AI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会看到一幅远比那些宏大宣言所描述的更为复杂、也更为严峻的图景。
AI与数字系统的普及，并没有平等地增强所有人的主体性。恰恰相反，它在以惊人的效率，扩大人类内部早已存在的动机整合差异。
一小部分人，正在用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强自己的思考能力、创造能力与认知深度。他们用大型语言模型加速研究，用数据分析工具发现以前无法发现的模式，用自动化工具解放时间去做更需要深度判断的事情。对这些人来说，AI确实是一种能力的放大器，而他们也确实拥有值得被放大的目标——那些经过高度整合、具有内在一致性、指向某种超越即时满足的目标，那些在生命史理论意义上属于慢策略驱动的目标。
但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人群，正在被同样的技术系统推向相反的方向。推荐算法持续强化快策略激活，使他们的时间折扣率越来越短；社交媒体的情绪经济维持着一种慢性的高压力状态，而慢性高压力，恰恰是触发快策略模式最有效的环境信号之一（Ellis et al., 2009）；成瘾性产品设计系统性地侵蚀冲动控制能力，而冲动控制正是慢策略目标形成的核心心理资源。这些人并没有被技术消灭，他们仍然存在，仍然行动，仍然拥有"目标"——但那些目标，越来越是快策略模式下的碎片化冲动，而非慢策略模式下的整合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