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背后的加减法：大豆自给率的综合施策方案
■本报记者 李晨
一粒大豆，牵动着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2022年，中国大豆自给率仅为17%。近日《自然-食品》发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智慧农业创新团队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完成的研究发现，如果什么都不做，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下滑：到2030年降至14%，2050年只有12%。
该研究系统梳理了1961年以来我国大豆消费演变，构建面向2030年和2050年的需求预测模型，设置盐碱地利用、生物技术、健康膳食转型三个政策杠杆的64种情景组合。最终发现，三端协同推进，可把自给率从2022年的17%提升到2030年的74%、2050年的80%。
一个消费驱动型难题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吴文斌告诉《中国科学报》，60多年来，中国人均蛋白摄入量增长了近10倍。这意味着肉蛋奶等动物源食品消费大幅增加，而生产这些动物源食品高度依赖大豆作饲料。
具体来看，人均大豆需求从1961年的9.5公斤猛增到2022年的84.1公斤。其中，直接消费（豆腐、豆浆等）一直稳定在每人每年4至6公斤，占总需求量的4%；而间接消费（动物饲料）的占比从54%飙升至94%。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孙晶告诉《中国科学报》，国内大豆生产增长缓慢，60年间仅增长了3.2倍。再加上国内大豆种植比较收益偏低、国际市场价格优势明显，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贸易格局变化，共同推动了中国对进口大豆的依赖，最终导致到2022年自给率仅有17%。
“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核心的驱动因素是膳食结构转型带来的饲料需求激增。”论文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陆苗解释说，猪肉一直是对大豆需求的最大户，相关需求从每人每年1.9公斤增长到30公斤；同时，牛肉相关的大豆需求增长了65.6倍，份额从2%扩大到17%，成为拉动大豆需求的新增长点。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首先得保证玉米、小麦、水稻这些主粮作物的生产。”陆苗说，近些年城市扩张，农田面积在减少，国家为此提出了18亿亩耕地红线。“这意味着大豆的种植面积，尤其是大规模扩种的空间十分有限。”
同时，生物育种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指望短时间内单产出现跨越式提升。“单靠生产端的某一种措施想大幅提升大豆总产量，难度极大。”陆苗说，大豆自给率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本质上是个消费驱动型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生产不足。
左右自给率的三个变量
国产大豆蛋白质含量较高，更适合直接食用；而进口大豆出油率高，更适合榨油，剩下的豆粕用作饲料。然而，国产大豆除东北（特别是黑龙江）有成规模种植外，其他地区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饲用需求。
对于粮食安全而言，这种内外分工的格局既是缓冲垫，也是软肋。孙晶说，作为缓冲垫，它让我国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借助国际市场满足了巨大需求；而作为软肋，它让国家大豆供给高度依赖巴西和美国，肉类消费需求背后的大豆多依赖进口豆粕，对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如果完全靠国内生产弥补上亿吨大豆需求的缺口，需要新增7亿至8亿亩耕地，几乎是全国耕地面积的1/3。然而，目前我国耕地以大田粮食作物为主，大豆扩种潜力极其有限。“所以我们重点考虑了盐碱地改良这项政策。”吴文斌说，当前我国具有农业开发潜力的盐碱地面积约1.85亿亩，国家也正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科学有序地推进盐碱地改良。同时，耐盐碱大豆品种选育已取得突破，像中豆87、中豆89以及科豆35等品种已进入审定程序，其亩产300公斤上下。
为此，他们提出了80%以上大豆自给率的目标，这是兼顾生产和消费两端后得出的可行目标。在影响因素解构上，他们设置了盐碱地利用、生物技术、健康膳食转型三个维度的政策杠杆，构成了64种情景组合。
经过他们的测算，单看上述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天花板”效应。例如，单看生产端，盐碱地修复每提高10个百分点实施强度，自给率约提升1.4%；生物技术推广每提高10个百分点约提升1.0%；两个生产端政策叠加到100%，2030年自给率也只有49%。
又如，单靠消费端也不行。健康膳食转型单独实施到100%，2050年自给率也只能达到23%左右。虽然健康膳食转型能把总需求从1.61亿吨压减到2050年的0.85亿吨，但如果生产端不扩张，自给率依然上不去。
坚持科学、系统、可持续的执行
“单项政策都是偏科，必须组合施策。”孙晶说，膳食结构转型挑战巨大，它涉及几代人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破题关键在于多方协同。
孙晶指出，三项政策落地都有国家的长期稳定支持，但也都面临阻力。比如，无论是盐碱地改良还是育种技术都相对完善，但在规模化推广前，仍需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简化技术等方面持续攻关；而膳食结构涉及饮食习惯，只能通过鼓励来逐渐转型。
陆苗介绍说，轻、中度盐碱地改良成本约为每公顷1250至12500美元。总投入看似巨大，但中国2000至2024年大豆进口支出累计已超过3800亿美元，相比之下改良投资的经济账是算得过来的，成本可在1至2年内通过减少进口来收回。
推动居民向健康膳食转型，涉及营养指南、食物补贴、餐饮文化等方面，孙晶表示，单纯靠农业部门确实“够不着”，也推不动。“这件事需要多部门协同。在顶层设计上，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导，负责膳食指南的制定、宣传推广和健康效益评估；在具体执行上，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须协同攻关。”
吴文斌说，短期内靠盐碱地改良和生物育种“做大分子”稳住基本盘，长期则必须靠膳食转型“调分母”来彻底扭转供需失衡的大趋势。以大豆为饲料的红肉（牛羊猪肉）消费增加，导致三高等疾病发生率高。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倡少食红肉，多食牛奶、鸡蛋、禽肉和鱼肉，这样做不仅有益健康，还能减少大豆消费。中国正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如果能把大豆消费引导与降低医疗负担结合起来，政策推力会大很多。
结合2019年大豆振兴计划以来的实践，吴文斌还建议，坚持科学、系统、可持续的执行，不能“一刀切”，要分阶段进行；建立长效经济激励机制，把政策效益外部化转化为跨部门合力。比如，膳食结构改善可以节省巨额医疗支出，用来反哺农业转型，形成健康中国与粮食安全的良性循环，为政策源源不断地提供跨部门支持。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3016-026-01378-1